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说服美国民众接纳此议，但这个构想仍未夭折。最重要的是，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14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美国对国际事务独到的应对之道并非一夕之间形成，亦非受单独一人之感召而形成。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其实颇贴切地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仅在于强化新国家的独立地位。
由于只要欧洲各国相互争斗便不致真正威胁到美国，因此开国元老显得很乐意在需要时运用人们嗤之以鼻的权力政治；他们的确特别擅长在英法之间玩弄这些手腕，不仅保住美国的独立，更得以开疆辟土。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实在不希望任何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因而宣布中立。拿破仑战争在杰斐逊眼中，是陆上暴君（法国）与海上暴君（英国）的争斗。换句话说，欧洲交战的各方在道德上是一丘之貉。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实行着较原始的不结盟策略，由此领悟到以中立作谈判筹码的好处，此后的许多新兴国家也颇懂得个中之道。
但美国反对旧世界的传统尚未到达肯放弃领土扩张的程度；相反地自一开始，美国便专心一致在美洲开拓领土。1794年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对美国较有利的条约，解决了与加拿大及佛罗里达的边界问题，使密西西比河对美国开放贸易，并开始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建立美国的商业利益。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在1803年自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 the Louisiana Purchase），带来密西西比河以西一片庞大的界线未定地，还连带西班牙在佛罗里达及德克萨斯境内的领土，由此奠定成为一大强国的基础。
决定出售这片土地的法国领袖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对此种一面倒的交易有其旧世界的说法：“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美国政治领袖不在乎法国是基于什么理由出售国家的财产，在他们眼里，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似乎与美国在北美大肆扩张的作为毫不矛盾，因为他们不把向西开拓当做外交事务，而是视为美国的内政。
在这种情形下，詹姆士·麦迪逊（ James Madison）谴责战争是所有罪恶的渊薮，是税捐、军队及其他一切“使多数人受少数人宰制的工具”的罪魁祸首。他的继任者詹姆士·门罗（ James Monroe）却认为，从美国必须成为强国的角度替美国的西进政策辩护，就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大家必然看得出来，领土拓展得愈远，只要不超出合理的限度，则两级（联邦及州）政府行动的自由便愈大，它们在安全上及其他各方面愈完善，对全体美国人民愈有利。领土的范围，不论大小，均赋予一个国家许多特点。它决定国家的资源、人口、自然环境的优劣。简言之，便是决定国力的强与弱。”
虽然美国立国初期的领袖偶尔会用欧洲权力政治的手法，但他们依然信守使美国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则。欧洲各国为防止可能独霸一方的强权兴起，打过无数的战争。在美国，实力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使它自信，只要美国展现自己，任何挑战都会被克服。欧洲国家生存的空间小得太多，因此结盟共同对抗可能发生的变局；美国则因为距离遥远，其政策是着眼于抗拒真正发生的变局。
乔治·华盛顿（Gee Washington）告诫美国不得因任何理由缔结“永久性”联盟，便是基于如此的地缘政治因素。他说：“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国之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欧洲遥远，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
当时的美国不把华盛顿的这项忠告看做是务实的地缘政治判断，而当做是道德原则。以自由原则守护者自居的美国觉得，把海洋所带来的安全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把自身的行为归之于更高超的道德体认，而非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安全屏障，是再自然不过了。
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欧洲战事不断乃源于其外交运作的尔虞我诈。欧洲领袖相信自私的利益相互竞逐，最后会得出和谐，并据此建构他们的国际体系。美国领袖却预期世界会由彼此合作的伙伴组成，而不是互相猜忌的敌人。他们否定欧洲领袖的观念，认为国家的道德应根据不同于个人的标准来评断。杰斐逊主张：个人及国家只存在着一套伦理制度，要感恩，要在任何情形下信守一切的承诺，要开放慷慨，最终要促进两方面的利益。
美国如此之理直气壮，有时令外国人深感刺耳，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革命所对抗的不仅是与母国之间法律上的连属，也是欧洲的体制及价值观。美国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曾写道：
“正如战争是旧世界的政治规则，各国之间所怀的敌意也不过是政府政策所激起的，目的在维持这个体制的精神。虽然人类不是彼此的敌人，但在错误的政治体制媒介下却成为如此。”
直到今天，和平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美国传统思想始终认为，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战。不过有一个人，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对共和国基本上要比其他政体爱好和平颇不以为然：
“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全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或防御，决不亚于同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英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像它如此作战频繁的……”
但汉密尔顿只代表极少数。绝大多数的美国领袖在当年跟现在一样，都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当时也如现在一般，有歧见的仅在于用什么方法。美国应将传播自由体制当做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加以积极推动，还是应仰赖以本身为榜样所产生的效果？
