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地哼了一声,随后苦笑着说:“今天德军猛攻第39团的阵地时,政委同志抽调了三团的两个连,打算通过开阔地,迂回到敌人的侧面去狠狠地打一下。结果我们的指战员刚进入了开阔地,敌人的远程炮火就铺天盖地地打了过来。几分钟,仅仅几分钟,我们的两个连就全完了。”
我们俩正走着,阿赫罗梅耶夫忽然停住了脚步,用手向前面一指,说:“师长,这里就是二团的一个坑道,进去看看吗?”
见我点头,他连忙上前,掀开了坑道口的门帘。门上厚厚避光门帘猛地被掀开,伴着刺眼的亮光,一名端着枪的战士窜了出来,同时大声地喝问:“什么人?口令!”
看到一只手掀着帘子,胸口被顶了一支步枪的阿赫罗梅耶夫,表情复杂地站在那里没动弹,我强忍着笑意,走到他的身边,冲着端枪的战士说道:“战士同志,我是师长奥夏宁娜上校,这位是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上尉。”
那名战士连忙把枪收了起来,抬手还向我们两人敬了个礼:“对不起,师长、参谋长,我还以为是敌人摸上来了呢。”
阿赫罗梅耶夫和我走进坑道后,随手放下了帘子,没好气地说道:“战士同志,要是敌人真的摸到了这里,你们就等着被一锅端吧。”
我抬手制止了发牢骚的阿赫罗梅耶夫后,问那名战士:“战士同志,你们的团长在哪里?”
战士先是一愣,接着回答说;“报告师长,团长没有在这个坑道里。”
谁在这里?”我问道。
营长霍鲁绍夫上尉和政治指导员萨夫琴科同志在。不过他们都没在。”
们到什么地方去了?”阿赫罗梅耶夫问道。
哨去了,您也知道我们这里的防御面积大,部队到处都有……”
我见这个战士是属于比较能说的那种,深怕他说起来没个完,便及时地制止了他,并吩咐他说:“行了。战士同志,带我们去你们的营指挥所,我在那里等他们。”
战士答应一声。又叫过在不远处坐着的一名战士过来帮他站岗,才带着我们往坑道的深处走去。
坑道两边的墙壁上。每隔四五米就有一个凹进去的凹槽,上面摆放着一盏汽灯,难怪得这里的光线这么足。
我们跟在战士的身后,从坑道里或坐或躺的战士中间穿过,来到了最里面的一个小屋子前。战士上前一步,撩起门口的布帘,礼貌地对我们说:“师长、参谋长,这就是营指挥所。你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吧,等营长回来,我会马上通知他的。”
谢你,战士同志。”我客套地向战士道了谢以后,和阿赫罗梅耶夫一起走进了指挥所,走到土桌旁边坐下,耐心地等待着霍鲁绍夫的归来。
我们坐了没多久,门帘忽然被掀开了,从外面走进一名没戴帽子的战士,他的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茶缸。把茶缸放在我们面前的桌上后。说了一句:“师长、参谋长,请喝茶。”
我抬头冲面前的战士微微一笑,说了句:“谢谢你。战士同志。”
本来我以为这名战士会转身离开,没想到他却像脚底生根似的,站在原地发呆,还不错眼地上下打量着我。
看到这名战士近乎没有礼貌的行为,我心里有些不悦,正打算开口说他两句。可他却抢先开了口,他结结巴巴地问道:“请问,师,师长同志。您,您是丽达吗?”
听到他叫我的小名。我不禁诧异地望着他,自打来到斯大林格勒以后。除了朱可夫以外,好像还没有人这么叫过我。我缓缓地站起身,试探地问:“请问您是???”
