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的困难当然是美国拒绝正式出席日内瓦会议。她试图出席，又必须刻意缺席——要足以在现场维护其原则，又必须躲到一边，避免国内谴责她不得不放弃若干原则。美国在一项闭会声明中充分表露她的含糊，她宣称美国“注意到”（ takes note）这些最后的宣言，并且将“抑制不以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这份声明同时提出告说：“美国将严正关切违背上述协议而重启之侵略行为，视之为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我在外交史上从未见过这样的例子：一个国家声言保障她拒绝签字，且又表达强烈保留态度的协定！
物色越南领袖
杜勒斯未能阻止共产党在北越巩固权力，但是他希望能防止骨牌在中南半岛其余地方倾倒。面临着他和艾森豪威尔视为孪生邪恶的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他已抛弃掉法国殖民主义，可以放手集中力量遏制共产主义了。他认为日内瓦会议的好处是，建立一个政治架构使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取得一致立场，并且也提供整个法律基础可以抵抗共产党继续活动。
共产党方面此时忙着在北纬17度线以北建立政府系统。他们以一贯的残暴手段建政，起码杀害5万人，另有1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大约8万至10万名游击队员回到北越，另有100万名北越居民逃到南越，美国在他们当中物色到吴庭艳，预备培养他做领袖。身为一个民族主义老战士，吴庭艳的纪录无懈可击；不幸的是，对民主的坚贞却不是他的长处。
艾森豪威尔1954年明智地决定不介入越南，乃是战术决定而非战略决定。日内瓦会议之后，他和杜勒斯依然深信中南半岛的战略重要性至关紧要。中南半岛慢慢安静下来，杜勒斯又重拾当年稍早的集体安全架构方案，加以修正。东南亚条约组织（ Southeast Asian Treatyanization）于1954年9月成立，除了美国之外，会员国还有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法国。它缺乏共同的政治目标或相互支持的方式。的确，没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反倒比其会员国重要。印度、印尼、缅甸和马来西亚宁愿保持中立以谋求安全。而日内瓦协议又禁止中南半岛三国加入它。至于美国的欧洲盟国，法国和英国不可能代表它们最近才被迫退出的地区去冒矢石之险。法国之所以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得到否决权，以防美国可能草率决定危及其利益；英国的程度较小，大体亦出于同样的想法而加入东约组织。
东南亚条约组织规定的正式义务相当模糊。它要求签约国依“宪政程序”应付“共同危险”，可是并未建立界定共同危险的标准，也没有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建立共同行动的机制。不过，东约组织提供一个法律架构去保卫中南半岛，已经吻合杜勒斯的目的。这也就是非常奇怪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对共产党侵略中南半岛三国——依照日内瓦协议不得加入——规定非常明确，对共产党侵犯签约国的规定却一笔带过的原因。另外一份文件指出对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的威胁，乃是不利于签约国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实质上提供了对此三国的片面担保。
现在就看中南半岛新国家，尤其是南越，能否成为全面运作的国家了。她们中没有一个曾在其现有领土范围内，以一个政治实体有效统治过。顺化是越南旧皇城。法国把越南分为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区，分别以河内、顺化和西贡为首府。西贡周遭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晚近才由越南人垦殖，大约是在19世纪法国人抵达之同时。既有的权力架构是由法国人培训的公务员以及秘密会社组成。这些秘密会社有些具有宗教色彩，但全部以欺凌百姓来维持组织发展和半独立地位。
