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下任职，后又在红军大学和抗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林的
副手。1959年，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罗就被提升为总参谋长。即
便对罗的任命不是林彪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认可。
自50年代初以来，林彪一直受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如战伤、胃
病、肺结核，或者是一种综合症，使得他时不时地减少自己的体力
活动和政治活动。60年代初，这些毛病的复发，明显地使林和罗瑞
卿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至少可以说，罗曾希望，林的疾病可使他
对军队有更大的指挥权；或者换句话说，罗可能曾希望林辞去国防
部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根据一戏剧性的描述，说罗曾当着刘
（少奇）的面讲“一个病人应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称职的人！少管闲
事！不要碍手碍脚！”①
美军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其程度完全出乎中国领导人的
预料——也加剧了两人关系的紧张。罗开始建议作好军事准备，以
防美国将战火烧到中国。正如罗在1965年5月所说的：
战争一旦打起来，有准备和没有准备是大不一样的……战争准备的立足点，又必须放
在可能出现最困难最严重情况的基础上。既要准备帝国主义小打，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中打
和大打。既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
罗更进一步说，如果战争打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在预筑阵
地上保卫祖国，然后发起反攻，跨过边界将敌人消灭“在洞穴里”。
②
罗的这些建议，可能代表了职业军人的观点，对林彪来说是无
法接受的。至少有一点，罗所倡议的线式防御与人民战争原则相抵
触，根据人民战争的理论，中国军队应当诱敌深入，使敌方的供应
线拉得过长然后各个击破。罗还坚持如他1965年9月所说的，“千
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准备打仗的思想，③意即人民解放军应重
新安排优先考虑的事情，至少暂时要这样做，以高度重视军事准备
工作。这两点意见中，后者可能更引起争议，解放军当时在政府事
务中发挥着比以前更大的作用，而且是与党的机构对抗的毛的力量
阵营中关键的一部分，如果采纳罗的意见，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反动：
他们将要消除解放军对政治事务的影响，这样基本上就从毛联盟内
撤了出来。
林彪和罗瑞卿的争议在9月初达到高潮，当时两人都发表文章
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20周年，文中两人就中国的国
防政策发表了完全不同的见解。①罗认为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
和全面的准备”以防美国进攻中国。与此相对照，林指出美国人未
必如此莽撞，即使他们真的敢来，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动“几亿拿
武器的中国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这是罗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到11月底，他从公众的视野中一下子消失了。林彪开始罗织各种罪
名来控告他的同事，并将这份起诉书于12月8日交给了在上海召开
的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任命了一个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七人小组，
调查林控告罗的各条罪状。
调查组很快就走访一圈，在来自军队各部门代表的陪同下，于
1966年3月与罗作了后来被描述为“面对面”的斗争。罗的自我检
讨以不深刻为由遭到拒绝，之后，他试图从关押他的楼房跳楼自杀，
但并没有死。4月8日，调查组结束了工作，最后建议罢免他担任的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在军队担任的各种职务。结案
报告在5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有理由相信，当
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在调查过程中曾为罗
辩护过，但他的观点遭到拒绝。②
罗瑞卿事件因为两点理由而显得重要。其一，它充分表明毛和
林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撤换任何不赞同他们的政策和向其地位挑战的
人。其二，这一事件使毛和林加强了对中国专政机器中两个最关键
部门的控制。罗被撤销总参谋长之职，后由杨成武接替，使林能对
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发挥更大的影响。此外，清洗罗之后，公安部
接着又撤换了罗以前的一些下属，于是，康生控制了国家安全机器。
吴晗和彭真在罗瑞卿受到猛烈攻击的同时，毛开始注意知识分
子中的持异议者。①他把火力集中在《海瑞罢官》上。此剧作者为吴
晗，一个作家兼学者，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毛指责这出历史剧
名义上写的是明朝一个正直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不公平地罢了官，实
际上是影射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清洗彭德怀。毛最初可能鼓励吴
写此剧本，但这却没能影响他对此剧的最终判决。
在处理吴晗和海瑞剧的问题上，毛使用了一把双刃剑。一开始，
他把批判吴晗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该
组织成立于1964年。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作
为市委第一书记，当然要对自己的副市长的行为负责。彭真或许出
于与吴晗密切的个人关系和对知识分子问题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他
很快就表明他要采取什么手段了：只提剧中所说的历史事件而不谈
其寓意，并且举行公开讨论，显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②
毛事先就意识到彭对此事的倾向性，便与此同时走了第二步棋。
他让姚文元——一个与江青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准备一篇批判
《海瑞罢官》的文章。毛还特别强调，姚的文章应着重说明他认为
是关键的一点：吴晗的意图是说彭德怀就是历史上的海瑞。姚的文
章发表以前，毛看过三次，这充分证明了毛对此事的兴趣和卷入程
度之深。③
姚的文章——对吴晗直接的严厉的攻击——于11月初在上海发
表。在此之前，北京的五人小组还没有来得及对吴晗一案采取任何
正式行动。彭真对此万分愤怒，这不仅因为自己的下属受到如此严
厉的批评，还因为他认为没有得到党的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就擅自
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违背了党内斗争的原则。在五人小组成员之
一、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帮助下，彭真成功地阻止了中央和北京市各