战士见我没有责备他,连忙语气激动地说道:“师长同志,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
我打量着面前的这位战士,只见他约莫四十来岁,长着一个大脑袋,原本该是一个大胖子的体型,却又骨瘦如柴,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就像挂在架子上一样空荡荡的。我的脑子里努力地搜寻着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在我的记忆深处,还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熟人。于是我摇摇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战士同志,我还真想不起您是谁。”
战士见我没认出他是谁,脸上虽然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但依旧不放弃地提示我:“您再想想,我们很多年前曾经见过面。”
几年前,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暗自苦笑,心说几年前我还没到这个世界呢,怎么可能认识你。想到这里,我就抬起了手,想把这个战士哄出去。
战士见我依旧没想起,忍不住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想不到您真的把我忘记了,要知道我们几年前曾经在婚姻登记处见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正好是我值班,有一名军官跑了进来,说他叫奥夏宁,想和一个心爱的姑娘结婚。……”
谢尔盖的话刚说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他,准确地说是猜到了他是谁了。他就是为奥夏宁与丽达办理结婚等级的那名工作人员,因为丽达当时的年龄不够,他还劝说奥夏宁去找城防司令出面,两人才顺利地保留了结婚手续。
搞清楚了谢尔盖的身份,我连忙把抬起的手向他伸了出去,同时友好地说:“原来是您啊,谢尔盖同志,请原谅我没有及时地认出您。”
谢尔盖双手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说:“师长同志,要不是您和奥夏宁上尉的婚礼,是由城防司令亲自主持的话,我也不会对您有这么深的影响。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没想到您现在都当上校了。对了,奥夏宁上尉现在好吗?”
听谢尔盖问到奥夏宁,我顿时一脸尴尬地说道:“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负了重伤,被送往后方的医院。从那以后,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看到面前骨瘦如柴的前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我好奇地反问道:“对了,谢尔盖同志,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以前可是个大胖子。”
谢尔盖松开我的手,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唉,一言难尽啊。”
请坐吧,毕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招呼着他坐下,并宽慰他说:“反正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你就给我们说说你的经历吧。”
谢尔盖坐下后,接过我递过去的茶缸,道了声谢以后,开始讲述起他的个人经历:“战争爆发的第二周,我也参军入伍。不过在七月的战斗中,我所在的部队被德军合围,我们便成为了战俘。后来我和两万多名被俘的战友,被德国人送往了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苏军战俘集中营。”
战俘营里发生了什么,把您搞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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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四章 五团的新任务(上)
听到我嘴里说出的战俘营这个单词,谢尔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似乎这个词代表他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说吧,谢尔盖同志。”阿赫罗梅耶夫友好地对他说:“把您在德军战俘营里的经历,给大家都说说,让我们所有的指战员都知道法西斯匪徒的残暴,这样才能激起大家的同仇敌忾,打败该死的德国侵略者。”
听完阿赫罗梅耶夫的这番话,谢尔盖点点头,表情木然地说道:“好吧,师长、参谋长同志,既然你们想知道德军战俘营的情况,那我就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
我们是第一排被送往维捷布斯克的战俘,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伤员。我们三千多人被赶上了一列货车,车厢内的拥挤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伤员们身上流着血,肮脏的伤疤到处可见。在长达三天的行程里,每个车厢内都有许多人失血过多而死亡,还造成了血液感染。到处充斥着垂死的人的呻吟声、咒骂声、叹息声,打摆子时的痛苦声。因饥饿、水和空气缺乏,不光是伤员,就连身体健康的战俘也大量死亡。除了因伤死亡外,还有其他损失,每次列车停下补水时,德国人会让每个车厢里派人去打水或者倒便桶。他们离开车厢的时间都很短,假如在听到德军的哨声后,没有及时地返回车厢,就会被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
我们到了战俘营以后,就被德国人露天安置,到了秋天,没有任何防护,白天黑夜都受风吹雨淋。德军甚至没有为我们准备一处简易窝棚,战俘们尽量寻找能遮风蔽雨的东西。为了有个栖身之地,我们甚至在地上挖洞,最后有不少人就死在了自己亲手挖掘的洞里。绝大部分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
每天都有最可怕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尸体到处都是,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战俘们吃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包括草和有毒的蘑菇。……”
听他说到这里,我抬手打断了他,关切地问道:“谢尔盖同志,您就是因为待在战俘营里。吃不饱穿不暖,才会变成现在这么骨瘦如柴吗?”
