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洛奇大使绥靖事务顾问的身份往访，借此机会我得以踏遍南越许多省份，并且有机会与大使馆派到各省的所谓报道员讨论——这是一群散布在全国不同地区，能干、忠勤任事的青年外交官，这几次行程令我相信，越战无法用压倒性战略取胜，美国必须与河内谈判才能脱身；不过，我对谈判究应具备何种内容，尚无明确概念。
1967年夏天，我参加一项讨论裁减核军备问题的科学家会议。两位与会人士听说我曾经访问过南越，向我提出一个听来相当吸引人的建议。雷蒙·奥布雷克（ Raymond Oubrac）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胡志明在巴黎与法国进行谈判时，曾下榻他家，两人因而结识。奥布雷克有心由和平运动另一位科学家赫伯特·马柯维奇（ Herbert Marcovich）作陪，前往河内，亲自呼吁胡志明接受谈判。我立刻向已出任助理国务卿的邦迪，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报告此事。他们鼓励这两位科学家成行，只要两位以私人身份前往河内，并且不声称代表美国官方观点即可。
奥布雷克和马柯维奇前往河内，也得到胡志明接见。胡志明重弹旧调，谴责美国“侵略”之后，暗示：若是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河内愿意谈判。河内驻巴黎的外交代表马文保（ Mai Van Bo）被指定做正式的接触联络人。
后来，透过一套复杂、刻意非外交程序的手法，进行几次接触。由于河内不肯在中止轰炸之前与华府直接打交道，我以平民老百姓身份做了中间人。即使如此，河内还是深藏不露，不肯授权其代表与一个不具官方身份的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讯息由华府（通常由麦克纳马拉亲交）交代给我，然后我传递给上述两位法国科学家，他们再传递给马文保——我被授权可以提供任何解释。麦克纳马拉渴望结束战争，一再拜托我，设法从我也看不到的对手那里得到任何暗示（再细微也无妨），使他能够推动以谈判得出结果的路线。
约翰逊和他的顾问在一次会议中研订出美国的最后方案，我参加了部分的会议议程。这是一个悲伤的经验，约翰逊的直觉一再反对中止轰炸行动。约翰逊虽然在外交政策上狐疑不定，他仍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怀疑以单方面退让开始谈判究竟有何好处？然而，一方面他已疲于应付国内的批评议论，一方面也不愿推翻急欲试用外交手段的亲信之建议。约翰逊终于让步了！结果，在我退出会议室之后，拟定出所谓“圣安东尼方式”（ San Antonio Formula），由约翰逊总统1967年9月29日在德州圣安东尼发表演说时公布：
“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一切空中、海上轰炸行动，只要能迅速导致有成果的讨论（ productive discussion）。当然，我们也假定讨论进行当中，北越不会趁轰炸中止或限制而占便宜。”
圣安东尼方式是越战有决断性影响的转折点之一，美国提议停止以军事行动对付北越——一项明确的义务——换取“有成果的”讨论，只要求不要借轰炸中止而占便宜。何谓“有成果”或“占便宜”，却没有制定标准。可是，河内已经显示出颇有能力操控美国国内辩论，当然也十分明白，美国若想中止轰炸，势必惹起争议，还会迁延时日。不借中止轰炸占便宜，显然不会使河内不搞游击战，或者放弃它原本已在做的动作；最多只能说，这项规定指的是，河内不得将其占上风的战略升级罢了。
河内谈判战术的特性是，即使这么一面倒的提议也要加以拒绝。河内利用这项提议当保护网，保护它即将发动的全面军事行动。不到几天，我和河内的联络渠道中断。北越了解到美国中止轰炸的代价的确很高，在坐下来思考美方方案前，试图增加对约翰逊的压力。春节攻势在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
河内正确地察觉到，美国人越来越不满，对越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将和朝鲜战争拖延良久一样，不会再容忍。不过，美国国内这两项争议，性质上有差异。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是否明智，从未受人质疑；不满，是针对如何求胜的措施意见不一。至于越战，原先广泛支持美国政策的共识，突然间消失了。在朝鲜方面，批评政府的人士要求美国再加把劲；他们不满杜鲁门的政策，提出替代方案是麦克阿瑟战局升级的战略。在越南方面，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却力促美国减少努力——及时完全地放弃它；他们的主张从修正美国战略，到无条件撤出，无所不包。在朝鲜战场，如果反对派占了上风，敌人势将面对更糟糕的替代方案。在越南方面，当美国国内争执闹得如此明显，河内立刻明白，外交停滞，加上军事压力，对河内有利。僵持之局会使得约翰逊政府被攻讦缺乏外交主动，美国子弟持续伤亡将导致呼吁减少军事行动，甚至还会酝酿放弃越战之声音。
