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般上下鼓动。同时，茶几上的枪也没了。
我一屁股跌到沙发上，拔起电话拨给保护所。从中午到下午，电话一直占线。我一次次抓起话筒，又一次次丢下，到了后来，除了蓝色多瑙河的音乐之外，我的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下午两点钟，一辆大卡车停在了家门口。经理带着四个工装打扮的男人，搓着双手，满面红光地向我走来。我两手抄在裤袋里，像一幅卖便秘药的招贴画，堵在门口，结结巴巴地说：“发生了点状况，你得听我解释…”他走到门前站住，不置一词地盯着我看，肥胖的团子脸从红转白，从白又转为大西北独有的昏黄而茫然的土色。那四个工装男绞着双臂，凑在一旁看热闹。我嗓子眼干巴巴的，有气无力地哀求说：“你得相信我。”
他悲哀地摇了摇头，连话都懒得讲，就带人走了。卡车从门前开走了。这意味着，我被动物园和保护所拖进了黑名单。不过没关系，好歹那头鹿自己卷铺盖滚蛋了。我的小天地又恢复了清净。我回到沙发上，点了支烟，望着空荡荡的茶几想：也罢，谁说自残非得用枪呢？
每逢周一，公司里都要开例会。作为底层的头头，李三会将每个区的人逐一叫到会议室，进行一番语重心长的教导。爱情区和恐怖区的人最先进去。这两类书的销路总是很好，李三匆匆夸了两句，便把他们放出来了。接下来是科幻区和武侠区，时间稍微久一些。到了快下班时，重头戏来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区的难兄难弟们，如判了死刑的囚犯，排成一队，弓头缩背，吊儿郎当地趟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没有像样的长桌，当地只围了一圈座椅，四周矮桌上放着冷透了的茶水。有那么点像医院里的互助室。李三盘踞在当中一把转椅上，脚边堆着厚厚一沓被枪毙掉的稿子——全是我们一周的心血。一天下来，他那件价值□□的外套上堆满了烟灰，一双滚圆的眼睛像欢乐树朋友里的小动物那样血丝密布。
等我们坐下，他像蛰伏在下水管道里的毒蛇，冷冰冰地向底下的芸芸众生扫视一圈，随后从脚边拿起一叠稿子，开始大声朗读。每读完一篇，就评论两句。“充满童趣，像小学刚毕业的小屁孩写的。”“我想主角大约是智障。”“读这篇东西时，我吃了整整一瓶救心丸。”
从头到尾，我歪着脑袋，眼皮阂着，一根香烟从嘴角长长地拖出来，腮帮子一鼓一吸，不时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烟。睡觉和吸烟两不耽误。等地上的稿子一层层薄下去，我才缓缓睁开眼睛。越往后，从李三嘴里吐出来的字眼就越惨烈。而我的稿子永远搁在最底下。到了下午五点半，即将下班时，李三才翘起两根手指，像捡什么垃圾似的，将我的稿子从地上拎起来。他神秘兮兮地先冲我笑了一下，然后突然松开手，让纸片哗啦啦地落回地上。
他没有朗读我的小说。因为我写的故事是吐在“文学”上的一口酽痰，拉在纸张上的一坨粪便，冲上读者面孔的一只拳头，剜进眼珠子里的一把杀猪刀。
李三恨我至此，也不是没有道理。几年前，我还在武侠区工作时，他帮我出版过一本书。小说发表时，他在博客上倾尽一切美好的词眼，洋洋洒洒地夸了我一番。最终，小说的销量还过得去，口风却很差。我一介无名鼠辈，被人骂几句，没什么大不了。那些人倒是集中矛头，对他好一顿口诛笔伐。说此人不但才华穷尽，连眼神也不好使了。打那之后，他的名声就彻底臭掉了；我也再没出过书，只在公司经手的几本杂志上发表一些豆腐干大小的“幽默四则”、“每天一笑”和几首狗屁不通的诗。去年，公司安排我给一个作家当枪手。没多久，那老头就上门投诉来了，说我写的东西“令人不安”，与他博大深邃情深意重的风格大相径庭。老板忍无可忍，想炒我。隔着办公桌，我一句话也没说，光像条癞皮狗似的可怜巴巴地瞧着他。显然，公司里不多我一个，也不少我一个，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表态罢了。第二天，做完一顿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后，我一头扎进“爱些什么写什么”区，一待就是三五年。他们说，只要被打进这里，就永无出头之日。此话不假。白天我在小隔间打字，老觉得脚下湿漉漉，浑身冷津津的，好像整个人都开始腐烂了。
