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借口也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 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
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 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意译）。于是汪东兴的手下押走了他们。与此同时，
江青和毛远 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
空 位 期
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久，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
稳定。必须重新向党、军队和人民保证：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
家正处于坚定而温和的领导之下。必须使人们有继往开来这样一种
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优先要解决的是那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成领导层分裂
的问题，即：“毛之后，谁接班？”幸存的领导人叶剑英和李先念
可能认为，仅仅3年时间，由于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政治局
委员已从十大任命的25人减至16人，再在政治局剩余的成员之间
进行新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不论才干如何，华国锋披着合法的外
衣，并拥有任职权。他是主席选定的，他占着职位，并且领导组成
了反“四人帮”的阵营。9月7日（原文有误，应为10月7日——
译者）中央发布了由华国锋继承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主席的消息。由于华国锋还保留着总理职位，他就正式成为毛泽东
和周恩来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这两个人的职位，他似乎已处于
坚不可摧的地位。然而，他将发现，职位固然带来了威望和特权，
但权力却要有更深的根基。
在就新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政治局还须摧毁国内激进
派的基地。幸运的是，上海竟然是一只纸老虎。由于失去了全国性
的领导人，“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举棋不定，竟然被一些极易
识破的计谋引诱到北京，从而彻底崩溃，丝毫也未能实施他们要战
斗到底的威胁。结果是，只有持续一周的轻微武装抵抗。政治局派
出两位候补委员苏振华和倪志福去控制那里的局势；许世友取代了
不可靠的丁盛，重新临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以便为政治家们提
供必要的军事支援。①上海问题解决后，就该由华国锋在全国行使他
的领导权了。
华国锋的困境
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
是毛和周传给他的互相矛盾的遗产。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
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
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
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
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
产。10月8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国锋的指导
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定
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已27年的准则，即不仿效苏
联形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给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来表达对领导人
的尊敬。①华国锋毫不怀疑毛对自己的持续影响力；他，可能还有他
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事们，试图把毛对这个国家的持续影响力镌
刻入大理石中。
华国锋的护身符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不时重复的话。
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表述毛主席纪念堂
的象征意义：毛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华国锋批准了汪
东兴提出的似乎为毛泽东思想具体定调的准则，即“凡是毛主席作
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
地遵循”。他们的的目的是阻止对毛泽东晚年的行为提出质疑，这
有助于众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员上台。②况且，对毛个人崇拜的维
护为对华国锋本人个人崇拜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和正当的理由，如果
这位名气不大的接班人想在党和人民中间树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做
法是极为需要的。③
但是，华国锋和“凡是派”想披上毛的保护衣这种尝试已经受
到在中国南方的邓小平的保护人的挑战。在致华国锋的一封信中，
许世友和韦国清质问，对毛泽东的缺点只是不提是否可取，而这些
缺点是人皆共知的；信中说，毛对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支持缺少合
法性，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确定；信中明白
地暗示，如果毛强加在邓身上的错误定论不撤销的话，他们将在中
央全会上对华国锋提出挑战。①
华国锋进行了反击。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肯定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反复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准则，坚持认为天安门
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声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正确的。
在努力为继续执行左倾政策辩护时，华国锋甚至谴责“四人帮”是
极右分子（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也曾使用过这一策略）。
华国锋开始受到党内老同志的责难，著名的有陈云。几十年前
直到文化大革命，陈云就是政治局常委和该机构的前辈。陈云和另
一名批评者王震把重点集中在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天安门事
件的评价和第二次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和要求。他们宣称，这是大家
的一致要求。华国锋可能会感到惊讶，这难道是叶剑英许诺的老干
部对他的支持，作为对他领导反“四人帮”斗争的回报？无论如何，
华国锋拒绝了陈云和王震的要求，甚至不许把他们的发言打印在会
议记录中。②
这次工作会议的材料中没有提到叶剑英或李先念加入了老同志
批评华国锋立场的行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感情很复杂。
对一名像叶剑英这样的政治局常委来说，在一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官
员面前正式批评这个精英会萃的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是非同寻常
的。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怀有某种程度的忠诚，
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华国锋既是毛泽东也是他们封授的。叶剑英
和李先念毫无疑义地支持1975年期间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事情，但在
1977年，他们对邓小平的复出抱着矛盾的心理。如果邓小平不复出，
他们作为政界元老控制中国的政局，指导华国锋；如果邓小平复出