针对美国的对越政策之批评，开始时相当传统式，理性地质疑越战能否打赢，以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1968年3月11日，李普曼把他业已著名的批评遏制政策之矛头，指向越南。他认为，美国业已过度扩张本身的实力，遏制政策摧毁了国家目标以及借以达成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
“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 defeated）。”
为了凸显传统的思想类型对越南根本不配套，李普曼把“被击败”这个字加上引号，以示越南与美国安全根本不相干。根据这个观点，撤出越南只会强化美国整体的地位。
同样的观点1966年富布赖特参议员已经提出过，他批评美国屈从于“权力的傲慢”，把“权力与道德，主要责任与全球任务”混为一谈。不到两年前，富布赖特曾经谴责戴高乐，因建议越南中立化而“弄混了情势”。当时，富布赖特曾警告说：这样的路线或许会“激出无法预见的连锁事件，因为她（法国）在远东既非主要的军事力量，也非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不太可能能够掌控或大为影响它的倡议所促发的事件”。1964年，富布赖特只认识两个实际的选择方案：“扩大冲突，或重新努力强化南越人的能力，使之能以目前规模成功地进行战争。”
究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生何种情势，使得富布赖特参议员把越南的地位，由重大降级为周边呢？为什么这反映出约翰逊政府在同时执行富布赖特两项建议时，具备之傲慢心态呢？美国领袖遵从美国国家传统，不愿把美国援助越南摆在安全理由之上，若是这么做，迟早可能对成本、效益产生争辩。把问题摆在于东南亚建立民主政治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在进退之间的合理的停止点。
批评战争的人士和从事战争的领袖，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反战人士把结论摆在明显的实际基础上：战争赢不了，成本超过效益，美国已经透支过度。但是，反战人士也是同一个美国理想主义的产品，迅速以两个阶段把他们的批评伸展到道德层面：第一，在道德层面而言，河内与西贡之间差别实在不大，因此没有必要以意识形态理由去打战；第二，美国坚持作战下去，不是反映其实际判断差劲，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因此之故，一个差不多享有普遍支持的政策在两年内，就变成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指控；而且不久即演变成对美国社会本身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很幸运，不需要在其道德信念和战略分析之间做抉择。它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立刻被视为推进民主政治、抵抗侵略扩张。然而，南越再怎么牵强来说，也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接替吴庭艳上台的所有政府，都感到被包围；南越将领在此之前于群众心目中并无赫赫声名；一点儿也无心举办选举，试验自身受欢迎的程度。或许有人会说，西贡新统治者比起河内那帮人高压欺凌百姓少一点。事实上，这个主张经常被人提出，但没人把它当真。道德相对主义论，就一个信仰善恶分明的国家而言，根本不能接受。
批评者日益主张，如果西贡不能符合完全的民主标准——他们的心底早已明白，西贡根本做不到——就怨不得被彻底抛弃。时日一久，将近20年来防卫南越所依据的安全前提“骨牌理论”，先是被抛弃，接着遭讪笑。耶鲁大学教授任斐德（ Richard Renfield）提出一份极为透彻的论文。把李普曼批评美国战略上过分扩张以及越战双边在道德上的半斤八两，摆在一起相提并论；因此，结论是战争毫无意义。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党侵略的心情，绝没有它支持保守势力对付社会变迁来得强。
