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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系于中国学术的读书人要维护自己权益的心态，可举容闳的实例做最鲜活的说明。容闳于一八四七年随传教士赴美读书，一八五四年自耶鲁大学毕业。在国外待了八年后回国，却等了将近十年才得到曾国藩任用，负责购买机器并担任翻译。容闳建议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政策，等到他返国十五年后才开始实施。一八七二年间，他带了一百二十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童来到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随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以便替这些要负起中国西化大任的学童温习制举功课，因为这是仕宦之途必不可少的。另外有一位守旧派学者担任容闳的同僚，任务是防止西方接触败坏了学童的名教道德。到一八八二年，这个留学计划便废止了。
类似的情形也阻挠了初期的工业化。守旧派恐怕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而且怕这些事惊动祖坟、引来不守法纪的矿工、夺去划渡船和赶车者的生计、浪费公帑、造成对洋人机械与技师的依赖，从而惹来无穷祸患。即便主张西化者能够克服这些恐惧，仍有欠缺经营技术与资本等实际问题要解决。大规模企业计划必须有大臣出来主持，通常是按照“官督商办”的模式办理。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经营被官僚作风陷于瘫痪，办事的商人始终受把权的官吏压榨。而不分官商都只顾抽取现有利润，不肯将收益再投资。以利润再投资维持自足企业不断成长的目标，始终未能达成。
因此，尽管许多官方赞助的计划初期看好，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大体上是白忙一场的。以李鸿章于一八七二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为例，本来受津贴要运江南贡米进京。自一四一五年起，几乎每年都由一大队的运米帆船逆大运河北上送贡米，此后可以快捷地循海路自上海运至天津了。为了供给轮船需用的燃料，一八七八年在天津以北开了开平煤矿。为了运输开平的煤，一八八一年建了中国第一条永久铁路。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些相互支持的企业都没甚么发展。招商局在官吏、总办、帮办的贪污搜刮之下，无力与英国的轮船公司竞争。开平矿务局积欠了洋人大笔债务，于一九〇〇年卖给了胡佛（Herbert Hoover）等人。铁路建筑的事被搁置，一八九八年以后才由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筹划推动。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三十年的后期中，最主要的对手是张之洞。张在武汉任职十八年，在武汉设置铸铁厂——后改为炼钢厂、武备学堂，以及教导电报通讯、采矿、铁路、工艺等的工技学校。但是张之洞的主要目标是，把这些工技全部安插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格局之中。
中国的近代化因而成为几位大臣玩的游戏。他们明白近代化之必要，便努力筹资金、选人才，在无精打采甚而不友善的环境中进行建设。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与权势而继续做下去，慈禧太后的朝廷却与日本明治天皇的朝廷不同，支持态度既不坚定又不连贯。而且，她任由守旧派大臣对改革派掣肘，这样她才能握住裁夺之权。由于华南地区一向都有许多头脑灵活的人在找出头的机会，迅速成长的通商口岸上尤其充满跃跃欲试者。因此，十九世纪晚期有的是带头创业者，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革。清廷把洋务运动交给少数几位巡抚去办，因为这么做合乎中央与地方均势的要求——朝廷不必负担费用也不负责任。此外也因为通商口岸的官员和洋人有往来，只有他们清楚时务，知道如何找洋人帮忙。