吴庭艳的父亲曾经是顺化旧皇室的一名官员。吴庭艳本身在天主教学校受教育，曾经有一段时候供职于河内的殖民政府，但是法国人拒绝实施他建议的若干改革措施，他就挂冠辞职。此后20年，吴庭艳退隐在家乡治学，或出国流亡（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日本人、共产党和法国支持的越南领袖屡次邀他出任公职，他都拒绝。
所谓自由运动的领袖基本上都不具备民主的性格；他们在流亡或坐牢期间能够坚毅地生存下去，都因心怀远志，他日一旦掌权将要如何如何改造。谦卑很少是他们的特质，因为如果他们谦逊自抑，也就不会成为革命党人，建立一个领袖能够更迭的政府（民主政治的本质），令他们绝大多数难以接受。独立斗争的领袖要当英雄，而英雄通常都不好相处。
吴庭艳的人格特质亦深受越南的儒家政治传统的影响。民主思想视真理由理念冲突相激相异而产生，儒家思想却大异其趣，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只有借由勤勉研究和教育才能洞烛真理，而只有少数人才够格受教育。儒家探索真理时，并不把冲突的理念视为同样有价值。由于真理只有一个，不是真理就没有地位，或者必须通过竞争增强地位。儒家思想本质上讲究阶级差序、重视精英，强调对家庭忠诚、尊重体制和权威。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还没有任何一个已建立顺利运作的多元制度（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已经最接近多元体制了）。
1954年的南越，尚无建国的基础，更谈不上建立民主体制。可是，美国的战略评估和它相信南越必须以民主改革加以挽救，这两者都没有思考到这些现实状况。艾森豪威尔政府本着真诚热心，一马当先挑起保卫南越、抵抗共党侵略的担子，也承担起南越建国重任，想使文化与美国迥异的这个社会能维护它新获得的独立，也能实行美式自由民主。
杜勒斯力主全力支持吴庭艳，因为他是“唯一找得到的良驹”。1954年10月，致函吴庭艳，爽快地保证提供援助，条件是南越“在执行必需的改革时应有合乎标准的表现”。美援将与独立的南越“结合在一起”，而南越“要建立强大的政府，合乎其人民的民族主义盼望”，也能得到国内及国际的尊敬。
有一段时间内，似乎事事顺利推进。艾森豪威尔政府交卸之时，美国授予南越的援助已经超过10亿美元；南越亦驻有1500名美国人；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成为仓球最大的使馆之一。美军顾问团人数高达692人，亦超过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之上限。
吴庭艳在美国庞大的情报机关支援下，扫平了秘密会社，稳定了经济，并设法建立中央管控——这些出人意表的成就，深获美国人嘉许。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 Mike Mansfield） 1955年访问南越之后，认为吴庭艳代表“真正的民族主义”，“重举自由失落的大旗，赋予新生命”。还未出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参议员也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安全与民主为两大支柱，他形容越南不仅是东南亚安全“巨拱的基石”，也是“亚洲民主的试验场”。复杂无解的越南问题
情势发展很快就显示，美国只不过是在共产党压力的空档期略有成绩罢了，并没有获得永久性的成就。美国人认定他们自己特殊品牌的民主体制已足可出口，却被证明有误。在西方，政治多元主义在团结的社会中兴盛，它长久具备强烈的社会共识，能够容忍不威胁国家生存的反对意见。但是在一个尚待建立的国家中，反对派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存在，尤其是当它没有一个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并提供安全网之时。在这种环境下，经常极易有强烈的诱惑，把反对党等同为叛逆。
这些倾向在游击战争中更被扩大。游击队的策略就是系统地破坏统治机构设法建树的任何作为。在越南，游击队最初的目标是阻止稳定、合法的机构巩固基础。他们最乐于攻讦最糟的和最优异的政府官员。他们攻击糟的官员是以“惩治”贪污、欺压良民的官吏做号召，争取民心；他们之所以攻讦最优秀的官员，因为这是阻止政府获得合法地位、阻碍有效率的治国服务的最佳办法。
1960年以前，每年南越有2500名左右的官员遭到暗杀，当然只有少数高度积极任事，以及多数贪官污吏有这种杀身之险。在建设国家与制造混乱、在民主与高压的竞争中，游击队占了极大便宜。即使吴庭艳是美式模范改革者，在容许改革有所建树所需的时间，以及制造混乱所需的时间，这两者并不平等的竞赛中，他能否得胜也是个大问题。即使南越没有陷于游击战争漩涡，吴庭艳也未必是个更加民主的领袖。他以儒教统治家自居，以德治国，不是以争取共识治国，并且是以成败与否达致合法地位——所谓天命——吴庭艳本能地从合法反对党的观念面前退却畏缩，就跟由北京到新加坡所有华人作风的统治者，以及几乎东南亚所有的领袖在面临国内并不算严重的困难时的作风如出一辙。有一段时候，吴庭艳在国家建设上的成就遮掩了民主改革的蹒跚进度。然而，当南越内部的安全日益恶化，美国价值和南越传统之间潜在的冲突，必会趋于深刻。
