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侍卫及一切仪仗，旁有军机处朝房，六部九卿朝房，抚藩臬各员朝房，侍卫处，种种名目则贴红纸条而已。
大堂空洞无物，左房为内朝房，右房为退息处。至銮阁中有六扇屏门，中开二门，设宝座一张，上盖黄布。至二堂，又设宝座一张，亦盖黄布。左有一房，为召见处；右有一房，为亲王办事处。三堂中又有宝座一张，左右房为太后宫室。二堂这东，有三间，为皇上寝宫。后又有三间，为皇后寝宫。三堂之西，屋三间，为大阿哥居住，行宫内皆用洋灯，近来俱换大保险灯及洋烛，因贡物已到，是以顿增华丽云。
两宫到行在后，太后常有胃痛之疾，不服水土，夜不成寐，辄哭，时命数太监捶背，日夜不休。皇上反比在京时健旺，偶与太监耍戏，亦嬉笑如常；惟圣衷不悦时，辄大骂太监，亦似有所怨恨者。各处进贡之物，太后命太监开单分赐群臣，毫不吝惜。凡各省贡品送到内务府，太后必悲喜交集。皇上见直省贡物，涕泣不已；不时在园中玩耍，见太监入园，或避入门后，或趋入宫内，不知何意，人疑圣心之有疑疾也。
太后皇上御膳费，每日约二百余两，由岑中丞定准。太后谓岑中丞曰：“向来在京膳费，何止数倍！今可谓省用。”岑奏曰：“尚可再省。”又每晚先由太监呈上菜单一百余种，亦不过鸡鱼鸭肉之类，其后贡物燕窝海参都至，御食乃丰。皇上喜食黄牙菜，并不多用荤。太后喜食面筋，亦不多食他品，谓太监曰：“不必多办菜，从前御筵一百余种，皇上不过食一二品而已。”
太后皇上去年冬皆食牛乳，养牛六只。今春因天太干燥，不食，将牛六只发交西安府喂养，每月需银二百余两，另有牧牛苑。
两宫出京时，仓皇出走，除身穿之衣，余皆未备，嗣由京城陆续将两宫随穿衣服带往。故太后所穿之衣尚是旧时衣服。
皇上亦然。
两宫及大阿哥到行在后，并未出宫。大阿哥养一小狗，皇上索去，后大阿哥又命太监索回，相传皇上因此曾责罚大阿哥。
两宫至行在时，百姓皆得仰瞻圣颜，然皆跪接。太后未到行在之先，谓王中堂曰：“我要看看百姓究竟是如何苦楚。”
是以太后御车行至乡间，百姓皆得见天颜，并有乡农远远立田间翘望，并不趋避者，太后并不加罪。皇上看见乡民形状，甚奇之，盖从未见过者。太后谓皇上曰：“咱们那里知道百姓如此困苦！”故到行在后，即命岑中丞办赈济，开粥厂，并时以赈务如何询问，岑中丞不置。
太后亟思回銮，然往往无端惊惶。二月初十日本拟下因銮之旨，及闻俄约，又中止。刻下行宫内外已一律盖芦席棚，似有过夏之意。行在各人皆恃邸相为泰山，望电报如饥似渴。太后曰：“我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见一电，喜少惊多，心实胆怯。”庄王，英年，赵舒翘诸人之死也，太后曰：“上年载勋，载澜诸人，自夸系近支，说大清国不能送与鬼子，其情形横已极，几将御案掀倒。惟赵舒翘，我看他尚不是他们一派，死得甚为可怜。”言至此，并为落泪。
军机处仍是荣中堂问事，王中堂则可否因人，鹿尚书则附和荣中堂。有人一日见三大臣上朝，先是一太监手捧圆盘一，上盖黄绫，引三大臣前进，王中堂先行，荣中堂第二，鹿尚书第三：王中堂白发苍苍，面目清瘦，走路吃力；荣中堂须亦微白，面扁而黄，有足疾，身材亦不高；鹿尚书颈歪，面浮肿，尾随其后，似欠精神。人谓每召见，总是荣中堂一人说话，王中堂本重听，鹿尚书近来亦甚重听，全恃荣中堂在军机处宣示，而又多请教于荣幕樊云门，否则莫知底蕴也。
鹿尚书住木四牌楼，产业在西安者甚多。荣中堂住满城。
王中堂住贡院。除都察院，内务府，工部，其余各衙门皆设贡院内，以红纸长条书“某部公所”字样而不书衙门。贡院内皆系办公之所，各部暂刻木质关防，文曰“行在某部关防”。王中堂有太平宰相之称。鹿尚书肝气太甚，于两江最为吹求，深赖两湖为之调处；荣中堂尝劝其意气忽过甚，又勉其凡事外面圆融，使人不测。各员奔赴行在候引见者有二百余人，故朝廷电催吏部尚书敬子斋冢宰到行在，即料理引见事宜。惟各员以食用太贵，不堪苦状。其津贴办公各员之项，一二品每月一百廿两，三四品六十两，五六品四十五两，七品以下三十两。聊可敷用而已。近来简放各员，颇有谓军机之私心者。