建国初期的主流看法是，新缔建的美国在国内实践民主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杰斐逊的话来说，美国有“公正且巩固的共和政府”，对全世界所有人民将是“活生生的标杆及模范”。一年后他再次谈及此一主题时说，美国事实上是“为全人类而从事新的政治实验，别人无法享有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责任证明，一个社会允许其个体成员享有自由与自治可以达到何种程度”。
美国领袖强调美国行为的道德基础及美国作为自由象征的重要使命，造成欧洲公认的外交理念遭到排斥：均势可将自私自利的竞争导向最终的和谐；安全考虑超越法律原则；换言之，即国家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
推行这些前所未有的观念的美国，在整个19世纪繁荣昌盛，其体制运作良好，其价值观获得证明。美国不知道崇高的原则与必要的生存手段之间会有冲突。久而久之，诉诸道德以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产生了独特的进退维谷之感及纯美国式的烦恼。如果美国人对外交政策也必须像对个人生活一样讲究诚信，则国家安全应置于何地？的确，此一观念推至极致是否意味着道德比生存更重要？又或者以美国对自由体制如此之热衷，是否自然而然便使其最自私自利的行为也披上一层道德外衣？果真如此，那与欧洲的政治理由观念，即一国行动的得失唯有以成败论英雄，又有何不同？罗伯特·塔克（ RobertTucker）与戴维·亨德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教授对此美国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有精辟的分析：杰斐逊治国方略的两难在于，他明显否定各国素来赖以确保国家安全及满足野心的终极手段，但同时又不愿放弃导致国家使用这些手段的野心。换句话说，他希望美国鱼与熊掌兼得。既可享受权力的果实，又不致染患权力竞争通常会造成的后遗症。
迄今为止，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之一。至1820年，美国找到折中之道而得以兼顾两方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此期间，她不断谴责两大洋对岸的局势是均势政治造成的恶果，但对其本身在北美的扩张却美其名日：“天定命运”（ manifest destiny）。
在进入20世纪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十分单纯：实现国家天定命运，避免海外事务的纠葛。只要情况许可，美国一定偏向民主政府，但拒绝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政府。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于1821年说出了这种态度的要点：凡自由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自身奋斗。
美国如此独善其身的另一面，便是决定将欧洲权力政治排除于西半球之外，必要时还使用一些欧洲外交的手法。宣示这个政策的门罗宣言（ Monroe Doctrine），起因于19世纪20年代以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为主的神圣同盟（ Holy Alliance），意图压制西班牙的革命。英国原则上反对干预内政，因此也不愿支持神圣联盟介入西半球。
英国外相乔治坎宁（ Gee Canning）向美国提议共同采取行动，以阻止神圣联盟插手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他的目标是不论西班牙的局势如何，切不可让某个欧洲强权控制了拉丁美洲。坎宁的想法是，没有了殖民地的西班牙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会使他国打消干预之意或使干预失去意义。
亚当斯明白英国的论点，但不放心英国的动机。当时距1812年英国占领首都华盛顿还不久，很难让美国肯与过去的母国站在同一阵线上。于是他敦促门罗总统作出美国片面的决定，将欧洲殖民主义摒 弃于美洲之外。
1823年宣布的门罗宣言，将隔开美国与欧洲的大西洋当做明确的界线。在此之前，美国外交政策的至上原则即美国不涉入欧洲的权力斗争。门罗宣言更进一步宣称，欧洲也不得涉入美国事务。而门罗总统对美国事务的定义涵盖整个西半球，的确够广泛了。
门罗宣言并不仅限于原则性的宣示，它更大胆地警告欧洲各强权国家，新崛起的美国为维护西半球不可侵犯的地位将不惜一战。它指出，美国认为任何欧洲势力伸向“此一半球的任一部分，均对我们的和平安全构成危险。”
再有一点，不如两年前国务卿亚当斯所说的那么漂亮，门罗总统更为明白地指出不介入欧洲的争端：“我们从不参与欧洲强权为本身事务而起的战争，参战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美国在同一时间，既拒斥了欧洲，又解除了在西半球扩张的束缚。在门罗主义的护卫之下，美国得以推行与任何欧洲君主美梦没有多大区别的政策：扩张商业及影响力，并吞领土。简言之，即在不必玩弄权力政治的情形下，让国家跻身强国之林。美国对外扩张的欲望，与自诩比欧洲任何一国更纯洁更有原则的想法，从未有过冲突。美国不把扩张看成是外交政策，因此可运用本身的力量征服印第安人、在德克萨斯州打败墨西哥，而且觉得问心无愧。简单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
坎宁跟拿破仑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地位一样，有权自诩是他一手扶植起新大陆以抗衡旧大陆的均势，因为英国表示会以皇家海军为门罗宣言的后盾。但美国抗衡欧洲只肯做到使神圣联盟不得进入西半球的地步。除此之外，欧洲各国必须自行维持其权力均衡，美国不会介入。
从此直到19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1823年的门罗宣言警告欧洲强权，不要插手西半球事务。到门罗宣言届满百年时，其含意已逐渐扩大为美国在西半球掌握领导权的理论基础。1845年波尔克（Polk）总统把美国并吞德州解释为，为防止某独立国成为“比其更强大的国家之盟友或属国”，以致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不得不如此。换言之，门罗主义不仅是美国对已存在的威胁进行干预的依据，也使对可能的威胁采取行动变得合理化，这正是欧洲均势在美国的再现。
南北战争暂时打断了美国对领土扩张的注意力。此时华盛顿主要的外交政策考虑是如何防止南方联邦（ Confederacy）获得欧洲国家承认，以免在北美土地上出现多国体系，连带带来欧洲外交的权力政治。但至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 Andrew Johnson）总统又回到以门罗主义为依据向外扩张的旧立场。这次是购买阿拉斯加：外国拥有或控制那些社群迄今一直阻碍美国的成长，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当地长期的革命及无政府状态同样会伤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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