尽管美国资助建立起南越军队，安全局势却日趋恶化。美国军方也跟美国政治改革者一样，受到自信十足的信念鼓舞。他们都深信，已经替这个地理、文化俱与美国有相当距离的苦难国家，找到绝对错不了的补救秘方。他们努力建立一支美式的南越军队。美国武装部队是以在欧洲作战为建军思想，他们在发展中国家作战唯一的经验是朝鲜战争，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的是一支越过国际承认的分界线入侵的传统式部队，美军大体上是在支持美国人的民众中间执行作战任务，这种情势非常像军事规划家预测欧洲会发生的情势。但是到了越南，战争没有界定好的前线，敌人由线内供应给养，不需要防守任何要地，可以任意选择攻击对象；他可以立刻四处放火，也可以瞬时无影无踪。
美军顾问团一到越南，就开始运用熟悉的作战方式：依赖火力、机动力和机械化优势打消耗战。这些方法在越南统统派不上用场。美国训练的南越部队立刻陷入法国远征军十年前同样的境地。消耗战最有效是用于对付一个别无选择、非得防守要地的敌人。但是游击队罕有非得据守不可的要地，机械化和师级建制，使得南越军队在其国家的作战上，毫无作用。
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早期阶段，游击战犹在婴儿期，军事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此看来似乎局势有了真正的进展。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进入尾声，河内才升级游击战，不过仍然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北越才建立起后勤体系足可供应打大规模游击战。为了完成补给线，北越进犯和平、中立的小国老挝，取道老挝，建立一条胡志明小道。
艾森豪威尔即将卸职时，事实上老挝是他最关切的问题。他在回忆录《追求和平》（ Waging Peace）中，形容老挝是骨牌理论的关键：
“老挝若是陷入共产党手中，可能造成其仍然自由的邻国柬埔寨和南越的相继沦陷，甚至泰国和缅甸也可能不保，犹如一排骨牌纷纷倒塌。这样连锁事件将替共产党夺取整个东南亚打开通路。”
艾森豪威尔认为老挝的独立攸关紧要，他打算“有没有盟国参加都得一战”。在1961年1月移交给肯尼迪的过渡期间，艾森豪威尔给肯尼迪最具体明确的一项建议，就是保卫老挝。
美国政府移交易人之际，美国介入中南半岛的层次和性质，还没有拿全球可信度冒险至无可挽回的程度。美国的作为仍与地区安全目标有关联；其作为还没有深刻到必须辩护，以强调自己合理化的地步。
骨牌理论已经为一般人接纳，很少受挑战。但是就和威尔逊主义一样，骨牌理论不区分任何国家。一概纳入，也未必全然错误。越南所呈现的真正问题，不是应否在亚洲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而是北纬17度线是否为恰当的地点；不是如果南越骨牌倒下，中南半岛将会如何，而是是否能在其他地方（譬如马来西亚边界）布下另一道防线。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摆在地缘政治角度加以仔细检讨。慕尼黑已经成为那一代美国领袖的重大教训，退却被认为将加剧困难，而且在道德上有所亏欠。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辩解美国何以介入越南，就是以此为理由：“我们本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我们协力维持越南的士气、经济进展和军事力量，俾能使它继续存在于自由阵营内。……继续忽视这些问题的代价，远大于今天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的确超过我们能经受得起的程度。”
美国传统讲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不允许美国以战略衡量而对潜在可能的受害人有所偏袒。领袖吁求国民无私投入，是因为他们诚心相信；他们为维护原则而保卫某个国家的可能性，大于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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