各省解往银两赴行在者，在二月初核算，已有五百万之多。
岑中丞预备带银六十万赴晋，为各防营之费，所有已收饷银，俱存储藩库，尚未大动。太监有孙姓者，与李莲英，黑辛同一跋扈，而贪婪亦不相上下，湖北解饷交内务府银两，由孙太监督同监平，解饷委员曰：“这是湖北关道平足对宝，每锭五十两，断不短少。”孙太监曰：“你解过几回饷，你知道什么解饷的规矩！”委员又曰：“海关道平色实是不短。”孙太监曰：“然则老佛爷的平假的么？”言毕，仍欲拳打脚踢，委员急退。内务大臣继禄慰之曰：“你来得辛苦，我们总不叫你们吃亏的，不过他们在这里进项太苦是有之，你们要稍稍原谅。”
委员将各节一一出而述诸人。广东解贡品二十四种，因未贿赂太监，被太监剔出九色退还。某道台解贡往行在者，出而告人，愤愤不已。闻俞廉三恃皮小李为奥援，上年某令到省候补，带有皮信，故因此得与彼通消息。
行宫左右地方皆驻紥武卫营兵，而街市亦照常贸易。人谓不愁货不卖，只愁无货，惟最惧太监买货，不肯付钱。
西安向有两个国，至是大加修茸，召京内名角演剧。太监见太后常哭，辄请老佛爷听戏。太后谓：“你们去听罢！我是断没心肠听戏的！”故宫内并无戏台，两宫及大阿哥实末曾听戏。而行在各员往听戏者则与京城兴致无异，是可叹也。
西安饥荒，以西北为甚，正二月来，无日不求雨。赤地千里，入河南境始见麦苗。现西安府麦子每斤九十六文，鸡蛋每个三十四文，猪肉每斤四百文，黄芽菜每斤一百文，鱼甚稀而极贵，其余一切菜蔬，无一不贵。洋灯在南边每盏数角者，在西安值三元，火油洋烛，无一不贵。洋货绸绫，更不必说，且无货，厘金甚为亏短。亦有土娼，皆草屋土炕，不堪插足。现在各处陆续运粮不少，然并不平粜，皆留作兵士口粮。
○附志鹿尚书傅霖事略
自政变以来，至今几三年。庚子七月北京未破以前，中国之事败于刚毅；庚子七月北京既破以后，中国之事败于鹿傅霖。
故鹿傅霖者，一未死之刚毅而也。
当拳匪之发难也，鹿时任江苏督抚。东南立互保之约，鹿大不谓然，急率兵数营北上，冀附会端刚，合拳匪攻外国，事成则南下督两江。及甫至近几，则亲见李秉衡方大败，京师将立陷，所率兵又多散失，不得已，乃率兵数百人次定兴。定兴，固鹿家也。既闻京师破，两宫西幸，则急行迎谒道左。而湖南藩台锡良亦俱至。太后见之大喜，抵太原，简放为山西巡抚。
是时刚毅死，朝廷乃命鹿人军机以代之。自联军破京师，诛罪魁，将及期年，国势大变，有能首以旧人新入政府者，惟鹿一人而已。
鹿既入政府，则首建幸陕之策。是时两宫驻跸太原，闻全权大臣李傅相已入北京，各国允议和停战，冀速定大局，言返旧京，颇有待和议行成，即行就近回銮之意。而鹿陈说太后，以北京万分危险，西安去海遥远，洋兵万不能到，进退战守，无不皆宜。
太后固本愿西行，徒以廷臣二三主持于内，疆吏十数力请于外，皆以“暂驻晋省，静待和议，勿再深入内地”为言，既重以群议，故一时未决，得鹿奏，则又大喜，即日下诏定期启銮幸陕。故鹿一入军机，即能首以诡谋长顽焰，荡和局者，则幸陕一策为之也。然得于慈眷者，亦自此深矣。
既入陕，则又思集顽党，修旧政，开战局。以王中堂不附己，多不遂，则欲以全力去王，而令夏震武，洪嘉与二人痛劾王倚恃洋势，请予重谴。及得旨，夏洪俱被斥，然尚有“心尚怀忠”及“书生之见”等语，王自是一味委蛇，愈加抑退。故入岁以后，鹿尤大肆专执，每对人言端，刚为国忠臣，为洋人所逼以至如此，他日得志，必当起复昭雪云云。闻人议变法，辄多方阻抑，虽荣禄亦无如何，他人更不敢置喙。近更引洪嘉与为军机章京，与某制军消息往来甚密，无非为商阻回銮亲政等事。
