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每年仅为 4％）。①到1982年，中国已处在持续80年代大部分时间中的经济
繁荣的早期阶段。
由于几个事件的干扰，这个调整计划刚一提出便被废止。首先，在1980和
1981年已经下降的能源生产总产量，在1982年恢复增长，而到1984年，能源
产量的年增长率已超过9％，这个数字可与70年代初所达到的增长率相媲美，
直到1986年才降回到仅为3％的增长率。近海地区并无重大的石油发现，也没
有发生使能源产量重新增长的其他方面的突破。能源的增长是大力发展原煤生
产、运用引进的技术从现有油田中开采出比以往所探明的可能性更多的石油、水
力发电的适度发展，特别是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完成的结果。中国工业对能源的需
求大大超过了它所能供应的限度，但这种过度需求是苏联式官僚指令性经济的一
个特征。
表18 外 贸 的 增 长
具有同样或更大意义的是放松了对中国工业外汇的限制。中国扩大出口的最
初尝试，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在1978年之后的三年中，出口在名义上翻了
一番多，尽管进口迅速增长，但到1981年贸易赤字已被消灭，并在1982年出现
了大量顺差（表18和表20）。出口的增长是扩大制造品出口和油价上涨的结果。
简言之，在油价下跌以及石油出口随之下降之前，石油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
1/4（参见表19）。
除了扩大出口外，中国开始大量向国外借款，并为大规模的旅游业敞开国门。
最初，这些借款来自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采
表19 中国的进口结构
取了援助性信贷的形式。1980年，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1981年世界银行同意向中国提供第一批贷款。①此外，中国还决定同意外方以合
资和其他方式直接进行投资。同意合资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必须正式拟订合资法、
新税收法以及能保证将外方投资者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中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引入其他法律。然而，却没有一部法典能充分保护外国投资者，使之能避免那种
绝大部分投入的资金由国家分配而不是由市场自由获得的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
可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仍开始大规模地投资，以期在将来获得利润。但是，直
接投资最多的却是香港，而且其投资主要投向与这块殖民地相邻的广东省。在
80年代初期，基于文化、语言和家族纽带的私人关系恐怕是更好的保护，比国
家不成熟的法律更可靠些，也可避免与政府做生意的不确定因素。
为中国贸易逆差支付的资金
表20 （所有数据均以百万美元计）
如表20中的数据所示，当中国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很小的时候，每年从
旅游业、贷款和直接投资中获得30—40亿美元。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
加，1982年超过110亿美元，1983年更超过140亿美元。尽管借款额增大，但
中国仍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净贷方。由于调整政策，中国投资减缓，而外汇又如
此迅速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积累了多于它能有效利用的外汇。由于有了积累
起来的外汇盈余，再继续维持调整时期的低速增长率的指标，在经济上是没有什
么意义了。
工业增长
表21 （1981—1986年）
最后，令人吃惊的是，中国领导层竟发觉自己正处在80年代初期农业繁荣
的时期。在两个极好的年景之后，1980年一年收成欠佳，但到1981年农业产量
回升，随后，在1982和1983年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关于增长率上升的原因，我
们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这里要提的一点是，农业的缓慢增长限制了工业发展
的速度。农业是消费品工业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农业出口是外汇的来源之一，
农业进口是外汇的主要用户。例如，中国粮食进口从1979年的880万吨增至1982
年的1610万吨，但1985年便减至仅为600万吨。①仅粮食进口减少这一项便节
约了10亿多外汇。
对经济上这三方面限制放松的同时，又实行进一步下放经济决策权——包括
投资分配——的政策。②例如，在1971—1979年间，对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
业的投资，是对不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的2倍。相反，在1980—1984
年间，对预算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依照预算运行的国有企业的投资要高40
％。③因此，早在1981年便已开始的重申中央对投资的控制权的尝试没有成功。
如果中央政府更成功地重申它对投资的控制权的话，我们就很难弄清这怎么
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纯利润。中国取得工业迅速发展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由于较
早放权促成的。况且，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集中在拥有大型企业的
那些部门中。在1982至1986年这五年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以上，是来
自集体的而非国营的中小型企业，工业产量全部增长的1/3，是来自农村地区的
企业。
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开始于50年代，但由于大跃进（1958—1960年）的
失误，它的发展夭折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再度努力发展农村工
业，以向农业提供诸如化肥和水泥之类重要的投入物资；这在有关农业发展的部
分中有详细的论述。然而，80年代初的农业工业化，与先前的尝试有着本质的
不同。这些新兴的农村工业，大多集中在距大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最大的自成
一体的中心在上海、无锡、南京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大城市附近的江苏省南部地区。
这些新兴工业多数与城市中的大型国营企业有分包合同关系。重视这些小规模生
产，并非意味着这是调整时期重视消费品做法的延续。重工业方面的投资仍低于
先前的水平，但鉴于轻工业增长率降至与1966—1978年接近的水平，重工业的
产量跃居前茅。（参见表22）
表22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产量与投资（％）
1981至1986年，中国工业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但这种发展速度难以持续
下去。归根到底，对1984年和1985年工业特别迅速发展的限制来自外汇。在
198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由中央政府支配的那一部分，开始迅速下跌。
只是通过大力扩大海外借款，才使外汇储备没有下跌到7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
