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圣物，捣毁刻着历代祖先名字的牌位，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
坛上。他们没收并烧毁了含有宗教内容的旧书籍，摧毁神象和护身
符，至少在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打碎了模具，这是家庭主妇用来做
带有传统的护身符的米饼的。在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反宗教狂热的重
压下，许多农民避而不搞以生丧嫁娶为目标的传统仪式。①
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许多代替旧神的新神和鬼。毛（“我们心中
的红太阳”）成了一个圣人。他的画像和语录被刻在所有农村的墙
上。每家都要买几套充斥他的语录的红宝书，家里曾经供奉祖先牌
位的祭坛现在摆放了数套四卷本毛选。一些地方的村民在开会之前，
甚至要握拳宣誓和跳“忠字舞”，这种舞和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旋律，跳起来很像弗吉尼亚舞蹈。如
果说毛代替了神，那么阶级敌人就代替了鬼。不仅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而且在更早些的运动中，人们打击的对象在官方文献中经常被称
为“牛、鬼、蛇、神”，这个传统的称呼由一些危险的超自然怪物
的同义词构成。新政府的节日，如元旦（在西方日历中）和10月1
日的国庆节，在其意义和重要性上都是旧节日的对立物。②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一是，它提出的新神象征是如此的
不可信。在毛的名义下，一群难以控制的乌合之众大行暴虐。由于
获得了现代大众传播的手段，大部分村民都知道了困扰中国大城市
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如果说这些事件太遥远没能对农民形成一场深
刻的道德和感情上的冲击的话，那么，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
在1968年发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农民的关系就太密切了，这场
运动旨在惩处破坏法律和秩序的人。
清理阶级队伍确实波及了一些农村地区，它要求农民们在同村
居民中找出一个定额（约3％），这些人要对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
的部分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肇事者相对少一些的村子也必须捏造
出几人。按照毛主义者社会阶级的理论，阶级出身好的人通常不会
搞反革命活动。所以，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浩劫的工人和贫农
可能不是好阶级的真正成员，而是受到了坏阶级血统中隐藏的污点
影响的人。如果公开的肇事者带有坏阶级出身的隐藏的污点，那么，
这种隐藏的污点甚至会影响那些显然没做过任何明显错事的人。在
广东“陈村”附近地区，至少这是对没有人缘的村民进行政治迫害
而使用的逻辑。这些没有人缘的村民包括爱说闲话的老妇，村民说
她们在土改期间被错划了成分，或是与错划了成分的人有近亲关系。
所有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以毛主席的名义干的。
它导致了正义公理的公然失败，以至许多农民对毛是光荣的、革命
新道德的源泉的说法完全失望。①
随后在70年代初期发动了其他运动，例如1971年的“一打三
反”运动和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毛的
名义下发动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印象：政府在农村采取完全不合理
的举动。批判林彪运动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林彪从尊贵的
地位上跌下来，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被告知，林彪是毛最亲
密的战友。既然毛的形象已变得如此暗淡，那还有什么值得人们信
任呢？
或许，许多农民通过回到自己的家庭获得了安慰。不管已为人
们投身公益事业打下了多么坚实的基础，不管已为农村社会主义树
立了多么好的道德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深深侵蚀了。
这是一大讽刺，因为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创立一种新型的
社会主义道德。由于害怕因用残存的传统方式祭拜祖先或进行婚丧
嫁娶而受到惩罚，许多古老的家庭礼仪悄悄地复活了。不过，各家
必须谨慎，不要明目张胆地进行这种“封建迷信”，他们还须临时
凑用一些仪式物品，例如用几盘蚊香代替真正的柱香。传统的公共
仪式或许永远消失了。没有对一个家族共同祖先的祭拜。没有对本
地土地神或城隍的有组织的祭拜。不仅因为这些仪式被官方禁止，
而且还需要支出一笔公共基金。而公共基金自土改以来就没有了。
但是现代公众仪式——庆贺毛主席，庆贺国家或人民解放军——明
显地唤不起人们的激情，而且除了获得几小时不工作的机会外没有
什么意义。尽管（或许是由于）中国共产党20年的宣传，农民仍生
活在以家庭为中心、基本上是在有道德观念的世界里，不适应社会
主义要求的集体纪律。①
受围攻的农村
除了对农村进行大肆宣传，以图加强农村与国家政体的道德和
社会联系外，毛主义者的政府还从城市派来了数百万年轻人。正如
前面已经提到的，政府实际上禁止农民移入城市。事实上，跳出农
村的唯一机会是参加人民解放军。然后，这个人便能周游全国，可
能有机会学会像开卡车这样的一门技术，它能使这个人在县城、甚
至是城市找到职业。然而，人民解放军只挑选一些最强壮的、政治
上最积极的农村青年。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设立障碍的最终结果是两个独立的、但无疑
是不平等的社会的形成。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工作、社交和文化生活
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城里人倾向于把农村看成野蛮的、奇怪的和
危险的地方，乡下人绝对低城里人一等。农民倾向于承认其生活低
城里人一等。
为了弥合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为了缓和城市过分拥挤引起
的人口问题，60年代初期，政府开始派少男少女“上山下乡”。首
先，这个活动是自愿的。政府鼓励满怀理想的中学生献身于建设农
村这一光荣的工作中去。然而，甚至在用这些理想化的术语表述时，
到农村去的基本思想也承认：这是一种献身行为，言下之意是农村
生活水平比城市低。在这个运动期间，从1962至1968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下到”农村。1968年后，这一活动大大增加了。1968
