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在校生名额，总部直属队，各协各标根据下达的名额，推荐今秋进入军校的名单。我的报告完了。”
“散会。”龙谦起身离去。
夏家荣案件经过本人的现身说法，在第五镇及巡防营引起了强烈震动，尤其是巡防营的官兵，以为这样搞就保住了脑袋了。谁知竟然毫不留情地将其公开枪毙了。在军法处有意的宣传下，夏家荣变成了跟随龙谦南征北战立下偌大功劳的蒙山军元老，这个结果更引起了巡防营的震动。
杨士骧拿到了第五镇关于处理夏家荣贪污案的通报。对于大清官场有着深刻认识的杨士骧根本就不相信龙谦能够杜绝贪污。贪污军费，吃空饷在绿营及后来的巡防营是众所皆知之事，袁世凯组建小站新军，杜绝了吃空饷、喝兵血已经令朝廷感到惊异了。而第五镇更为另类，不仅取消了高级军官的特支费，而且如此严厉地处置犯事军官，似乎比袁世凯北洋军更为廉洁。
但杨士骧不这么看。他认为这是蒙山军内部存在激烈派系斗争的结果。龙谦处置几个军官不过是敲山震虎而已。有派系好啊，朝廷从来就不怕甚至喜欢下面存在派系，铁板一块才可虑呢。于是，就蒙山军肃贪之事，杨士骧向袁世凯递交了他来山东后的第二封“报告”，还是以私信的方式让罗筱才亲自送到了北京。在信中，杨士骧详细介绍了山东实业蓬勃发展的现状，断言龙谦对山东政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只有将第五镇调离山东，山东才能真正掌控在自己人手中。
杨士骧与袁世凯的密谋龙谦是不知道的，他在处理完贪污案后，将精力集中在方声远提议并筹划的山东招商会上了。
第二十五节招商会一
比较理解龙谦苦心经营民用实业的人中，方声远算一个。但他还是将龙谦打造山东产业基地的意图归结于“搂钱”。两大实业集团旗下的纺织（含成衣）、钢铁、火炸药、西药、玻璃、车辆、家具、纸张等企业为龙谦带来了滚滚财源，有力地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和武器的研制生产。
龙谦要夺取大清的江山，不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行。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强大的军火工业不行。依靠民用产品挣钱来武装军队，在方声远看来是一件既高明又靠谱的事，所以，方高参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
方参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无论是华源还是中兴，对于飞速发展的产业规模，山东一地的市场确实太小了。自从龙谦与他谈及市场对于产品与产量的主导作用，方声远顿有茅塞顿开之感，立即认识到埋头搞技术、产品研究和生产是远远不够的！更主要的工作在于扩展市场！
如何拓展市场？向哪里扩张市场？优先发展哪些实业？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方声远找了周学熙等人反复商议，认为向江浙推销山东的民用产品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自南宋起，江浙就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特别是明清两代更是如此。不占领江浙市场，就等于失去产业制高点！原先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但认识的深度不够，方法也过于单一了。打开并占领市场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需要认真对待。
不用说。华源和中兴集中了一大批当今中国的优秀人才，对于市场营销这样一个崭新的课题，他们竟然搞出了招商会的名堂！
方声远的计划是通过一些关系，将江浙一带的商界名流请到济南来，向他们展示华源和中兴的所有民用产品（包括在研未上市的产品），以取得他们的认可，达到打开江浙主流市场销路的目的。
龙谦立即肯定了方声远的想法，并且做了补充。第一，可以设立代理商，即将产品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整批交给江浙商户。我们不必亲自去江浙打天下；其二。可以允许，不，是邀请江浙商户入股山东，将那边大批的资金吸引过来。合作不局限于商品的销售领域。可以延伸到生产领域。