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是验收自强运动成果的时候了。因为中国大得多，押注的人都看好中国。李鸿章所见的却不然，因此事前曾试图阻止战争发生。中国建设海军始于一八七〇年代。一八八〇年代间，李鸿章曾向英国购置巡洋舰，并且聘了英国教练与顾问。后来克鲁伯公司（Krupp）得标，又再向德国购买了更大型的船舰。不料，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末，海军经费竟在大臣共谋下转移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之用。总税务司赫德估计：“海军应当还有三干六百万两（大约合美金五千万元），这下子你瞧，一毛钱也不剩了。”他于一八九四年九月发现：“他们的德国舰上没有炮弹，英国舰上没有火药。”甲午之战中国只动用于李鸿章的华北陆军和北洋舰队（华中华南的末动），而海军的炮弹有些只是填了沙子充数，根本没有火药。
日本人以镇压叛乱为由，于一八九四年介入朝鲜。战争中大败李鸿章的华北各军，又在近代最初的一次海战中于鸭绿江口击溃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司令是一位骑兵老将，他把军舰按骑兵冲锋式一字排开，却被日本海军以两个纵队包围。如今，北京颐和园的游客看到大理石船“清宴舫”的时候，脑中应会浮起一行碑文：“讣告：未成形的前清海军长眠此地。”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第一场近代战争竟然只让一位省级的巡抚一肩去扛，就好像那是他省内边境自卫的事。清室确已被指责为无能的外族，但是清朝的问题不能只用外族一词就交代过去。问题显然在于其帝制政体本身、帝制下行政的虚有其表、帝制政府结构上之不可能成为近代化的中央统治力。
清朝把许许多多内乱都应付过去了，此刻的外交关系却不可收拾了。日本甲午一战大胜，把远东带入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另一个十年期。中国为了要付赔款，不得不向欧洲人发出债券筹钱。一八九八年间，俄、德、英、日、法都在中国自划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通常包含一个可以做为海军基地的大港，有进入腹地的铁路，以及沿铁路线有可开发的矿藏。中国为了遏阻日本扩张，便开门迎俄罗斯进入东北。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人才被限制在北边，由战胜的日本占据南满和朝鲜。
从各方面看，中国似乎要亡了。带着新学说理念的新一代能挽救中国吗？新的学说理念能启发全国在强有力的统治力之下获得新生吗？
基督教与儒家之争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传教士似乎是外国侵略行动使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手段。十七世纪就开始的冲突，到十九世纪又再续接下去，而且是从政治、知识、社会等多方面继续。
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是旁门左道。起初看来只不过是佛教的一个旁支教派，有一套信仰系统，有一位救世者，有道德内疚（犯罪），也有一套救赎办法。这些成分大多数宗教信仰都有。由于非主流的宗教支派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类如白莲教的宗教组织，一般都是在暗处。耶稣会传教士于十七世纪在中国的斐然成就，只因为教皇不准祭孔祀祖以至与中国皇帝对立而毁于一旦，导致一七二四年的天主教遭禁。后来是因为法国坚持要求，才于一八四六年解禁。这期间：中国的天主教徒仍存在，但外籍神父只能在暗中行事。
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传教士本来就是怀着改革者的抱负投入神职的，一开始传教就和既存的儒家社会体制起了冲突，因为儒家社会体制有其自己的改革方式。传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乃是天敌。双方都享有特权——可以免挨县宫责打，双方也都是教导天地宇宙道理的人。竞争对立是在所难免的。保罗·柯文（Paul Cohen）引用一名早期传教士的话，颇具代表意义。此人认为，儒家士大夫外表做出来的礼貌文雅之下“除了诡诈、无知、粗鲁、庸俗、自尊享大、对一切外国事物顽固仇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对方的感想正是半斤八两。在士大夫读书人眼中，传教士乃是外国来的颠覆分子，拿炮艇做他们伤风败俗行为的后盾。守旧的爱国分子痛恨也害怕这些外来的不速之客，但是守旧派在近代展开之时败下阵来。可取得的相关文字记录多属争辩性质的，否则便是战胜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所写的。柯文的出色总结（见CHOC 10）所农据的数据显示，皈依基督信仰的中国人甚少，传教士侵入的影响力却无所不在。