没想到谢尔盖居然摇摇头,回答说:“不是,丽达同志,我只在战俘营里待了两个多月,就成功地逃了出来。”
么逃出来的?”一直在旁边充当着听众的阿赫罗梅耶夫突然问道。
谢尔盖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后,继续往下说:“战俘营的守卫并不多,除了少数的德军外,剩下都是那些东方营的士兵。而且战俘营也没有围墙,只有两道铁丝网。一名被俘的少尉。偷偷地组织了两百多名战俘,在一个下暴雨的夜晚,趁看守们放松了警惕。他率领我们用棉被搭在铁丝网上,顺利地逃了出来。”
听说谢尔盖他们是有组织地逃出了战俘营,阿赫罗梅耶夫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战士同志,不知道那名少尉现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听到这个问题后,沉默地低下了头,过了好一阵,他才咬着牙缝说道:“牺牲了。在我们的逃亡途中,被敌人发现了,他为了掩护我们。才壮烈牺牲的。”
我等他的情绪稍微平稳一些后,我接着问道:“从战俘营里逃出来后。您去了什么地方,怎么又到**师来了?”
谢尔盖一脸苦涩地对我说:“丽达。我们逃出战俘营时,有两百多人,在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只剩下了七个人。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我军占领的城市,去找当地的驻军报到,结果却被扣押起来。该部队的指挥员说最高统帅部颁布了一条命令:凡是被俘的指战员,不管在被俘前是否进行过顽强的抵抗,都一律送进惩戒营。就这样,我们几个从战俘营逃出来的战友,都被送进了一个设在森林里的惩戒营。直到前不久,我们才被作为新兵,被补充进了您的*》
其实我也不赞同斯大林所颁布的这道不近人情的命令,要知道我也曾经被俘过,要是被别人知道的话,根据这道命令,我也将在被送进惩戒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沉默。正当我在为难该如何安慰谢尔盖时,门帘被掀开了,霍鲁绍夫上尉和萨夫琴科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为我解了围。
我暗松一口气,站起身来,对谢尔盖说道:“好了,谢尔盖同志,您的事情我都了解了,现在我还有事情要和您的营长商量,您先回去吧。”
等谢尔盖出了指挥所后,萨夫琴科看着他的背影,低声地问我:“师长同志,您认识这名战士吗?”
我点点头,还没来得及说话,阿赫罗梅耶夫已经笑着抢先说道:“您说的对,萨夫琴科同志。这位谢尔盖同志在战前是在婚姻登记处工作的,我们师长的结婚证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办理的。”
霍鲁绍夫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有些夸张地说道:“啊,不会吧?!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上尉同志。”我简短地向他们讲了丽达和奥夏宁领结婚证的故事,随后问萨夫琴科:“政治指导员同志,您知道谢尔盖曾经被俘的事情吗?”
萨夫琴科使劲地点点头,肯定地说道:“是的,曾经听他说过。”他显然误会了我问这话的本意,自作聪明地解释说,“师长同志,虽然他是您的熟人,但想必您也知道,最高统帅部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凡是被德军俘虏的指战员,无论有没有进行过抵抗……”
我不等他说完,便抬手制止了他,扭头问霍鲁绍夫:“上尉同志。营里的情况怎么样?”
霍鲁绍夫连忙挺直身体向我汇报:“报告师长,自打我营从地撤下来后,已经在坑道里休息了两天。每天听到外面传来的枪炮声。指战员们都憋屈坏了,都盼着早日再到外面和德国人见个高下。”说到这里。他回头向门口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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