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此后一段时间内，中方那种大张旗鼓的攻击也停止了。
柯西金对第一阶段九个月的谈判做了总结。6月10日，他在最
高苏维埃的“选举演说”中，指责中国奉行的政策是“不让我们双
方总体关系的正常化得以实现或是在北京的边界谈判取得进展”。
不过，他又说：“尽管北京的谈判十分复杂（这是中方设置障碍造
成的），苏联仍打算继续谈下去，以便达成一项符合苏联、中国和
全世界利益的协定。”①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苏共中
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类似的谈话中重申了这些观点。
谈判完全破裂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军
事防卫力量仍然虚弱和外交活动仍无头绪的时候，遭到苏联的进攻。
莫斯科也不希望谈判破裂，因为在迫使中国人回到谈判桌边的过程
中，它已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精力和外交声望。此外，对莫斯科和北
京来说，谈判破裂只会进一步加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双方都
不希望的，而且战争一旦发生，双方都会遭受惨重的伤亡。所以，
双方竭力维持谈判的进行。他们又采用了上一次的办法，先进行每
年一次的界河航行会谈。6月，双方同意在7月10日开始会谈。②
这次会谈很快就因双方在程序问题和一些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而陷
入困境，六个月后便告结束。即使到这个时候，中国人也拒不承认
签署了一项新的年度协议，而只是（和以前一样）声称在会谈记录
的一份“摘要”上签了字。③
第二阶段，1970—1973年
俄国人的下一个招术是更换首席谈判代表。1970年8月15日，
苏方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接替库兹涅佐夫。这
表明苏联准备打持久战。此外，谈判的外交级别也降低了。伊利切
夫原是苏共的宣传专家，苏联可能指望他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
指责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①苏联还收回了对斯特帕科夫的驻华大使
任命，代之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瓦西里S。托尔斯季科夫，中国方
面则提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驻莫斯科大使的任命。②11月底，这几
个人分别赴任了。③最后，两国边界省的官员签署了一项在黑龙江两
岸进行贸易的地区性协定。④这些行动表明，两国都不愿看到双边关
系恶化到除了兵戎相见之外别无选择的地步。在进行了18个月的谈
判之后，双方于11月23日宣布签署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⑤
1970年秋，伊利切夫显然曾向中方建议，以8月莫斯科和西德
签订的条约为蓝本，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关于这项建议，我们
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很快即被中方拒绝了。⑥12月3日，伊利切夫飞
回苏联，中国驻苏大使刘新权也于是日在莫斯科拜会了库兹涅佐夫。
⑦直到最高苏维埃会议（伊利切夫是代表之一）结束后，伊利切夫才
于1971年1月14日回到中国。⑧这一次的谈判情况仍未透露，只知
道伊利切夫、托尔斯季科夫、周恩来和姬鹏飞（他是外交部代部长）
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未报道详情的会谈。苏方认为这次会谈很重要，
在《真理报》上做了报道。4月，伊利切夫和托尔斯季科夫返回莫斯
科参加苏共二十四大，于4月19日回到了北京。①好像是为了表明
谈判处在停滞不前的境地，苏联代表团被准许参加了每年一次的外
交使团在中国的参观旅行。本来中国是把苏联代表团排除在外的，
因苏联公开提出抗议，中国才允许他们参加。②
后来的事实表明，有两个因素使中国不可能签订一项边界条约。
较重要的一个是，毛—林间的权力斗争已到最后关头。根据林彪死
后对他的指控，他反对毛把谈判作为防止苏联进攻的手段的策略，
不同意毛的反苏军事战略，甚至希望在边界问题上与莫斯科全面妥
协。这些情况使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或政治上有必不可少的团结
一致来面对苏联。所以，中国在国内政治秩序得到恢复以前，最好
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实际上，中国的国内局势直到1971年底和1972
年初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这时候，由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人发现把谈判拖延下去对中国更有利。这是边界条约难以签订
的第二个因素。1971年夏，当时实际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享利基
辛格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秘密前往北京，商定了1972年
2月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事宜。
这些事件使中国难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如果中国人能够把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并开始全面恢复与美国的
外交关系，北京即可拖延与莫斯科的谈判，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影
响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止。在美国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
这是北京和华盛顿建立新关系的标志——之前，中国人不会设法让
边界谈判取得进展。197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边界谈判处于停顿状
态。①
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0年
曾提出过此建议并遭中国拒绝的情况，就是这次透露出来的。②1972
年3月20日，伊利切夫返回北京。这项建议显然是他回京后再次向
中国代表团提出的。③1971年12月6日开始的边境河流航行谈判未
达成协议，于1972年3月21日暂时中止。④中国方面更换了首席谈
判代表，以级别稍低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接替了乔冠华。⑤苏联代表
团无事可干，又对中国的一些城市做了一次访问旅行。⑥9月，伊利
切夫回国“度假”， 10月17日才回到北京。⑦双方的宣传攻势在这
一年渐渐停了下来，虽然还不时看到中国的攻击言辞，听到苏联否
认或指责中国人的言论。所以，1972年对中国和苏联而言，都是等
待观望的一年。
1973年，谈判仍然处于停顿状态。北京发现可以和以前一样，
继续借助拖延谈判来推迟解决边界问题。此外，谈判大厅之外的事
态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更为重大。1973年8月，中共召开了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导致该会召开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军事方面的各
种复杂矛盾，又一次使中国未能团结一致反对苏联。虽然莫斯科的
权力斗争没有北京激烈，但克里姆林宫对外交的注意力已被转移到
了其他方面，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华盛顿的高峰会谈。水门事
件、与欧安会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是年晚些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