方声远立即意识到了龙谦建议的好处。设立“代理”显然比自己的企业跑到江浙去高明。而允许江浙富商入股其中。将会把江浙的社会力量拉入到山东阵营！
资本的力量之大，方声远算是见识到了。如果没有华源和中兴，山东官场。特别是济南、沂州、兖州、武定等蒙山军势力强大的州府主流绝不会不顾官场通例，站在新任巡抚的对立面去。如果通过商业将江浙官场拉入蒙山军阵营，大事可济！
方声远还是低估了龙谦，或者说严重地误解了龙谦。龙谦确实有借此拉拢江浙的意图，但他更主要的还是如何做大华资实业。方声远立足于如何夺取江山，而龙谦则清楚地知道，满清不过是苟延残喘了，他更在意如何收拾这一片废墟。
回到正题吧。举办招商会的关键是将江浙客商引来。这方面许文夫出人预料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文书里讲到，许文夫有个儿子叫许咏，已经成家，留在了苏州，没有跟父母来济南谋事。许咏在苏州富商陆闰庠的苏纶纱厂做事，颇受器重。苏纶纱厂自去年以来，受到了中兴实业旗下纺织厂生产的棉纱的严重打击，举步维艰。父亲来信讲到了山东蓬勃兴起的实业和筹划中的招商会，许咏认为这是一个挽救苏纶纱厂的机会，便将前因后果跟老板陆闰庠讲了，陆闰庠又联系了大生纱厂的张謇，张謇极为重视。
在五月份的时候，状元出身的张謇张季直在家乡南通召集江苏纺织界的同仁们开了个会，向同行们通报了中兴纺织的情况和山东方面准备举办招商会的消息，“就纺织而言，未曾想到鲁省后来居上，实已走到了苏浙两省的前头了。中兴实业的纱，华源纺织的布和成衣，已经打入了江浙，我看在座的就有穿着华源纺织厂长衫的，据说其主产的几款衣衫，成为京师的抢手货，供不应求。”主持会议的张謇面色沉重地说，“当我们还在为纺纱努力之时，山东已经将触角伸入了上游和下游。下游自然是织布和成衣了，而上游则是棉花。听说山东今年大力推广良种棉花，在沂州、兖州及曹州的棉花种植面积超过了去年一倍有余。而且采取了一种新的法子，直接向农户下订单了。而且，鲁省还向豫省预定棉花。具体如何做，张某也说不清。我听苏纶厂的陆兄说，山东方面并非要挤垮我等，而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所以举办招商会互通有无。张某对这个建议极为赞赏，不管山东还是江苏，都是咱大清朝的实业，理应如此啊。我意是走一趟山东。”
“季直老（张謇字季直）之言甚是！以吾观之，华源纺织用意甚佳，”陆闰庠立表支持，“吾手下有个叫许咏的年轻人，其父也是我苏省名流，现在就任山东大学堂总办，对鲁省实业颇有研究。此人叫许文夫，字纯儒，他给其子的信函我看过了，纯儒先生信中说，山东方面认为，就全国而言，我们的纺织业不是过剩了，而是产能不足。发展的前景极为广阔。其他方面更是如此。许纯儒说的好，商界精华多在江浙，若是大家能取长补短，善自规划，定能将洋货驱逐出去！”
“陆兄之言甚是。”说话的是一个姓杨的商人，“山东实业不仅在纺织一隅。他们生产的玻璃质优价廉，在苏州颇受欢迎。简直是供不应求。若是能在苏州建立一个玻璃厂，必定生意兴隆！既然山东有此气度心胸，我等岂能不做响应？”
“杨先生想的简单了吧？若是如你所说，山东岂会帮助你建厂子，坐视他们的挣钱产品被你挤出门外？”有人当即怀疑。
张謇捋着胡须听着众人的争论，心里盘算着，直到陆闰庠提出让他讲几句，张謇才站起身，“许文夫的名声张某是听过的。既然许先生那样讲，愚意以为必定受到了华源和中兴首脑人物的暗示。近年来洋货大举进入中国。本土的有数几家工厂商号处境艰难。若能将华商联为一体，诚为一盛事。或许能开辟一条新路也说不准。所以，大家在这儿坐而论道，不如去山东走一遭罢。”
众人纷纷赞同。于是张謇亲自给周学熙写了封信。表示他将率苏省商界精英拜会山东。
周学熙的回信马上到了。在信中对张謇着实恭维了一番。说山东方面必将妥为准备，务必使苏省同行不虚此行。在心中，周学熙还建议张謇联合浙省同行一同来鲁。江浙两省商界历来同气连枝，既然大家要共商实业救国之路，自然是人越多越好。
张謇亦有此意。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人，这人虽年纪不大，也不在商界，却名声甚巨，他就是去年苏报案的主角章士钊。于是张謇立即给章士钊去了封信。
