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
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
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
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发出了
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要
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
规模示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②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
支持共产党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
的话，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
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北
京还让白旗派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③形势在6月的最后三天内急遽
恶化。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内的过激分子造成的。他们违背（实际
上破坏）了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处心积虑维持的对缅甸的立场。
缅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应的反应。7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
了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到查封，左翼团体遭到大规模
镇压。缅甸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及亲华分子的舆论攻势，并
驱逐了几名中国记者。④随后，两国不可避免地断绝了外交关系。同
年夏，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之后，中缅关系才开始恢复。
外交部走向极端
香港、金边、仰光和其它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然而，如果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夏没有走向极端，外交部长
陈毅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外交部的一些档案没有被人为地毁坏，这
些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和后来阶段中
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就这些事态的发展加以研究，因为它是中国
内部事务和外交实践之间的纽带。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是：工作组、红卫兵、革命造反
派、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破坏势力对国务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扰。
但是，这些干扰活动的时间先后长短各有不同，它取决于各部的实
际情况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发展阶段。外交部是各
部委最晚卷入的单位之一，遭受劫难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在1967
年夏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明显不同的是，外交
部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仍然在运作。但是，它的运作是妥协的
产物。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的混
乱和重新整顿紧密相关。
因此，1966年夏外交部长陈毅接受了党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组。
不过，他和其他各部部长一样，把工作组用于维护外交部各部门的
完整和免受造反学生的干扰。①1966年秋，中共十一中全会正式决定
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毛召回了工作组，允许红卫兵在外交部和
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陈毅不许红卫兵干扰中
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他和往常一样坚守职责。他和其他
各部的头头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希望局势
能够好转。②
然而，束缚激进主义的绳索一旦解开就难以再收紧了。到1966
年底至1967年初，学生和工人开始到处“夺权”。“一月风暴”有
意识地把全国和大多数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推进了混乱的深渊。
1月18日，外交部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对
陈毅的批判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陈毅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迫作
了自我批评，自己承认有“七大罪状”。①当然，陈和主持这次万人
大会的周恩来的想法一样，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白”来避免造反
派干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借周恩来的权威和毛泽东的暗示来保
住自己的职位。这个办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一些左派被
搞掉了。以后的两月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较为理智的。
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策略到1967年
初夏便不灵了。首先，中国在这期间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
的黄华除外）②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受文化大革命
的洗礼。这项措施显然严重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
但是，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外交部各部门和各驻外使馆（随着
外交人员很快返回驻在国）都走向了极端。其次，1967年1月，毛
泽东号召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军队临时作为一支稳定秩序和相对
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争，在“三结合”（解放军、老干部和红卫兵）
时把有经验且不太激进的老干部摆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月，
军队就因这种做法（被称为“假夺权”）受到了批评，不得不给造
反派更多的权力。这样，陈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压力。这次的压
力来自“批判陈毅联络站”。不久，北京举行了反对陈毅的公开游
行。1967年5月，经周恩来同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①
再次，造反派纠集了一些争强好胜的领导干部，共同反对外交
部长陈毅。中国和印尼是1967年4月最终绝交的。当时雅加达驱逐
了中国代办姚登山。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
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
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
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人物。陈毅想使中
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动的大冲
击。②
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月
13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
外交部，打断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
还带走了机密情报。5月29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
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
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
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姚派在部内争权
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
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
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③
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年盛夏达到了高潮，因为毛要让全中国
人民获得他认为非常必要的革命新经验。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
两方面对外交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
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
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
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①造就了
新英雄王力（尽管是暂时的）。他和姚登山一样凯旋而归，回到北
京。权力很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
一。8月7日，他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
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
次遭到批斗（在 8月 11日和 27日的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待
了一系列新“罪行”）。②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
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做主张给
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③俨然以外交部
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激行动
既不愿也无法加以制止，直到8月底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
害，终于震惊了毛派领导人，迫使他们从原来的立场往后退。9月1
日的一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
“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
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
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④这个180度的
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到清理和审
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
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
了严重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
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① 《纽约时报》，1966年7月1日，第4、11版。
②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170—183页。
③ 《纽约时报》，1968年11月1日，第1、10版。
④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20—269页。
⑤ 卡诺：《越南史》，第12章。
① 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第4章；外国广播信息处：《远东动态》），1966年8—10月。
② 关于秘密信件及有关事情，参阅“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
—6 月），第216—217页；关于界河航行规定，见《人民日报》，1966年4月20日；苏联
人未 接受这些规定，如果接受的话，他们就等于承认中国对所有的有争议的岛屿和这两条
界河的 航道都拥有主权。
① W。A。C。阿迪：“中国与越南战争”，《密宗》第8卷，第6期（1966年11—12月），第233
— 241页；安泰顺（音）：“中苏争端与越南”，《环球》第9卷，第2期（1965年夏季号），
第 426—436页；哈罗德C。欣顿：“中国与越南”，见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卷，
第 201—236页；约翰W。刘易斯：《中国与越南》，见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
简 报》，第53—56页；劳伦斯普拉特：《北越与中苏紧张关系》，第197页；罗伯特A。
鲁 本和罗伯特法雷尔合编：《越南与中苏争端》，第120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莫
斯科、 北京、华盛顿与越南的战争”，见阿伦A。施皮茨编：《当代中国》，第14—20页。
② 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廖广胜（音）：《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国内政治和外
交 政策之间的联系（1860—1980）》；戴维W。P。埃利奥特编：《第三次印度支那冲突》中
由 萨特、波特和加雷特撰写的章节。
③ 唐纳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力与1965年10月政变”， 《亚洲研究杂志》
第27期 （1969年），第237—249页；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第144—170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93页；第29期
（1967 年1—3月），第196—197页。
① 《远东动态》，1967年1月30日。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9期（1967年1—3月），第193—195页；第30
期 （1967年4—6月），第242页。
③ 同上，第30期（1967年4—6月），第244页。
④ 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第294—295页。
① 《苏中关系（1945—1970）》，第304页。
② 1966年9月至1967年夏的每一期《北京周报》上至少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③ 托马斯 W。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背景、发展和 1969年3月的冲突”，《美国政治
学评 论》第66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1177—1183页。
① 威廉希顿：“毛主义的革命战略与现代殖民：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亚洲概览》第10
卷， 第9期（1970年9月），第840—857页。爱德华厄尔赖斯：《毛的道路》第364
—375页；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212—217页。
① 《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 10—12月），第221—223页。
② 后面将更多地谈到姚登山的情况。
③ 《纽约时报》，1967年5月25日；“远东经济评论”，1967年 8月 1日，第 229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6期（1968年 10—12月），第 172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 219—221页；第3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