间在应付中东战争时产生的危机等。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影响最为
重大的也许是越南战争：1972和1973年，由于美国逐渐从越战中脱
出身来，由于中美和苏美和解都取得了进展，莫斯科和北京都把注
意力集中到了战略三角关系的美国方面。最后一点，直到尼克松访
华之后，北京才开始认真对待加强中国边界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
更换了一批军官和政治干部。苏军的大规模集结——为此中国需要
花数年的时间使军事力量更趋于平衡——也是刺激中方推迟达成协
议的因素之一。
这样，俄国和中国都把赌注押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
苏冲突的影响上。莫斯科很想与华盛顿和解，原因之一是为了孤立
北京，或者至少防止新出现一个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中美联盟—
—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广泛的反苏同盟的中坚力量。北京也在竭力缓
和与美国的关系，目的就是将来——不管是多么不现实——建立这
样一个联盟以对抗苏联。
因此，中苏谈判在1973年也未取得进展。苏联对中国的批评随
国际形势和中国对苏联的抨击程度的变化而变化。①关于越南问题的
巴黎会谈开始时，莫斯科停止了对中国的攻击谩骂，试图促成反对
美国的中苏联合阵线。②中国指责莫斯科正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③柯西金对此予以否认。《真理报》发表了“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
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反驳。6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签订互
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遭中国人拒绝。（苏联领袖哀叹道，中国人“甚
至懒得作出答复”）。①
1月5日至3月5日，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例会，
但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②苏联代表团又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一
圈。③7月19日，伊利切夫回国度假并接受指示。但这次他在国内整
整待了一年。④所以，谈判实际上在1973年年中就中断了。
中国人似乎没有为这个危险的信号而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他们
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重
申，只要苏联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愿意解决边界争端。
周对中苏关系的评论意味深长，表明中国已不再担心苏联会马上发
动进攻；相反，中国警告西方，俄国人目前正在“声东击西”。可
能同样重要的是，周声称北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
系，其中可能包括边界争端的解决。⑤10月底，在周会见C。L。舒尔
茨伯格时，⑥在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发给最高苏维埃（不是给苏共
中央政治局）的贺电中，中国方面都重申了这些观点。⑦
第三阶段，1974—1975年
1973年年中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谈判的第二阶段就结束了。
直到1974年6月20日他回到北京后，谈判的第三阶段才开始。①1
月，北京驱逐了几名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人；3月发生了直升飞机事
件；中国在离南越不远的西沙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双方还在卡扎
凯维切瓦水道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由于上述事件，当时的中苏关系
已进一步恶化。前两件事显然是造成伊利切夫1974年初无法返京的
原因，因为他在莫斯科参与了使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安全获释的努
力。②第三件事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因为它是中国总的边界政策的
体现。③最后一件事则促使伊利切夫回到了北京。
1974年5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
道）问题给北京发出了一份照会。通江（苏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
在西南面把黑瞎子岛与大陆分隔开来，是这一三角形岛屿的一个边。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形成了该岛的另两条边，伯力在两江交汇处的江
岸上，与该岛的东北角隔江相望。苏联在照会中认为两国应以水道
而不是两条大江为界。④照会对中国提出的在（夏季）枯水期水道不
能航行时，中国船只可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要求给予
有利的对待”，但首次提出中国船只每次通过前均须预先通知。照
会称苏联方面有权这么做，其根据是“中俄条约的有关文件”，可
能是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有关文件。①中国人立即
拒绝了苏联的观点，②但是他们无法在枯水期驾船驶过流经伯力的江
面，因为1967年以后，苏联在通江和黑龙江的分岔处一直配备有炮
艇。③苏联人此时提出这个问题，其动机是很明显的：促成直升飞机
机组人员的获释，促使中国人同意全面恢复边界谈判；反驳中国援
引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原则而提出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大部分岛
屿的主权归中国所有的主张；④迫使中国签订一项新的界河航行年度
协议（界河航行谈判已于3月21日再次停止，无任何成果）。⑤
苏联此举至少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边界谈判于1974年6月底
重新开始了。一个月后，谈判仍无进展，伊利切夫离京返国。后回
京不久又于8月8日启程前往莫斯科。⑥考虑到过去的谈判一无所获，
我们有理由相信，谈判从此以后不会再恢复了；由于北京把谈判作
为对付苏联的权宜之计，故危险期度过以后，谈判有可能被完全放
弃。8月，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解放30周年纪念大会，
柯西金、李先念——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之一——和余湛都到了布加
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想乘此机会居中斡旋，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
是促成双方徒具形式的握手而已。⑦
然而，11月6日中国人又把谈判的大门开启了一道诱人的缝隙
（或者也许是苏联人通过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劝诱活动使事情有了
转机）。这一天，中国为庆祝“十月革命”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贺
电。在这份不太引人注目的贺电中，中国指出：
中国政府一再建议双方真诚地进行谈判。……首先需要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
武力的条约，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
后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①
为什么这时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