的话，他们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让与邓小平。而邓小平将对他们采取
何种态度呢？他会不会觉得他们像周恩来一样，为了在文化大革命
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事、说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
的话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像宽恕死者一样宽恕生者吗？
然而，叶剑英和李先念正确地估计了党和军队中感情的力量，
意识到，毛泽东逝世后，坚持反对邓的复出将是困难的。他们大概
也知道，邓小平可能比华国锋更有能力驾驭文化大革命后的转变，
而这种转变是众望所归。几年来左倾分子煽动起来的政治混乱、宗
派斗争和无纪律状态再次对经济造成损害。罢工、蓄意破坏和铁路
交通再次瘫痪被广为报道。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大大低于
预期目标，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
后3年，即1974—1976年期间，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为：钢2800万
吨，工业产值1000亿元，国家收入400亿元。①华国锋号召实现“大
治”，但事实上只有邓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过华国锋，抵
制邓对他来说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最好的做法是让邓保证，
他将既往不咎。1977年4月10日，邓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批评“两
个凡是”，并提出使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随
后，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他，其中一位可能是办公
厅主任汪东兴。汪试图在文革受益者们即“凡是派”同意邓小平复
出之前与邓达成一项妥协。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想与他们妥协，
并指出，如果“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恢复自
己的名誉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即使毛泽本人也从未说过
他讲过的话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①
邓的这封信从未发表过，因此无法确定当时的传闻，即在这封
信还是以往的通信中，邓是不是表示过，他愿意拥护华国锋继续做
党的领导人。②
这样的某种保证似乎是可能的，否则“凡是派”就没有理由同
意让邓出来工作。如果邓做过某种保证，这可能是为什么这封信没
有收在《邓小平文选》里的原因：这与华国锋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
比。
无论怎么理解，这封信使邓得以出席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并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华国锋的职位得到正式追认，他还固执地坚持对“两个凡是”和文
化大革命的支持。可见到的邓讲话的文本表明，他重申要完整地看
待毛泽东思想，但这一次，他很谨慎，没有正面抨击“两个凡是”。
在他下次抨击之前，他得准备抨击的依据。相反，他提倡毛的一句
旧口号——“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成了后毛时代邓小平政策的精
髓。③
在这次全会妥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召开了第十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次轮到华国锋谨慎了，他不再坚持“两个凡是”，
也没有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
批评毛或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会损害他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以
一大段热情洋溢的颂词开始，歌颂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接着重申文
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就、党的十大（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被选入
政治局）路线的正确性以及坚持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必要性；他还令人寒心地宣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
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①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号领导人出现，排
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他作了关于新的党章的报告）之后。邓的简短
闭幕词是另一篇仅有的、公开发表的讲话。他称华国锋是“我们英
明的领袖”，但没有仿效华颂扬文化大革命。他避开争论，号召恢
复诚实和埋头苦干、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当然还有实事求是。但
他也不得不妥协，表示支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关键环节”和“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现行路线。这些教条后来受到中国
党史学家的斥责。②无怪乎邓没有把这篇闭幕词收入他的“文选”中，
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闭幕词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很重要。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一个领导层中，左倾分子被清洗出去，
但左倾的受害者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在党的十大上选举的中央
委员中，有1/3的委员可能因为同情左倾而落选，其中75％以上系
群众组织代表。另一类很可能是左倾分子的人，大多是新近入党的，
也损失惨重，人数减少70％以上。
政治局也是一个妥协，但力量对比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
和文革受益者，26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6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赵紫阳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获得了初步的立脚点，后来他成了
邓小平改革纲领的先锋。在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邓是后来严厉
批评华国锋和“凡是派”的唯一成员；华国锋则得到“凡是派”主
要拥护者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因反对“四人帮”有功和作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首脑所拥有的权力而受到人们的赏识；华的共
同保护人李先念与叶剑英站在一起。①
华的“大跃进”
华国锋曾考虑过“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华的设想而
言，它似乎是60年代中期激进主义和50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结合，
是难以实现的。可以肯定的是，华的双份遗产中更为人普遍接受的
部分是周恩来交托的中国四个现代化。除了最狂热的左倾分子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能团结在这个目标周围。而华国锋确实设想了一个成
功的发展计划，以便为许多人闷在心里的问题提供答案，即华国锋
有什么权利位居最高职位。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省里的官僚经历虽
无大瑕疵，却也平淡寻常；他年纪较轻从而没有成为红卫兵打击的
第一批省级官员；当形势转变再次需要有经验的干部时，他又比较
走运；当林彪事件在领导层中留下较大的权力真空时，他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