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30部分

　　　　在控制下层民主运动的同时，邓小平也在上层巩固他对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所有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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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派”

　　　　的人从权力位置上撤换下去，并换上他所信任的人员。

　　　　１９８０年２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凡是派”的多数成员被撤了职，其中有汪东兴。直到１９７６年逮捕“四人帮”时，他一直是中央警卫部队的首脑。还有原来大寨大队的领导人陈永贵，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跃居政治局委员。

　　　　“极左分子”担任的职务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右派分子”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接替。为刘少奇平反，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潮流，这位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最突出的列宁主义者在死后又被恢复党籍，“文化大革命”

　　　　对刘少奇的清洗被指控为“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不久，在一种彬彬有礼，但却十分重实效的气氛下，华国锋正式在政治上倒台。……

　　　　１９８０年９月，他正式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以让位于邓小平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赵紫阳。

　　　　而在同年年初，决定恢复党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曾领导过这个机构，后来被毛泽东废除）

　　　　，华国锋本来就没有实权的党中央主席职务已纯粹成了一个空名。邓小平最亲密的追随者胡耀邦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

　　　　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默默地放弃了党的主席职务这一空名。在这次会议上，党还作出了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一年后，华国锋又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随后便仅仅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３４８名委员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这是安排给这位毛泽东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一位接班人的荣誉位置。

　　　　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已有４０００万之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一手创造的政治新秩序奉为神圣。

　　　　邓小平称这次大会是自１９４５年以来党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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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批准了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很快便开始了部分改革）及党的人事变动。胡耀邦总书记被确认为党的领袖，废除了党的主席一职，这使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与苏联共产党十分相似，……

　　　　大会指责许多基层党员具有极左倾向，极左一词现在被广泛用来指对执行邓小平的政策缺乏热情或缺乏效率。尽管邓小平宁愿在幕后领导党，安排自己的信徒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但是，在１９８１年，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也确实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怀疑。

　　　　毛泽东评价问题

　　　　邓小平建立后毛泽东的秩序不仅需要清除他的政治对手，启用忠实于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而且还需要破除对毛泽东的神话。……毛泽东曾预言，未来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

　　　　，而他的继承人则决心证明，决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这不仅因为，已故的主席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对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对这位他们与之长期共事的前领导人个人怀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正是出于这些历史的和政治方面的考虑，１９８０年夏，当党的高级领导人起草关于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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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一次很能反映邓小平心境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要对毛泽东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同时提醒人们说，否则，“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

　　　　但是，邓小平的目的并不是把毛泽东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对待。邓小平恰恰是要通过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区别开来以拯救历史上的毛泽东，尽管他现在所拯救的是一个声誉已大大降低并且也像普通人那样犯过错误的毛泽东。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分开是通过区别“错误”与“罪行”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区别是１９８０年夏天由邓小平决定的。

　　　　……邓小平的许多意见都强调要“肯定”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并批评他的政治思想错误。虽然有一些党的干部（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对毛泽东抱有怨恨，但是，邓小平和党的其他老干部却意识到了把毛泽东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象征在政治上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大多数后毛泽东时代的党的领导人私下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比１９８１年６月通过的决议的评价要低，但是，官方决议在批评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同时，又对他作出了赞扬，这决不只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要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现在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的真正的尊敬和由衷的钦佩（如果不是装模作样的话）

　　　　，即对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中华民族的解放者的毛泽东，以及在受“错误的‘左’倾”观念影响前曾经（一度）是一个杰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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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现代化论者的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

　　　　那些蒙受过多年耻辱，有时还遭到过迫害而现在又重新获得权力的党的老干部，十分留恋地怀念在自己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以及在５０年代初期和中期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毛泽东。他们把５０年代前７年视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邓小平及其伙伴来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赞扬决非仅仅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他们还力图恢复１９５７年前，即在毛泽东还没有陷于有害的极左和乌托邦观念以前的“纯粹”的毛泽东主义。正如老资格的经济决策者陈云所评论的那样：“如果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去世，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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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布莱：

　　　　邓小平第一个洞察到“两个凡是”的错误

　　　　杰斯·布莱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在他的《胡耀邦传》一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特别是作者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材料，怀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对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刻意进行了描述，对于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粉碎“四人帮”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照搬毛泽东晚年的“左”的一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对于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抵制，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同胡耀邦与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动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他在听取胡耀邦汇报说在复查、平反“文革”的冤案、假案过程中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感到为难时说：“怕什么！

　　　　‘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说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我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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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电话挂了，邓小平又对胡耀邦说：”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再待了。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１９７８年春天，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党校理论动态组改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发表后在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下面两段文字摘译于杰斯·布莱的《胡耀邦传》，文字虽然不长，但仍可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背景材料”

　　　　，更加全面地了解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１９７８年５月，邓小平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发出挑战。

　　　　中共中央随之引起不安。当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他虽然得到消息，却并不在意。

　　　　１２月，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安排在“工作会议”

　　　　（即预备会议，例称“打招呼会议”）上发起总攻，以压制主张“两个凡是”

　　　　观点的华派人物……三中全会举行大辩论，邓派取得压倒性胜利。邓的领导地位正式被确定。

　　　　香港一些小道消息对此事的报道颇为精彩，现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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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９年夏，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大权。

　　　　是年底，胡耀邦、胡乔木两人得到重用，胡耀邦接替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胡乔木则出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随之而来的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中，他们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事先得从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说起，杨是中共为数众多的笔杆子之一，对理论问题素有研究。

　　　　“文化大革命”前，杨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地位次于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蜂拥而起，翻江倒海，差点把杨斗死。

　　　　“四人帮”垮台前，杨已获解放，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时，正好《光明日报》缺总编辑，胡急需选调一位有理论水平者担任此职，以为臂助。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调杨西光担任此职。杨上任后不久，正好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以前是政教系讲师）写了一篇文章投到《光明日报》，杨看后认为可以刊登，就送给胡耀邦看。最后，经过胡、杨商量，征得邓小平同意，《光明日报》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决然首先发表此文。

　　　　接着，《人民日报》，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因为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由此引发了“实践派”与“凡是派”的全面交锋。这场争论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至今仍能感觉到它的余波。……

　　　　后来，《人民日报》公开透露：１９７８年４月上旬，“他（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光明日报社、中央党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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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当面给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

　　　　“最后定稿的这篇文章，既保持了作者的原意又加强了现实的针对性”

　　　　，“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针对什么？向谁战斗？这是不言而喻的。鼓励他写这篇文章的也不只是光明日报社，还有邓小平和胡耀邦。

　　　　“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凡是派”

　　　　全被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