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的外来颠覆分子，在两边都落入最糟糕的境地。毛泽东却相反，虽然他后来和莫斯科闹翻了，但是曾和共产国际愉快合作了一段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也用了正统术语涂在表层上做掩饰。洪秀全和毛泽东立业之初都只掌握到一套外国教条的入门，两人后来都甩开了外国人的支配——洪甩掉传教士，毛甩掉共产国际。不过，这两个人相异之处远远多于相同点。
毛泽东于一九四三年提出了“群众路线”的信绦。这个主张和毛的许多思想规划公式一样，是两头兼用而含糊不清的，所以正反两面都讲得通。群众路线既肯定有必要征求群众意见并且多少让群众参与政府统治，同时又重申必须中央控制中央领导。随便什么时候，要强调那一边的重要性均可。正如毛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理论既可做为与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的依据，又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的依据。同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以从他父母亲和经济生活状况来认定，也可以从他本人的观念和抱负来认定。也是同理，人民被奉为革命运动的最终公断人与受惠者，但也有些人民被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这种事可以用从上面下行政命令办成。
按这种发展路线，照例都是由毛泽东来认定那些矛盾状况是敌对性的，那些又是非敌对性的——即有商权余地的。因此，有些矛盾状况会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却不会，端赖人家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反正这是很有弹性的一套观念结构，让人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似乎迷上了道家的阴尽即阳、阳尽即阴之说了。毛泽东一旦支配了思想结构，就是真正居于领导地位了。这带来的结果是整体统一，因为凡是不服从毛的人都会遭到贬抑、惩罚、下狱，甚至处死。
美国支持联合政府
一九四三年间，苏联固守了斯大林格勒，西方盟军在北菲战胜，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开始取得优势，美军在往东京推进的攻势中侵入了所罗门群岛。日军不得不放松对华北解放区与边区的镇压，并将计划许久的冈村攻势于一九四四年从河南省进逼至长江以南，摧毁了国民政府一部分最精锐部队。对共产党人而言，战势从这时候就开始平息了。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恢复扩张行动，但策略谨慎，并且不再犯急躁草率的毛病。美国陆军军事观察团——即所谓的狄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于一九四四年中抵达延安，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又走回顺势，正在为战后和国民党摊牌做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至六月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显示了这种生机再现的精神。大会实行新规章，赋予中央委员会兼政治局主席的毛泽东更大的独控权。“毛泽东思想”被颂扬为党的指导原则。
这时候的美国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在处于局外的美国人眼中，“自由中国”乃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一个前哨，正在古旧习俗与恶势力的汪洋之中挣扎着求生存。中国不再有什么革命气质了，但是美国人觉得这很令人鼓舞，一九四一年以后就和自由中国结为盟友。美国的无知与滥情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看罗斯福总统设想的情景——国民政府于日本败亡后移进东南亚的权力真空，便可明白了。珍珠港事件未爆发以前，美国军中已暗中召募以休假身分飞行员组成了志愿“飞虎队”，来助重庆政府一臂之力。这一支由退休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领队的空军，不久就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联队，以昆明为基地，不断扰乱日本的通讯。美国的中国传教团也给予“联合中华援助会”支持。美国的同情与援助给抗战添了生气，中缅印战场的美国指挥官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证明，中国的征兵到了印度，只要有充分粮给与训练，可以成为一流的作战者。
蒋介石一如当初藉助于上海黑道帮会一样，现在又开始倚赖美国人的后勤援助与基督徒冲动心理。但是，按美国的战略补给的考虑，在中缅印战场上的空运后勤补给，已经是美国援助的最大限度了。这一点对国民政府是不大有利的。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观察团来到延安，内战显然就要来临
了。这时候若再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的结盟关系替国民政府打开内战的胜利之途，已经为时晚矣。
不过美国仍旧努力一试。美国海军不愿落于陆军之后，曾于一九四二年派了工作团来与中国秘密警察合作，展开了反共行动的第一步。陆军方面的史迪威将军，却无法做好国府军队的训练、补给、作战调度。美国人一心只想着要利用自由中国为抵抗日本的基地，以至于无暇去留意中国自身的遽变。美国的援华计划和一九二〇年代的苏联计划一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人想要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这次介入，错误出在严重的跟不上时代。凡是看过军阀割据、支持过教会学校的美国人，都把南京政府看成美国理想之代表而寄予厚望，期待南京政府真能完成统一大业，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待。年轻一代的人虽然能把共党兴起的事实看得更清楚，毕竟人数太少，在美国能发生的影响力远不及历代美国传教士的累积。
这些因素给美国决策提供了混杂的参考意见。在中国现场服役的军官或司令——如史迪威，看见了共党行动的决心与实力。在美国这边的拥护中国派——由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与《生活》杂志老板鲁斯（Henry Luce）领军，一般都保留早年的印象，那时候的南京政府似乎是中国一切进步革新的表率。
统一战线于一九四一年终结时，美国观察者可以看得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领导间的裂痕扩大。美国国务院此时的响应政策却只聊具一格，远不及在战争行动上出的力：如翻越喜玛拉雅山的后勤运输、史迪威促成的中国军队新式训练配备，以及史氏与顽固的顾客蒋介石共事（蒋自认在战争补给上受了亏待）。美国人既然在外交上、法律上不得不把国民政府当作盟友来支持，华府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清楚华北共区的情况。