窃谓外人此次于惩办罪魁一节，视为要图，无非为推本穷源之意。然英，赵诸人虽附和拳匪，不过一时之害，事后尚索办以儆戒将来。如鹿者，论事则为害甚大，以时则为患方长，若不能去，而望中国少定，全球获安，无理理也！中国顽党固多，然就目前论之，惟此为最悍，而其事又最确故不避如统之喻，附而记之于左。
○北京战后记日本人植松良三著
北京城内外惨状，颇有可记者。北京城高三丈五尺，厚四丈；城上有坦路一条；四面有许多城门；城上建有三层楼，与前面之橹楼遥遥相对，高耸云端；城上并布列古式炮多尊。此可谓天下之坚城，若守得其人，虽以十攻一，难期必胜。不意为联军攻击数日，竟不能支，一败涂地。此全系顽固党人之结果，本无足怪；独可悯者，良民之惨状耳！
盍观沦陷后北京城内外之情形乎？巍然之橹楼，为联军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分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渗澹，财货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
更可恨者，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计京城内富豪大官之居宅竟无一不遭此难者，决非过论。但其中亦有因与和义团相通之朝官，以此示报复，至蒙其害者焉。
至夺来之物，金银，珠玉，自不必言；此外书画，骨董，衣服，以及马匹，车辆等值钱之物无论兵卒，平人，所获之数均属不少。军人因不便悉持去，虽是金银，珠玉，亦以贱值转售，以故操奇之人颇多。余见某国人购得三分大之珊瑚珠百余颗，仅一弗银耳。按一弗：即墨西哥银一元。
据某华人云：北清妇女惧受凌辱，往往深窗之下自经者不少，其未受灾害者，仅于房外树一某国顺民之小旗，坚闭门户，苟延残喘，情殊可悯。不幸而遇掠夺军人来，将银钱献出，以求保性命而已。
一面为军人掠夺，一面复有盗贼横行。通衢大道，无人管理。无业游民公然入他人之室，亦不问人允否，即与共寝食，并不言归。米谷告罄，亦无处可买，间有挑贩，途中仍不免遭兵士抢夺。大抵华人昼间断不能徒行市上，其穷苦之状，实余所目击者也。
余将去北京时，联军已设假政府（盖假政府，即暂设之地方官也）。严禁此等情形。若果实力奉行，劫掠等事原可稍减；惜示禁太迟，抢掠及种种暴虐之行，业已做了一番矣。
天津之惨祸，不为不甚，但尚系北方上等通商口岸，欲复旧时之天津实非难事。至北京此次之惨状，欲复旧观，正不知何年也已。
○津门战后记
天津既陷后，某观察因有要公赴津，以在津所见所闻各情，详细函告南省诸戚友，言皆慷慨，语尽悲恻。阅之如读“扬州十日记”。爰节录节说如下：“洋兵纪律胜于吾华者无多，殆犹五十步之于百步。据西人霍克尔云：‘六七月某国兵最佳，俄兵最坏。’今则反是。
盖新来之某国兵，见前人多拥厚赀重宝，自恨来迟，遂亦无是劫掠。有被其难者，多向总统衙门即前督署或该管兵官处控告。
辄问名姓为谁，倘不能举，即作罢论。惟力能扭送者，或可求办。然孰敢为之，以寻仇衅耶？瞻前顾后，人皆相戒不敢出门，时有洋人亦遭抢夺者，华人可想矣。
“自七月间，有人将家储重宝藏匿棺中掩埋，被人暗通消息，洋兵大得利市。于是四郊之外，及各省会馆，义园，几于无棺不破。抛尸道左，野犬村彘，不嫌臭腐，及尸亲来认，业已肢骸不全。前天津府李少云太守，其棺被斫者三次。
“津门之祸，起于义和团，固也。然非京中士大夫之主张，武卫诸军之助虐，直隶官长之养奸，其流毒或不能如是之大且重也。徐，李，裕，刚，已成鸿毛，而北人犹美其称曰殉节，闻之令人欲呕。刻北省疮痍满地，然受害烈者，大抵良善之民，饶衍之家。而前之头裹红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