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邓小平当时是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如何使国家拨乱反正?一旦他重上领导岗位,应该采取哪些步骤?
1973年4月的一天傍晚,人民大会堂里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宴会。宴会并无特殊之处,这样招待西哈努克是常有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给他打气,一方面也是对付越南和柬埔寨复杂的政治局面的一种策略。宴会一如往常,只是多了一位客人:邓小平。
这个小个子(邓身高约5英尺)又出来了。
没有如何解释,对以前曾宣布的他是叛徒、坏人、毒草之类的结论也没有撤销。邓只是走了进来,坐在桌边,就好像长住乡居一朝回转似的——情况正是这样,不过另有别义而已。
除去周恩来,也许再没有人对中国问题了解得比邓小平更深的了。自从他在老家碑坊村呱呱坠地以来,中国地方很少有他不曾到过的。那个村子距四川广安县郊几英里,在重庆以北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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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1977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象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50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
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
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
1973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每次邓小平在政治上被击倒之后,他总是重又站起身来——此事屡见不鲜。
许多人都谈到邓小平曾三次被打倒。
1926年他从法国到达莫斯科(他一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是同班同学;60年后邓追忆此事,说蒋经国“这人不错”)。回国后,他被派往靠越南边境的一个很棘手的地区。他两次卷入党内斗争,但终于无事,于是又逐步得到提升。
长征前夕,邓因受诬告被捕(其真实原因是他支持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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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但控告邓的人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
,挨了打,受到监禁,每天只给一碗饭,一杯水。他不承认有罪(30年后“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
,于是又打。一天,他回牢房途中偶遇一位熟悉的女共产党员,便对她说:“我快饿死了”。她买了两只鸡,煮了让卫兵送给他吃。迫害邓的那伙人剥夺了他的职务,派他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执行任务,想借此害死他,诬告邓的主谋劝邓的妻子和邓离婚,改嫁他人。
邓小平多次被打下去,以这一次最危险。然而他还是活下来了,当时他的敌人怕他投靠蒋介石,因此又把他当作普通士兵让他归队了。长征开始时,邓和其他士兵一样,扛着背包:20磅重的粮袋,40磅的子弹,外加步枪,传说邓曾编入5000人的挑夫队,负重200磅行军,看来不准确。但无论如何,邓那一路的负担是够重的,幸好当年巴黎雷诺工厂和法国火车上司炉的劳动早已锻炼了他。毛毛所看到的父亲在兵营院子里迈着一圈又一圈轻快的步伐,正是长征锻炼的结果,那些年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1974年我听到有关邓小平的第一个评论是:他行动迅速。我的中国朋友对我说:“有时他的行动过快,我目前担心的正是这个,他可能会出问题的。”当时,邓小平刚刚成为周恩来的第一副手。
果然,他不肯像蜗牛那样爬行,正像他改不了他的四川辣子脾气一样。毛泽东批评说,邓是聋子,却故意坐在房里后边,为的是不听他的指示。但毛泽东也说过,邓是“绵里藏针”
,尖锐、温和兼而有之,是“少有的能干人”。邓很有主意,遇到难题他总能找到可行的办法。
他是一个好战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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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苏联的好战士。
“人才难得嘛”
,毛泽东这样说他。
邓小平的确行动迅速,这可能和他的身材有关,他认为在法国留学那几年使他生长受影响。当时他当工人,每天往往只有一杯牛奶、一个羊角酥充饥。不过,他从此爱上了羊角酥。
1974年他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归途经巴黎,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带回国分赠周恩来和其他当时和他同在法国的同志。
我逐渐知道了更多关于邓小平的事情。他是在很不得意的时候参加长征的。不过,后来又走运了。
1935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时,把邓从基层提拔了上来,使他重新登上个人升迁的漫长道路,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时,他已经是毛泽东所信任的年轻助手了。
1944~1945年,他在著名的一二九师任刘伯承的政委,在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师扩为第二野战军,准备与蒋介石作战。
1949年,毛泽东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提名邓为中国南部广大地区的地方长官。
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路的一再升迁,反而使他1966年一跤跌得更重。
1974年,他东山再起,从生病的周恩来手上接管了政府。
1976年周恩来逝世,他再次坠入深渊。要不是毛泽东刚好逝世,他肯定早就完蛋了。
夏洛特曾问一位中国官员,他们为什么如此尊重邓小平这位上上下下那么多次的人?
那位官员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原因!”