批评者指出西贡许多不当之处，以凸显美国做法在道德上站不住脚。1968年，赖斯顿问起一个许多美国人深受其扰的问题：“什么样的目标，使得这场大屠杀变成合情理？如果我们在战场上摧毁了越南，又将如何拯救它？”1972年，富布赖特宣布，约翰逊从来不了解“议题不在‘自由人’和‘集权政府’之间，而是在互相为敌的集权政权之间；事实上，（越战）不是一场国际侵略战，直接或间接都谈不上，而是一场反殖民战争，后来转为内战。”
电视此时开始流行。每天定时播出的晚间新闻吸引数千万名观众，绝大多数普通媒体记者原先一辈子也无法得到这么多的受众。电视还拥有视觉直观的优势。电视新闻反映出民众渴望戏剧和表演的心态，即使它有心做好，也不能经常保持平衡观点，何况技术上也不可能采访到越共在其控制地区犯下的暴行。电视新闻主播变成政治人物，好比总统那样可触及众多百姓，受人注目，甚至总统出现在百姓面前的频率也比不上他。
战后，美国一直响应领袖的号召，牺牲奉献去协助偏远的国家。在越南，对战后复兴给予极大动力的美国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认为美国价值放诸四海皆为准的一种信仰——开始攻击自身，采取道德的焦土政策。随着战争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美国在全球的作为。失去斗志的高层
对美国执行全球政策得当与否的攻讦之所以特别尖锐，是因为它们大都源自大学校园与知识界，涉及在此之前许许多多最忠心维护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理想主义的人士。许多知识界领袖被肯尼迪延揽加入政府决策阶层，当他遇刺身亡，新边疆突然中止，他们大为震撼，后来更因为他们的学生反战示威，而更受惊骇。以何种形式撤出越南，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主题；受到自己学生的压力，许多教授逐渐趋向单方面、无条件撤退。
作为对20年来两党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挑战，反对越战的激进派人士嘲讽反共是过时的观念；林德（ Staughton Lynd）和海登（ Tom Hayden）这两位跑到河内的反战分子说：“我们拒绝再当反共人士。我们坚信这个字眼已经丧失它过去具有的明确内涵。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抽象思想，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美国最主张国家利益的政治哲学大师摩根索（ Hans Menthau）也转而宣称美国邪恶不正：“当我们谈到违背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谨记住，最基本的违背之举，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而因此带来所有其他违禁之措施。”
就生长在冷战的理论基本上未受挑衅的时代的领袖而言，上述攻讦反对声浪着实令他们惊骇。约翰逊本身是战后两党达成共识的主要参与人士之一，对于他夙所敬仰的知识界的攻击，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以致找不到共同语言可以跟学界沟通。哈伯斯坦（ David Halberstam）到了1966年也一变尖锐批评越战，但稍早他本人曾说：“越南是（美国）全球承诺正正当当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全世界仅有五六个真正事关美国利益的国家之一。如果它真是那么重要，可能值得我方做更大的承诺。”
约翰逊的反应是求助于由杜鲁门以迄肯尼迪诸位前任总统的正统论。但是反战人士而言，这些正统论听来已经过时，甚至言不及义了。他提议无条件谈判，河内领袖置之不理；河内太精明，才不给美国国内骚乱提供安全阀。为了平息反对浪潮，约翰逊逐渐修正他的谈判立场，原先是要求在美国中止敌对行为前，北越必须先撤军，改为采取圣安东尼方式，美方在谈判之前即先中止轰炸行动；从原先拒绝和河内在南越的代理人“民族解放阵线” （ the National LiberationFront）谈判，改为同意与其个人代表会谈，最后更让步接受民族解放阵线以政治实体身份参加谈判。他甚至还以对整个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