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14部分

　　　　因此，我认为中国将继续走邓的路线，这是他在江西被软禁时于庭院散步时精心规划出来的。这条路线使他近年来３次被选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其中一次摘用我写的《长征》书中片段作配合文字）

　　　　，还出现在《成功》杂志颁发的１９８５年杰出人物奖的名人录上，后者是美国的年轻经理们办的。为此，我替《成功》写了一篇短文介绍邓，标题是“中国的首席行政负责人”。

　　　　他确实有成就，是一位地道的首席行政负责人，我敢打赌，他能使中国腾飞，走向某种新型经济，仍称社会主义，却吸收了很多自由贸易成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得以稳步跻于那些蒸蒸日上的太平洋流域经济诸强之列，如日本、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而２１世纪正是属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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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卡尔逊：

　　　　“思想像芥末一样辛辣”的政委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海军武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从此揭开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序幕。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９月６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

　　　　这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第三次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

　　　　在此后的１８个月里，他对中国各个抗日战场进行了认真考察。

　　　　当时，八路军总部过太原时，周恩来把邓小平找去，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邓小平受命后，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单独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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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失守后，从太原城外围溃退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沿着大路、小路，仓皇逃跑，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面的大道上。

　　　　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从此以后，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不久，刘、邓一起共同指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他们指挥的部队，也发展成百万大军。

　　　　１９３７年冬天，卡尔逊第一次来到华北：１９３８年夏天，他从延安出发，又一次进入华北敌后。两次巡游历时数月，足迹遍及５省。他这种置生命危险于不顾，纵横奔波于敌后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卡尔逊仰慕八路军的抗战精神，为了使他进一步了解抗战实况，毛泽东指示刘白羽、欧阳山等人陪同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卡尔逊等一行到南宫后，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前去看望，并进行了座谈。这位个子瘦高、脸被晒得黝黑的上校军官，问了许多有趣而又奇怪的问题，邓小平都十分巧妙、准确地作了回答。邓小平的精明敏锐、犀利谈锋和领导魅力给卡尔逊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４０年，卡尔逊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该书所记述的就是１８个月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游历中国的见闻”

　　　　，堪称抗战初期中国各战场考察实录。在该书《孔夫子故乡的战斗》一章中，卡尔逊以简炼、明快的笔墨描述了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这是西方人撰写的首次介绍邓小平的书籍。

　　　　经过５天的艰难旅行，我们来到了南宫。很高兴再次见

　　　　　　　　　　　　　　　　　　　　　　　　　　　　　　

　　　　０９

　　　　到徐向前，他还像我们在辽城见面时一样的谦和、笑容可掬，但是他瘦了，看起来很疲倦。

　　　　这是一个水果之乡。我们停留两天时间，在谈话时，小鬼们就端来桃子、梨子和苹果。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邓小平在抗战期间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一二九师政委——译注）正在这里视察，他也参加了谈话。

　　　　这里有冀中地区缺少的一种沉着的信念。我分析其中的差别，断定这是由于这里的领导者不露声色的自信。这些八路军坚信自己，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徐向前告诉我说：“那是在９月，这个地区一些城镇的代表来到我们师在辽城的司令部，请求帮助他们组织游击队。

　　　　当时我们在山西正忙得不可开交。仅派了３个受过训练的人员同他们一起回去，但没有携带武器。几周后，又派了２４人，到了１月，又调去了４个连的部队。这些力量足以把巨鹿和南宫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

　　　　３月，宋任穷带来了一个骑兵团，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

　　　　４月，在上党堡打败了日本鬼子之后，我带着主力部队来到了这里。“

　　　　“你们怎么在上党打败日本人的？”我问。他回答说：“那是３月３１日，大约３０００名日本鬼子的一个纵队随同一列载有１８０辆卡车的火车向前推进，通过一个关口进入山西。我们向其侧翼突然发起攻击，打死了近千名日本兵。最精彩的是我们烧毁了他们的全部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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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２．全国军事的总动员；３．全国人民的总动员；４．改革政治机构；５．抗日的对外政策；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７．改良人民生活；８．抗日的教育政策；９．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１０．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到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两季开始了，持续两天的瓢泼大雨延误了我们的行程。

　　　　这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徐向前、邓小平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原文如此——译注）。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体很结实，头脑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熟悉情况的广度令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道。我了解，美国人的情况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８个月当中，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

　　　　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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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杀戮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日军只占据铁路沿线的城镇和我们南边的大名。

　　　　这一带的土匪已经消灭。但是南面情况不大妙，不过还好，大名与黄河间的５个县有个不错的领导人。他叫丁树本。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

　　　　他想知道我打算如何回到汉口去。

　　　　“我想在山东了解一些情况，”

　　　　我回答：“然后希望能找到一条穿过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的路线。”

　　　　“如果你难以找到护送部队，就再回到这里来，”他说，“我总能找出办法让你通过的。”后来，我用上了他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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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布热津斯基：

　　　　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声名遐迩。他又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他因发表《大失败》一书，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而在国际反共舞台上声名大噪。

　　　　１９７８年５月，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有关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

　　　　布热津斯基是在５月下旬来到北京的。在访期间，他会见了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宾主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广泛地交接了意见，阐述了本国的立场。

　　　　卡特高度评价了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说他“对北京的访问是十分成功的”。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权力与原则》中，生动地论述了他同邓小平会晤的情景。

　　　　他写道：“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

　　　　邓小平在京宴请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曾希望能在华盛顿他的家中回请邓小平一次，以答谢邓的宴请。邓小平当时愉快地接受了。

　　　　随后，不到一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并果然信守诺言，一下飞机便到布热津斯基家里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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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到布热津斯基家里作客，是在他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

　　　　第一次到美国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资源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场轰动。在那以后刚好两年，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第二次到美国是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也是对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访。

　　　　邓小平抵达美国后，受到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等的热烈欢迎。风尘仆仆的邓小平稍事休息，便驱车来到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布热津斯基又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这是一个敏感而颇有些难度的问题，然而邓小平哈哈一笑以后，马上带着巨人的幽默与智慧答道：“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这样的回答，自然是布热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他如果先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极有可能会避开这个“愚蠢”的问题。

　　　　头年春天，由于国务卿万斯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自己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卡特总统一度让布热津斯基躲在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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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降低了他的形象。此种情况直到布热津斯基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后才有所改变。邓小平到布氏家作客，分明是在公开赞扬布氏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给布氏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

　　　　几天后，他在办公室会见记者时，激动地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

　　　　“我是说，这的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