傍晚，我下了电车，走上街头。夜晚的城市里一片灯红酒绿，霓虹扩大的光晕一汪汪漂泛在头顶上，鲜艳得要滴出水来。街上挤满了成双结对的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头发和衣衫在燥热的夜风中翻飞，各式各样的口音绞着尖锐的电车声从耳旁疾驰而过。我那褊狭杂乱的小窝就在不远处，可此时此刻，我却一点儿也不想回去。我钻进地铁站，钻出地铁站，跳上电车，跳下电车，在城南与城北间来回穿梭，刷光了一张交通卡。铁皮车厢里充斥着一天下来的浓重体味，透过两排脏兮兮的窗户，一双双眼睛看向窗外黑漆漆的隧道，由于疲乏而显得麻木，而他们那泛着油光的表情又像在说：“怎么还没人下去？那群猪头就打算堵在座位上不动啦？妈的我恨你们，你们都去死吧。”发达的轨道交通让打发时间变成了一场空梦。于是，八点半的光景，我便到了家门口。
我一如往常地在门前跺了两下脚，旋开钥匙，推开了门。这时，后背忽然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我掉过头，正巧对上一双亮闪闪的椭圆的大眼睛。
果然，这天煞的兔崽子又跑回来了。
气急败坏之下，我举起公文包，劈头盖脸朝那孙子砸了下去。它本能性地往前送了一下鹿角，就把我顶得昏死过去。
作者有话要说：
☆、3
醒来时，人已经到了床上。九点半，它又变成了人，赤着身体，半跪在床边，神色难安地研究我。这下，我也没力气去赶他了，吊起一只胳膊，指了指衣柜说；“快去穿衣服。”他移开柜门，不知所措地站了半天，才挑出一件渔夫夹克，又套上裤子，可还是不习惯穿鞋，便光着脚，讪讪地到床边坐下。
我继而漫无目的地凭空指了一指，说：“要吸烟。”他起身从客厅里抓了一包烟，却没拿打火机。我又命令道：“打火机。”他问：“打火机是什么？”我比划了一下：“摁一下，会有火。”他跑到厨房，把煤气灶打开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只好自个儿爬下床，在客厅寻觅良久后，从沙发缝里挖出打火机，把烟点上。他瞧瞧煤气灶上的火，又瞧了瞧打火机，发出了恍然大悟的声音。
吸完一口烟，积攒了一天的沮丧之情随之纷沓而来。我哭着嗓子，自言自语地抱怨：“天哪，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揪着衣角，茫茫然看向我，搞得我又想把他塞进柜子里了。
“我觉得这里挺好。”过了半天，他像挤牙膏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
有关鹿男的来历，以及他为何盯上了我，他总不愿交待，我也便一概不知。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大约是老天觉得我需要一个伙伴罢。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在小区门口发现了一只浅黄色的小奶猫。它还不大会走路，步履蹒跚地跟了一路。当我迈上楼梯时，它便急急地叫唤起来，往上爬两步，又滚了下去。我为它感到难受，便将它塞进大衣里，偷偷带回了家。母亲从厨房里出来，见我胸部微微鼓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就知道有鬼了。她一米七多的个子，手长脚长，天罗地网地将我困在桌角，扯下我大衣上的拉链。一只猫嗷嗷叫着就跳了出来。她跟着尖叫了一声，喝令我把它丢出去。那时，祖父正躺在摇椅上看报，断掉的手掌吃力地将报纸翻过去。他漫不关心地朝这边看了一眼，说：“就让这小家伙留下吧，就当老天送了个朋友给他嘛。”小猫留了下来，陪伴我一直到初中毕业。它死去的那天，我抱着它睡过的纸板箱从家里跑出去，蹲在路边哭了一个下午。鹿男的出现，总会让我想起那只猫。尽管他是头发育良好的公鹿，而且一下就能把我顶得背过去。
无论如何，鹿男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后来，我逐渐发现，除了体型过于庞大外，他并未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白天我出门上班，他出去觅食。晚上他变成人，会尽量帮忙做些家务，打扫清洁。不过，他终究是不谙世事的动物，很多事情还得慢慢□□。当然，为了排遣寂寞，我倒是很愿意在这上面花点时间。
