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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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后的胜利。随着新领导人在邓小平指引下加速前进，在未来的岁月里，各个领域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邓小平的领导特征

　　　　邓小平是现代中国许多不寻常方面的唯一领导人。

　　　　例如，他两度被罢免，两次给毛泽东和华国锋写信，要求复职。

　　　　１９７３年他复职以前，曾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有一个为国家工作的机会。毛泽东把信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传阅。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周恩来住院期间，邓小平卓有成效地管理军务（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党务（担任党的副主席）

　　　　，并担任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日理万机，成为最忙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仅次于毛和周的第三号人物。林彪倒台以后，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全面整顿工作。他和“四人帮”对着干，和他们发生了冲突，得罪了他们，因而这导致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他第二次下台。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立即写信给当时的总理华国锋，要求重回政府工作。华在处理他的申请问题上很谨慎。于是，邓又一次给华写信。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势不可挡。

　　　　１９７７年，华国锋除了让邓复职外已别无选择。

　　　　……

　　　　邓小平是怎样得到这个唯一的领导职位的呢？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这是个命运问题，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历和地位，较之后来被清洗的政治家如前北京市市长彭真、前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等都要丰富和优越；第二，他属于参加过长征的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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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辈，他的年纪却不大，这就使他具备了作为又年轻又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家的条件，因而最能博得比他小的人的忠诚与尊敬；第三，由于邓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

　　　　，并因此遭到清洗，刘少奇那时是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但刘死得太早；第四，邓小平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莫须有罪名打倒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为他们恢复和安排了以前的或新的职务，因此，他受到高度的拥护。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因为好几百万领导干部正等待着恢复名誉和职务。他用赔偿现金的办法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侮辱人格和毁坏财产的做法，这种做法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作为纠正政府错误做法的结果，邓小平的政治威信在公众的欢呼声中树立起来；第五，邓小平和党、政、军内的极左派及其影响作斗争，赢得了许多像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

　　　　迫害的个人及团体的感激。否定“文化大革命”

　　　　，其结果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最后，邓小平为最终有利于实现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革命目标，他采取了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及加强共产党政权的新政策，这是他作为一位老革命家，赢得名望和政治才能的一个源泉。

　　　　邓小平的领导特征，可能来自这样的背景：他是２０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的法国生活几年的经历；１９４９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

　　　　，１９７４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１９７８年中美两国外交大门正式打开后，作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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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腕人物”

　　　　，邓小平立即作为美国政府的国宾访问美国。这样，邓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对全国人民代表宣布了四个现代化，这代表了邓小平的纲领，同时也得到了党内稳健派的支持。

　　　　１９７５年，周恩来住院的最后期间，极左派发动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反对周—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又一次说明邓小平是一个为了改革和国家利益而情愿付出一切政治代价的对抗主义者。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恩来作为中国危急时刻的管家，是一个为了使党和政府内部各派之间意见一致而准备付出任何个人代价的协调者。

　　　　当代中国的革命领袖们如果能以他们在自由、平等、民主、物质进步、和平及政治稳定方面的成绩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成就，仅在华国锋解职后的几年中，就非常引人注目。

　　　　他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的进步上，还表现在人民的精神面貌上。很多方面表明，邓小平是唯一能经受各种挑战的领袖人物。

　　　　虽然在１９７８年以前，邓小平还不能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相媲美，但在最近的５年中，他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以前，他就因为这一点而出名。他过去的政策观点很有名。大约３０年前，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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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总书记时，在一篇报告中说：“我国是一个有６亿人口的国家。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团结这么多的人是一项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个团结，我们必须同所有的人协商共事。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那时，他正反对毛泽东大办农村公社的“大跃进”的建议。很久以前，邓小平就认识到，中国幅员辽阔，一个遥远的中央政府全盘控制是不行的。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这恰恰是近８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农民们在中央政府尚未制订正式政策之前就分了公社的地。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区别在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是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观念方面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为了做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邓小平认真考虑并采纳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邓小平把纪律与自由相结合，是为了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如果把他看作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革命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将更容易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真正代表。

　　　　邓小平领导特征的另一方面是偏爱组织处理，他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党务工作者，他经常在八路军中的各部门代理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也仍然如此。在这样的职位上，他必须作出不仅能代表上级党组织而且又能得到同级军事指挥官支持的决定。

　　　　中层机关里的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工作经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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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养成了决策制度化的习惯，同时，他也了解和熟悉军事指挥员。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期间，情况更是如此。当时他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和野战军指挥员一起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地区，以后又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直至在这一地区取得彻底胜利为止，他实际上行使了最高权力。国内战争这几年，有助于他在军队中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也有助于密切他和野战军将领的私人关系。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前后，这些将领曾支持他重返党政部门工作。对他作为今日中国的“舵手”来说，这些独特的历史背景特别有用。

　　　　邓小平领导的第三个特征是，他从不在党、政、军任何部门搞自己的小宗派。这一点为党的领导集团所公认。邓像周恩来一样，十分尊重各级政府官员。他到处都有忠实的朋友和下级，但不是小集团联盟。毛泽东去世后，在他争取复职的斗争中，他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因为他在党内的影响，他的才华和他的主张所形成的。他比周恩来更具有地方和中央各级政府机关的实际工作经验。

　　　　５０年代初，他刚从西南调到中央，在周恩来手下担任财政部长，并担任党的总书记。

　　　　自那时起，他就以头脑敏捷、口才出众、具有管理天才而著称。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免职为止，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有２０余年（原文如此——译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有他这样丰富的经验。

　　　　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样比不上他。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怂恿毛泽东解除了邓的职务，以邓小平的丰富经验和管理才能，无疑是周恩来理想的接班人。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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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了愤怒，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要求为周和邓昭雪的暴力事件。

　　　　邓小平领导特征的第四个方面，是他取得对华国锋斗争的胜利后，牢牢地把握住了领导集团。自那以来的新政治环境，使得邓小平第一次能对所有重要决策作最后的仲裁。和毛泽东一样，他是所有事情的决策者，但他身上没有个人崇拜。实际上，他更愿意依照部下不同的组织能力，将决策权交给他们，从而为自己留出大部分时间来考虑战略、人事、改革目标和机构调整等问题。总之，他处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顶峰，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决策环境，毛泽东还未曾有过。

　　　　另一方面，周恩来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地作出过主要的和独立的决策，他仅仅是巧妙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并认真负责地贯彻已作出的决定。相形之下，邓小平却能否决已经作出的决定，并公之于众。出于他的意志和政治需要，邓小平显然不愿意在党和政府中任职，这样，在权力交接时，就可以使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退休。他始终关注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进行集体决策。这样，洛德·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和极权都导致腐败”

　　　　，就不一定适用于邓小平，至少邓以前不适合这一名言。非常明显的一点是，邓小平不会让自己成为第二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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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代内什：

　　　　邓小平的改革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受益

　　　　巴拉奇·代内什是匈牙利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国外名记者之一。他较长时间在中国从事采访和报道，对我国情况比较熟悉。

　　　　自１９７３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目睹了邓小平复出与再次被打倒，接着又再次复出的过程，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从而对邓小平产生了高度的敬意，对研究邓小平实践和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多方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邓小平》一书，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邓小平的光辉生平和一些主要思想。

　　　　该书中译本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

　　　　下面的文字是从中译本中节录的。

　　　　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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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

　　　　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