低水平。结果中国外债总额增加了，到1987年已达200亿美元。
通过年进口量的大大增长来刺激工业的加速发展，这只是需求方面的问题而
已。而供应方面的问题，则是1981年后中国出口减缓造成的。1986年以后油价
下跌，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的困难在于，中国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以前的制
造品出口的增长率。障碍并不在于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
而是价格制度（包括汇率）有利于国货的销售，而不利于进口货的销售。企业仍
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销售获得更大的利润。1985年，随着价格调整，中国也开
始了货币贬值，这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1986年，尽管油价暴跌，但制造品的
出口仍提高了45％，或许这使总出口提高了13％。1987年，中国的制造品出口
再次猛增，进口削减了；尽管工业增长率提高了，但中国贸易的帐目再次接近平
衡。
在迅速增长的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较大幅度地波动一般来说是正常的。在
台湾，70年代制造业的增长率最低为—6。3％（1974年），最高为25。6％（1976
年）。①同一时期的大韩民国，波动的范围在11。6％（1970年）和35。7％（1973
年）之间。②日本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长期国际收支顺差以前，往往在经过了工业
的迅速增长之后，便因国际收支紧张而出现一个发展缓慢的时期。因此，中国工
业增长率的起伏，应被视为迅速发展中的相当典型的伴生物。在大跃进时期，工
业生产漫无计划和毫不协调，在两年（1958—1959年）中增长了110％，最终带
来了灾难性结果；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工业运转周期与大跃进情况是毫不相
干的。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要求工业年增长7。5％，③这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
—1985年）的指标更加现实。中国无论实现还是超过这个指标，都依赖于外汇
紧张状况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改革的全面进展。
改革工业体制
中国为克服能源和外汇方面的障碍以加速工业增长所做的努力，仅仅是80
年代工业政策的一部分。意义最为久远的变化是在工业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尝
试。
中国70年代的城市工业体制，从许多方面来看，是苏联工业中官僚指令性
体制的翻版。生产什么、投入的资金用于何处，均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决定。企业
直接从负责分配投入资金的国家机构获得投资。如果需要更多的投入资金的话，
企业要么必须回到计划制定者那里去索求额外的分配，要么不得不同某些拥有某
种特定投入资金的其他企业去进行非正式的（往往也是不合法的）交易。由于没
有投资市场，因而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投入的资金。
投资决策更加中央集权化。某种特殊企业的设立是为了对新型的有生产能力
的工厂进行重点建设；当这些工厂完成后，它们便转化为生产性企业。基金直接
来自与生产性企业毫不相关的政府预算。银行体系的首要作用不是作为提供投资
基金的来源，而主要是监督企业对计划的服从情况。
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从一开始便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决策过分集中，
已被看作造成本章前面所描述的工业效率日益低下的一个原因。80年代之前，
解决这一弊端的主要办法是把决策权下放到省甚至县一级。但是，这种官僚指令
性体制的基本特征却仍旧未被触动。关键的投入资金仍由政府机构按计划分配。
在这些决定中，市场几乎或者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1979年，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已开始了改革这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试验。这
些最初的改革尝试涉及这样的措施：允许企业之间在分别拥有对自己所在地区的
市场的垄断权之前，在全国其他地区展开竞争。①另外，他们还试图重新利用奖
金来刺激工人和管理人员，而且一改以往政府计划只重视生产总值指标的做法，
而更加重视利润指标，以此从内部提高企业的效率。
这些早期的变化丝毫未改变中央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的作用。市场力量的
作用增加了，但仍明显服从于计划。扩大市场作用的努力遭到政治局某些成员强
有力的抵制，他们在阻止1982和1983年激进的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某领
导人在这场论战中再次充当了中心人物，不过这时他是站在阻挡进一步变革的那
些人一边的。他看到了市场的作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相信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
制应占主导地位。②
并非是陈云的观点改变了，事实是一个更加年轻、更加激进的改革集团获得
了既有权势又有影响的地位。这个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赵紫阳，他于1980年
出任总理。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主要是由这些更激进的
改革者起草的。③这个文件为掩饰其全部意图使用了隐晦的语言，但事实上，它
号召大力摆脱官僚指令性体制，各经济部门都向发挥市场力量的方向发展。
在此后的三年中（1985—1987年），围绕着适当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而
出现的政治斗争时起时落。主张市场化的那些人在1986年占了上风，只是在1987
年胡耀邦被免职以及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者受到清洗时，他们才遭受到挫折。然
而，到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尽管在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两名被认为是支
持继续发挥官僚指令性体制作用的成员，但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改革已回到正
轨。
不管支持这个改革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在1984年10月的文件公布之后的那
几年中，市场力量的作用被大大地增强了，但市场力量的扩大并未触及中央计划
和指令性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使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就须有五个重要的因素：
1。首先，工业的投入与产出必须与市场的购买与销售相适应。早在1985年
上半年，对429个企业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市场销售量从1984年占总销售量的
32。1％提高到43。8％。由市场提供给这些同样的公司企业的物资投入，也从16。4
％提高到了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