张謇在晚清官场和商界，无疑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慈禧六十大寿甲午（1894年）恩科状元，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的张謇张季直。这年，老张虚岁五十一，正值政治家、实业家的黄金年龄。
世人都知道张謇状元及第的荣耀，却不知这个海门农家子弟曾有过五次乡试不中的沮丧和隐居家乡教书的孤寂。甲午年为庆祝慈禧六十大庆而开的恩科中，尊父命再上考场的张謇却有如神助，竟然一路过关斩将，取得礼部会试的第六十名，复试又获一等第十名，取得了殿试的资格。殿试策问的四道题分别是河渠、经籍、选举和盐铁。张謇对于经济之道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被生活磨练掉锋芒的他没有直抒胸臆，而是老老实实按照朱子学说应对，结果，被阅卷大臣翁同龢所看中，对张謇的文章欣赏不已。八名阅卷大臣有七名同意将张謇列为第一名。最后，光绪皇帝也同意这个排名，于是，恩科的新状元就此诞生了。
那年，张謇已经四十一岁。
接下来的中日之战和次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敲碎了张謇的官场之梦，这位对政治有着极深兴趣的状元郎却就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犹如天外飞仙，江苏北部的邻省山东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声势直追武汉三镇，其棉纱棉布及成衣价廉物美，不仅将大生的产品挤出了山东，而且行销省外，甚至连上海都出现了美华牌棉纱棉布了。对市场很是敏感的张謇立即派人做了调查，回来报告说厂子办在鲁南，并无外国人的痕迹——起初张謇怀疑是德国人搞鬼。
这就不能不引起张謇的兴趣了。自光绪二十八年起，这个本来在张謇眼中已落入德国人势力范围的省份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大批关系民生的新物件推向市场，颇受国人的欢迎，而所谓的重工业（这个名词正是出自山东）也开始展露身姿，发电厂，炼钢厂，机器厂这些在张謇看来绝非易事的大家伙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于齐鲁大地。不能不让经历过办实业之困的张謇大呼不可思议。
张謇办大生纱厂可谓一波三折，有四道大坎几乎断送这个已经基本站住脚跟的商办企业。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得张之洞支持，奔走通州、海门、上海等地，联系了潘华、郭勋、刘桂馨、樊芬因、沈燮均、陈维镛等人，组成筹办纱厂的董事会，共集股金六十万两。其中潘华、郭勋、樊芬因负责上海方面的筹股，占总股本的三分之二，刘桂馨、沈燮均、陈维镛负责通州方面的股金筹集，占三分之一。张謇总牵头，负责与官方的联系，主要是拿到朝廷的批文。方案制定后很快得到张之洞的批准。
次年春，张謇选定了通州城西四十五里的唐家闸为厂址，随即开始购地建房，仅此两项，便用尽了通州方面筹集的股金两万余两，但上海方面的股金却分文未见。原来潘华、郭勋等根本没有积极募股，见此情景，樊芬因、陈维镛便打了退堂鼓，毁约而去。
出师不利。纺纱机还没有购置，初始股东便跑了两个，换做一般人早就气馁了，但性格坚韧的张謇却坚定信心，坚持要将纱厂办下去。
说来也巧。在张謇筹办纱厂之前，两江总督张之洞下属的南洋纺织局曾向瑞士商行购买了纺机四万余锭。这批纺机连同锅炉引擎早已运抵上海，却一直没有开封启用。到刘坤一接替张之洞出任两江总督，这批机器已经在上海滩搁置了近三年，风吹雨淋，锈蚀严重。因此刘坤一命商务局一个姓桂的道台抓紧将这批机器折价处理掉。
桂道台听说张謇正在集资办纱厂，便找到郭勋，让他说动张謇买下这批设备，张謇考虑股金不易筹集，如旷日持久地办不起来，人心就散了，所以断然改商办为官商合办，将这批机器作为官方的出资，折价五十万两。当年秋，张謇与桂道台签署协议，算是落实了急需的机器了。
但流资仍无着落，潘华、郭勋二人累次毁约，所负责的上海方面的筹资屡屡落空，引起了通州方面的不满，最后郭勋潘华退出了董事会，张謇亲自承担了筹资之责。他放下士大夫清高的身段，一方面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求援，另一方面又面向社会告贷。甚至找到盛宣怀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