大报登载姚的文章。只是在周恩来禀承毛的指示亲自干预之后，这
篇文章才出现在报纸上，广为转载——首先登在《解放军报》上并
加了吹捧性的编者按，然后又上了《人民日报》并附上一个怀疑性
的简介。
尽管彭真最后未能压制住姚文元文章而不让其见报，但他还是
努力使对知识分子的批评限制在他认为比较适当的水平上。由于有
五人小组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中只有康生是毛立场的强硬支持
者），彭继续阻止发表更多的由戚本禹之类的激进文人所写的文章，
他认为这些文章对吴晗来说太过分了。他坚持这一立场而不顾毛对
他的直接批评。12月底，毛谴责彭无视海瑞和彭德怀之间的类比。
彭则找到一些较为勉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说彭德怀和吴晗没有
私交，所以吴晗没有参加任何宗派活动。但彭真还是答应毛：五人
小组将在两个月之内就此问题作出最后结论。
五人小组就此问题至少开了两次关键性的会议：第一次是在
1966年1月2日，第二次是在2月4日。虽然各种迹象都表明毛对
他们的报告一定会不满——12月毛与彭真的谈话和康生的多次警告
——五人小组还是决定坚持彭真原来的态度。2月3日，宣传部还是
两名副部长，姚溱和许立群概括五人小组多数人的观点起草了一个
报告。
这一文件（即著名的“二月提纲”）承认文化领域内存在着资
产阶级倾向问题，但同时强调必须在学术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①提
纲意思是说，处理“像吴晗一类人”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
方法是将这类事件看作政治问题，将一切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都
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应当使用行政手段来压制；相反，
第二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当作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应当根据“实
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
提纲明确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宣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遵循
“百家争鸣”原则，目标应当是通过多做学术工作来消除不同意见
和非正统观点，而不是通过“政治上打击他们（意见不同的知识分
子）”，这应当是一个宽大为怀的过程，批评者“不要像学阀一样
武断和以势压人”。最重要的是，提纲建议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
争应当“有领导”地“慎重”地进行，而且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
“二月提纲”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毛和依附江青的激进派的观点
明显不同。它故意回避就吴晗是否有意借海瑞来间接批评毛罢免彭
德怀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这样就避开了毛先前明确交给他们的任
务。此外，提纲既批评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学者的吴晗，也批评了
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激进文人。五人小组虽没有点名批评任何激进的
作者，但它指责某些“革命左派分子”的行为像“学阀”，它甚至
号召整顿左派中的错误思想。
2月5日，“二月提纲”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
行讨论并通过。彭真和其他成员接着就去武汉和毛讨论此事，不出
所料，毛明显反对这个提纲，因为其中对激进分子措词严厉而对吴
晗却未提出明确的批判。虽然如此，彭回到北京后还是声称毛已认
可“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批准该文件下发。
1965年秋，姚文元对吴晗直截了当的批判与彭真及中宣部较为
温和的态度形成明显对比。到1966年2月，五人小组所拟的“二月
提纲”与林彪、江青联合授意起草的另一文件形成尖锐对立。该文
件是2月2—20日在上海召开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此次会议形
成了江青与林彪的政治联盟。①像先前姚文元写的文章一样，此座谈
会纪要（即中国人所说的“二月纪要”）是在毛的亲自监督下起草
的，据说经过毛的三次修改，才在党内传达。
“座谈会纪要”对知识分子采取的立场与“二月提纲”正好完
全相反。它不仅将中国的文化生活说成是革命的观点与修正主义观
点之间的“16年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且声称文化界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是对宣传部和五人小组领导
的尖锐攻击。“座谈会纪要”号召积极地、大规模地批判这些倾向，
而不像二月提纲所要求的那样，以宽容的态度从学术观点上去批评。
“座谈会纪要”不再理采吴晗与海瑞剧，因为此事所牵扯到的
不只是吴晗，更重要的还有彭真、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以及他们
控制的五人小组。在3月底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
彭真、吴晗和“二月提纲”，并威胁要解散五人小组、北京市委和
中央宣传部。毛以中国古代神话中得到的生动联想，对康生谈话时
说：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猴王），大闹
天宫。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那么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都要解散。去
年9月，我就问一些同志，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有可能。②
工作会议召开后，彭真清楚地意识到，再不服从毛已毫无用处。
为了尽一切努力保住自己的职位，他鼓励北京市委加强对吴晗的批
判，还开始攻击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
甚至开始准备自我检讨。根据一红卫兵的叙述，4月初，彭真还召集
五人小组成员、中宣部领导以及北京市委主要成员在他家里开了一
次联席会议，他动情地说自己在这场文化领域内的革命中犯了严重
的错误，但坚持认为在其余的政治生涯中，自己堪称楷模。他请求
各位同事帮助他：“古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现
在盼望得到你们的帮助。”①
但这太迟了。在4月9—1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发现自己不
仅遭到康生、陈伯达的批判，也成了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批评对象。
书记处决定解散彭真的五人小组，并向政治局提议组成新的文化革
命领导小组，使之能更加同情毛的立场。②在这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中，
刘少奇正好不在北京，不合时宜地去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
了，这样就未能带头站出来保护彭真和陆定一。
政治局五月会议到此为止，两个主要的目标——罗瑞卿和彭真
——的最后命运在5月4—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最后决定了，
会议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