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这段时期，在治外法权与内地居住权（这一条是某位虔诚的法国翻译官非法添入的）的庇护下，传教士的据点逐步向每一省分内蔓延。天主教从其原来的老基础上发展，至一八九四年已有大约七百五十名欧洲传教士，四百位本土的神父，教友超过五十万人。新教传播是从广东展开的，最初来的传教士是一八〇七年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罗勃·莫里森（Robert Morrison）。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一八三〇年到中国。到了一八九四年，新教传教士已超过一千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加拿大籍。共派驻大约五百个地点，每一处都有教会、宿舍、街上的小礼拜堂，通常也设有一所小学校，可能还设有医院或诊疗所。五百个据点分布于大约三百五十个大城小镇中。然而，吸收到的中国信徒不满六万人。可见中国注定了不会成为基督教国度。
一八六〇年以后，中西接触增多，士大夫们和传教士也就摩擦不断。曾抵抗“崇拜基督”的太平军的湖南人，更有积极的反基督教运动，维护名教思想之余还挑起激烈行动。通常，士绅们会以男女一同做礼拜为题，散播传教士行为不端的话言。曾有过度渲染的色情写作描述神父、修女、教徒的淫乱纵欲行为。士绅若想引发暴民行动，只需要张贴写明群众聚集时间地点的告示即可。大小教案事端不下千起，经外交管道报案的也有上百件。传教士要求洗雪不白之冤，并要求官方维护他们依条约享有的拉他人人教的权利。
炮艇勒索迫使清朝官吏站在外国人这一边，帮忙强制执行条约权利，又更进一步损害了清廷的威望。天主教教会尤其会在打官司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教徒。法国由于贸易量少，就极力卫护天主教传教团，其主教都有某种官方承认的地位，有些还接受官街。
新教的传教士共有十多个不同的会派。初来的艰巨任务乃是学中文，并且要译出一整套传达讯息所需要的术语。中国已具备指述上帝、灵魂、罪恶、悔悟、救赎的词汇了。传教士们面临了大问题：如果拿既有的词汇来用，这些名词多是佛教用语，不能使基督教明显有别。如果换一套新的用词，可能比较不容易使人听懂。翻译上最难解决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上帝——的称谓，天主教会经过一再更改之后，决定用“天主”，有些新教会派决定用“上帝”，有的则是用“神”。只用一个版本中译圣经的话，就要形成信仰主体称呼不能确定的僵局。
在“基督教占领中国时期”（这么称呼很不聪明），新教各会的传教士把小型学校和浅显的医疗术一同带入各大城市。在大都市里传教，偶尔也会遇上应试的举子。但是对于多半是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而言，还是觉得乡间生活比较相宜，与儒家思想竞争的成功希望也比较大些。新教教会的成长缓慢，却很稳定。到一九〇〇年，皈依人数与虔诚信徒总共有十万以上。这在中国人口中只算九牛一毛，不过新教传教士都是搞组织机构的高手。他们建起各自的西式洋房宅院，由中国仆役管理打点。继而办起学校，开设公共保健诊疗所，最先被他们争取到的中国教徒通常都是替他们办事的人，如厨子、发传教小册子的人等。此外也有一些聪明的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欣赏西洋生活方式而乐于接受西洋宗教。十九世纪末叶有许多主张改革的人信了基督教，原因之一是，工业、基督教、民主政治的三位一体似乎是西方强大的秘诀，故也是救中国的最上策。
维新运动
帝制中国晚期的学术思想追上外交趋势的脚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中国发生广泛商业成长的同时，学术界也有了变动，班哲明·埃尔曼（Benjamin Elman，1984）称之为“从哲学变为语文学（philogogy）”的动向。变动的本质是，科举入仕的大臣们不再只看重义理的道德判断，改为注重比较不属文化导向的精确技术性研究方法。这样也许较利于以后面对明确具体的近代问题。
十八世纪晚期兴起的区域间贸易最频繁的江南一带，在当时也是新兴的考证学的发详地。明朝灭亡以后，汉人学者把咎责归于混合了佛道思想的空谈理学。读书人对于宋明两代盛行的理学观念之“无从以经验证实的说法感到不满了”。只注重心性义理的风气，促成晚明党派以仁义道德之名彼
此攻讦，致使晚明政府瘫痪。满清入主中国以后，有些学者因此舍理学而就语文学，也有转治数学天文的。最主要的学风仍是考证之学，包括以训诂、校勘、辨伪、笺释等方法整理研究古书。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