身处中国的美国大使馆与军事总部人员已经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中国将爆发内战，而且苏联可能占领华北，不晓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关系可布细节的局外人，也不可能充分领会毛泽东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是他创的本国共产主义。因此，防止内战变成美国的政策，防止的办法则是组成“联合政府”。事实上，这乃是统一战线的理想与未实践形式的延伸，要将两党的军队和代表融于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双方都理解这个美国希望，表面上都以“联合政府”为战后目标，同时私下却在为一决胜负做准备。
美国此一政策之蹩脚而不切实际，可以拿罗斯福总统派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将军作脚注。赫尔利是奥克拉荷马州人，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Reaganesque）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对立，要美国不计一切后果地支持蒋介石。后果来的时候，赫尔利已经不是当事人，但是华盛顿执行的还是他的政策，结果让美国被封杀出局，进不了中国。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因赫尔利支持而在重庆会晤，并于十月间协议了一套可以令任何自由主义者都感满意的原则。国共双方依协议邀集各方代表召开协商会议，保证人人得享一切公民自由以及无人不盼望的其它好东西，同时双方都在匆匆编整军队。这种作态乃是缘于双方都知道，谁也不能往反对和平合作之理想的那一边站。
一九四五年的确实情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抗战才结束时，共军就移出华北，逼迫日军向共党投降。国府的对策是，命令日军击退共军，夺回共军占的地盘。国民政府以原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来抵挡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不久就引发无数的“共日”交火。在此同时，国共的军队都在往东北推进，都想抢先一步去接收。照例，国军戍守住各个城市，共军在乡下动员。
美国政府也学国府的榜样，把大约五万三千名美军陆战队移入华北，在北京、天津驻守，以防苏联侵犯。同时又以空运船运方式把整团整师国府军队送到东北各都市以及华北别处。从一开始，美国就以反共的姿态干预。此外，依照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密约，罗斯福总统已经在和斯大林磋商，试图藉促成其与国府的中苏盟约来决定中国的命运。盟约内容包括，苏联只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只与国府接触。国府方面则需同意苏俄恢复以前帝国主义时代在东北铁路沿线的权益。斯大林承诺，要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之内将苏联军队撤出。照这么算，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共党因而有三个月时间可以抢在美国人空运来的国府军队之前，尽全力渗透东北。国府发现，共军用脚走到东北比国军坐飞机还快，因此要求苏联停留久一点。结果苏联军队迟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才撤走，并且把日本人建设伪满洲国的大部重工业设备一起拆了带走。蒋介石就以美国人为后盾，一路与共军作战打进了东北的南端。
马歇尔（Gee C。Marshall）将军以华府特使身分到中国来调处的时候，便面临了这样的逆境。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指挥官，是尽忠职守而机智达练的主事者。为促成联合政府，他尽了全力。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中讨论了国共军队联合编整的方案。这时候，中国内战的重心已经转到东北，偏偏重庆协议并末涉及东北问题。美国有意用大笔经济贷款换取蒋介石的默从，马歇尔为此返回美国，向国会游说以实现他允诺的条件。一时之间就对国共谈判鞭长莫及了。等到他再回中国的时候。先前由他在北京设置的“调处执行部”正在设法平息华北的战事。按执行部的调处方法，派了美军上校、国军共军的将领，到冲突地区进行调停。然而此时东北的局势已经失控了。
由于中国境内普遍有呼吁停止内战的行动，国共双方打打谈谈，都在利用谈判为安抚人心的手段。美国的行事态度也是半斤八两，一方面要求国府和延安组成联合政府实施改革，另一方面却不断补给国府军队。总之，三方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第十七章
内战与国民党在台湾
国府为何失败
一九四五年八月和平到来之时，国府的兵力至少有共军的两倍之多，而且占了美国装备补给的优势，还有美国海军帮忙调运部队，美军陆战队驻守北京、天津一带。中国所有重要都市与大部分领上这时候仍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冷战意识正在美国抬头，美国的支持显然会持续下去。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输掉了内战，也是不寻常的表现了。他们战败的原因既在前线的错误，也在后方的无能。
蒋介石调度兵力的时候，持续用他那过了时的战略策划。只要占得一省的省会，他就把守住省会视为要务。他不以华南的长江流域富庶地区为进攻华北共党的根据地，反而以占据省会的象征性控制力显示自己统御全局的地位。如此一来，可用资源延展得太广远，而这些省会大都很快就失守，可见蒋认定的控制中国的办法已经不合时代了。他把最精良的美式训练部队直接派入东北，却不先控制住横亘其间的华北地区，简直就是存心要吃败仗。
国府在战场上表现之差，与后方的管理不善是一般无二的。问题从经济开始。通货膨涨跟着纸钞发行量猛升不止。沿海大城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以后，资产多被侵吞，少有投资企业的意图。消费用品始终不敷需求。“自由中国”地区的工业生产既已中止，光复地区的都市接过相当多的工业发展担子，以避免造成大量失业。手上有超估价值国府通货的人，按不公平的兑换率收购日军占领区发行的通货，大捞了一笔。乡间许多地方都是饥贫交迫与投机牟利齐头并进，国府军队回到这些被解救的沦陷省分——也许用”解救“已不恰当，反而将征税需索变本加厉了。
除了经济之外，国民政府对待百姓之失策，更是立刻就激起民怨。日本刚投降，国府就利用日本人及日本操纵的中国军队去打共军。在人人高呼和平期望和平的时候，让中国人去打中国人，全然与民意背道而驰。原来在占领区跟日本人合作的人，在日据时期有其功用，而且这些人也在盼望光复接收，不料都被国府视为通敌汉奸而不予抚慰。同样的，占领区内的学生和教职员也都遭到申诫，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