1976年是他的生死关头;他像启明星一样坠落了,他能否活下来,谁也不能肯定。他有一个有利条件:跟红军老战士关系都很好。邓小平重新掌权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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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军委主席,曾谦让说:“应该由你们军人来当!”但是军人们笑着说:“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嘛!”当邓备受江青迫害时,曾受到广东和华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许是红军中最强悍的司令员之一。
在军中被称为铁甲车。
邓在广东时,还得到省委书记韦国清的支持。不过,如果江青获胜,这一切也就没用了。军队暂时保护了他。他在北京时,得到叶剑英的暗中支持。叶在军队里的地位仅仅次于卧病的朱德。其他坚定分子也秘密站在邓一边,包括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
1976年,中国的三大领袖相继去世——周恩来逝世于1月,朱德元帅于7月,毛泽东于9月。邓不搞个人崇拜,走遍中国,看不到邓的画像和塑像。
邓的老家旧居住着3户人。
没有关于邓的纪念馆,没有邓主席的小红本语录,不在墙上题词,也不写诗。他不接受采访,拒绝别人为他写传记,他不愿引人注目,不喜欢别人像对毛那样吹捧他。他天生平易近人,他喜欢玩桥牌,从延安时代就养成了这种癖好,这都是由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些美国人传进去的。不过,邓不是一般的玩角儿,他可是世界级的,每战必胜。他每周和一些老朋友,如万里,玩上两三次桥牌。
邓说过:“我玩桥牌时,思想集中,这样,脑筋就可以得到休息。”邓还喜欢游泳。他对朋友说:“我能游泳,尤其在大海里(北戴河的黄海)
,这说明我身体健康,我能玩桥牌,说明我还头脑清醒。“他在法国时,爱上了足球,有一次曾把上衣当了,去买一场大赛的门票。近来就只在电视里看比赛了。
75岁以前,他每天都洗冷水澡。毛泽东也喜欢游泳,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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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和体力锻炼在中国是和革命活动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早期写过一篇谈体育锻炼的文章。邓小平出身于健壮的客家血统。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小分支,许多世纪以前,从北方移民到南方,散居香港和广东一带,人数很多。他们一般身材都很矮小,皮肤偏黑、面色红润。客家妇女头戴有边的灯罩形帽子,邓出身中农家庭,父亲领导过一支地方自卫部队。
以上就是1972年时无人提起的那个小个子的背景。
这个人绝不是一个可以常处人下的人物,毛泽东逝世后,他用了大约两年时间上升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他当日在兵营院子里每天散步40圈时推敲出来的实用而大胆的计划,现在要付诸实现了。那是一种快行道计划,打破了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常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两者中更近于中国式,也就是中共传统所谓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即按照中国的需要而实践的共产主义(这正是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不喜欢、不信任中国的原因之一)。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的意思是:为了使中国在2000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利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我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雨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5000年来,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
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来”
、“致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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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向外资敞开大门,搞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经济特区”
(中国和外国企业家可以自由贸易的地区,经营方式颇像香港,而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作法大不相同)。
上海、天津、沈阳出现了新的股票市场,私营贸易、私营商业、私营餐馆、私营美容室、私营船舶公司,与工厂工人们订立生产合同。形势发展之快大有使中国喘不过气来之势,甚至邓小平自己也可能没有料到。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上刊登股票市场的消息,还有桥牌栏目、美容指导、高级国际型饭店、十三陵附近的高尔夫球场等等。说实话,这也使我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出现了贪污、腐化、卖淫、黑市场、走私外国色情书籍、录相带等现象,不一而足,我初次看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新面貌时,不禁为之眼花缭乱,我发现蓝蚂蚁般成百上千的农民弯腰在稻田里远看分不清男女的现象已经不见了,江青的8个粗糙的样板戏(包括《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的哀伤调子谁也听不到了。
我想不出有谁比邓小平更合适来领导中国通过捷径来克服“文革”造成的破坏,激励11亿中国人完成“新长征”了。
我不敢说邓小平是否能完成所有的目标,但我敢说中国没有人比他更胜任这项任务。
1986、1987年这两年,中国发生了动荡,邓小平精选的主要助手胡耀邦被迫辞职,几位自由思想、较有才干的作家受到一些冲击,对青年也进行了约束,并对经济过热现象刹了车。
当时我并不觉得邓受到威胁,更可能的是,邓和他的红军老同志们决定,在中国猛地腾飞之前把它往回拉一把。
我有点相信新的模式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的。尽管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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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发言权最大,但他领导的毕竟是各方人士共同参与的政府。我无须担心老党员们在深圳看了在中共清教主义庇护之下的港式夜总会、舞厅生活之后,会起而反对邓。
相反,在我看来,他们是替邓完成了任务,他们支持邓,不反对他。
因此,我认为中国将继续走邓的路线,这是他在江西被软禁时于庭院散步时精心规划出来的。这条路线使他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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