首先，我得教他识字，得让他能够地地道道地说话。我从侄子那儿借了两本小学语文书，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念。又买了一沓方格簿，给他练字。鹿男学会写的第一个词是“快乐”。当时他问我：“什么是快乐呢？”我想了想，说：“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叫快乐。”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什么叫“邪恶”，什么叫“哭”，什么叫“笑”…。为了帮助他理解，我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词汇具体化：李三这类人就代表邪恶；第一次见到你，还有每天出门上班时，我就想哭；现在，每天下班回到家，你在门口等我，我脸上的表情就是笑。
周末晚上，我们呆在客厅里，一块儿看书。我把脚架在茶几上，衔着半支烟，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本杂志。他把脸埋进一本皱巴巴的课本里，用手点着字，吃力地念：“我爱我的母亲，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祖国——”念到这儿，忽然抬起头问：“那我们算什么呢？”我想了想，说：“朋友。”他哦了一声，提笔在上面沙沙写了一通。我凑过去瞧了瞧。他在下面补了句：我爱我的朋友。
不久以后，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不少好处。比如说，当他变回鹿时，那对神气的兽角可以充当书架用。我看书时有个恶习，只看主谓宾，不看定状补，因而老是看得飞快。看完一本，就塞进两支鹿角间，最多一次可以塞五本。有时它会不耐烦，把书从头顶上甩出去。此外，它的皮毛也很舒服，比被褥和沙发要柔软多了。午歇时，我喜欢让他躺到沙发上，然后把脑袋搁在它肚子上，呼呼大睡。它的胸膛在我脑袋下一起一伏，四只有序运转的胃袋不时地突突跳动两下，如同有四个小孩在里面打鼓。
鹿男在言语和家务上的迟钝并没有挫伤我的耐心，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尝试着让他接触更多事物：音乐、球赛、象棋、自行车、电动游戏…。并很快发现，他在电动游戏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天份。我在一本小册子里密密麻麻记满了防御、进攻和升级装备的窍门。他却根本用不着这套。只要拿起遥控器，准就能赢。从那以后，他的生活除了觅食和消化外，又多了件事儿：帮我升级。每升一级，就有一袋苹果吃。这招很凑效，很快我的账号就满级了。我把它卖出去，赚了不少钱。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在走出山林、与这个社会短暂接触之后，他也学会了人类的狡猾。我含辛茹苦地教会他认字、教他如何说话交谈，他却反过头，狠狠咬了我一口。那天晚上，我泡完热水澡，躺在床上玩手机。他像鬼一样飘到门口，一言不发阴森森地看着我，吓得我呼啦一下跳了起来。我问他：“你干嘛！”他说：“你出来好么，我们得谈谈。”我跟他到客厅里，茶几上放了两杯热腾腾的巧克力，一只杯子下面压了张纸。当时，我的小心脏就扑扑跳了起来。此情此景，我记忆尤深，不忍追忆，从前考了鸭蛋，我妈就是这么来的…。
坐下来以后，我刚把手伸向茶杯，他就从杯子下面抽出纸片，声情并茂地念道：“你要不帮我支个窝，就休想拿我当书架使；不给苹果，就没有暖哄哄的鹿肚子睡了；每周都得去郊区兜兜风！不然，你的副本我不打了！”说完，他他妈的还莞尔一笑，一路把杯子送到我鼻子底下，真心实意地给我压惊。
我恨得满嘴嚼牙，却不得不一一满足他的要求。不消多久，我那七十平米的寒舍里架起了一只用藤树树条编成的硕大无朋的鹿窝，微波炉大小的冰箱里塞满了苹果，每个礼拜天，一大早就要带他出门，因为等乘车到了郊区，他正好变成鹿，可以满山蹦达了。我呢，只能干巴巴地蹲在公路边吃烟屁股，还不时被蚊虫咬上两口。有那么一两次，他跑来叼住我的衣角，叫我一块儿玩，我没好气地甩手大叫：“谁要和你玩！去去去！”它便以一种“爱玩不玩”的神情对着我，哼哼两声，又跑远了。
除却这些可有可无的不愉快，不知不觉中，我比从前更多地微笑了，每天思考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如何应付李三、怎样编织理由不去上班，转而变成了明天该怎么教鹿男嗑瓜子、打牌、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不可否认的是，我开始期待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