年到1978年间，1200万左右的城市青年被下放，这个数字约占城市
总人口的11％。不过，此时这个运动看不到一点自愿的样子了。①
甚至当数量较小、动机很好的年轻人到农村后，他们的表现经
常是破坏性的。他们对农村生活中的肮脏和不讲究卫生感到吃惊，
不能胜任农业劳动，却坚信自己文化上高人一等。许多城市青年很
快就丧失了理想主义并企盼回家，正如一位前上山下乡的青年在与
B。迈克尔弗罗利克谈话时指出的，想回到“文明世界”。②对村民
来说，城市青年农活做得不够多，养活不了自己，他们是“饭桶”，
是本地经济的一个负担。甚至当他们想为贫下中农服务时，这些城
市青年也因为以恩人自居的态度而招致农民的反感。有时，农民把
城市青年当成是有利可图的人。前上山下乡青年回忆起许多轶事时
说，农民侵吞国家为照顾城市青年提供的款项，挪作本村使用，而
且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城市女青年进行性虐待的例子，这刺激了农
民伤风败俗的丑恶陋习。③
在知识青年下乡活动的最初几年，有时在发展城里人与农民的
相互尊重和理解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步；而且城市青年帮助农村提
高识字率以及在医疗保健和新型工具的使用方面发展本地的技术专
长。但自从1968年后大批青年被派往农村，这些有益的事情就很少
能实现了。第一批到农村的许多人是以前那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
他们把自己被派往农村看成是对他们在1966年和1967年敢于造反
的惩罚。由于没有任何动机使自己融入农民的生活，他们耗费了农
村的资源，抱怨自己命运不佳，挑起事端，有时还从他们寄宿的村
主人那里偷粮食和蔬菜，而且冥想苦思能离开他们所在的农村。①到
70年代初，政府颁布政策，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中学毕业后可以
留在城市；这就是说其他所有孩子都必须去农村。受教育差的城市
人口大量流入农村，经常超过了农村所能承受的数量。
因此，青年下乡活动不仅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总的说来，
反而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村民们可能把自己的村社看成是城市
过剩人口的倾销地，城市青年可能自认为被抛弃了，“被扔进了历
史的垃圾堆”，正如一个这样的青年所指出的。②城乡之间的敌对增
加了。对许多村民来说，外部世界——城市和政府的世界——似乎
必定是弊多利少的根源。
这种感受由于70年代前半期制定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农业政策而
更强烈。例如，中央政府中的激进派开始发布一刀切的命令，要求
各地应种植某种作物，这完全脱离了经济现实。例如，命令华南的
农民种棉花和小麦（基本的理由是，在苏联进攻时，中国北方种植
的这些作物可能会受到危害），即使这些作物在亚热带气候的华南
不能很好地生长。③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存在其他什么
问题，政府对农业的做法通常至少是有助于增加生产的。现在，许
多农民又必须适当对待政府日益僵化的命令，这些命令不符合农民
们最熟悉的现实——成功地经营农业的条件。
他们也必须对付日益增加的强征粮食。政府以各种借口，要求
农民把较大数额的粮食以国家规定的人为低价出售，留给农民自己
消费的数量极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在整个70年代，农业生
产率逐渐下降。
这些惊人的趋势由于村一级小规模工业化的成功而得到部分缓
解。到70年代初期，农民应该“以粮为纲”的口号被修改为“以粮
为纲，全面发展”。在农村组织的公社一级和生产队一级，在政府
鼓励下，当地干部建立了许多小工厂，用于制造和修理农具、制造
化肥、加工粮食等。这些工业为本地提供了受欢迎的新式服务，使
公社更加自给自足。工业上的利润也增加了经济的影响力，公社，
尤其是生产队因此而能对自主的生产小组施加影响。新式企业为农
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型的工作经历，农民用机械工具进行
稳定的户内劳动，而不是靠自己的双手随季节变化在户外劳动。新
工业中的职业是吸引人的，而且把农民的胃口刺激得更大。①
不过，这些不可否认的积极发展有时会产生农民与国家日益疏
远的效果。当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现在他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在经济上都更为自给自足。就改善生活质量而言，
他们似乎对政府没有太多的需要，实际上，政府索取的比给与的更
多。
较年轻一代农民似乎尤受这种疏远感的影响。适中的新的经济
发展景象，由大众传播媒介传送的大量信息，至少是小学教育提供
的知识以及下乡的城市青年讲述的关于城市生活享乐的故事——所
有这些都助长了无法满足的奢望。一个广东农民说：“我父母仅想
能填饱我们全家的肚皮，我们年轻人想要从生活中得到比这更多的
东西。”②但在7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停滞的时候，更多的只能是想
一想而已。
① 见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59页；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67—101
页；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37—73页。
② 关于“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的关系的简明分析，见理查德H。所罗门：“关于积极性
和积极分子：把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动机与政治作用的毛主义者的思想，”《中国季刊》
第39期（1969年7—9月），第76—114页。
③ 到1960年农村地区党员的统计数字，见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371—
372页。我还没能找到此后农村地区党员的精确数字。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在中
国10亿多 人口中，党员总数3900万。
① 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95—96页。
② 对这些运动的生动描述，见欣顿：《翻身》，第319—400页。50年代广东省影响到农村
干部的各种运动的编年史，见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尤其是第109、133和
153页。
① 欣顿：《身翻》，第157页。
② 引自鲍姆的《革命的序幕》，第24页，译文和有关社教运动的其他文献，见理查德鲍
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于这一时期
当地领导理解学习的特征，见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