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是：死因不明。司马光没有说清楚，李焘也没有说清楚，《宋史》的主编元人脱脱也没有说清楚。据我对宋史的理解，似乎不会再有人能说清这个问题了。太祖之死，将会成为一个恒久之谜，即使是正史，也充满了矛盾。历史文本，太多谜团，试图搞清所有谜团，让历史干干净净地呈现出来，这个愿望，太过奢侈。
根据司马光和李焘的记录，太祖之死的现场大约是这样的——
夜半，谯楼更夫已经敲响了四鼓，不久，太祖驾崩。当晚，宋皇后守在老赵身边。太祖一死，皇后急忙派大宦官王继恩去传四子贵州防御使赵德芳。
这位宋皇后出生于贵族之家，父亲是忠武军节度使宋延渥，母亲是后汉太祖刘知远的女儿，宋延渥又是后唐庄宗的外孙，他的生母则是后唐义宁公主。宋皇后等于三代人家都在皇室，《宋史》说到宋氏家族用了“近代贵盛，鲜有其比”八个字。宋皇后母仪天下，见多识广，做事非常有分寸。她比老赵小二十五岁，甚至比老赵次子赵德昭还小一岁。老赵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三子都早亡，故眼下只有次子赵德昭和四子赵德芳。宋皇后不去召赵德昭，而去召赵德芳，也是一个不解的谜团。有说法认为德昭与宋皇后年岁相仿，皇后有避嫌的想法；而德芳要比宋皇后小七八岁，嫌疑要小得多。但是召德芳，就是要立德芳为君吗？这也是后人无法解释的问题。以宋皇后之明智，她会不懂召晋王进宫吗？
她没有召晋王，但宦官王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这句话证明了他很可能也是“金匮之盟”现场的人物之一），干脆背叛了宋皇后懿旨，不去见赵德芳，而直接来到了开封府召晋王。
王继恩夜半进入王府，发现左押衙程德玄先生正在等着王府开门。程德玄是晋王的心腹，善医术。王继恩问他为何在此。程德玄说：“我今晚在信陵坊相国寺睡，夜里听到有人疾呼‘晋王召’。出来看时，却没有人。这样好几次，我担心晋王有疾，所以过来了。”王继恩听说后，很奇异。于是告诉他太祖驾崩之事。二人叩门一起来见晋王赵光义。
赵光义闻言，大惊。史称“犹豫不行”。窃以为“犹豫”这两个字在此时此地格外传神。往日虽有太祖传位于晋王的“意思”，但从未有明文法典白纸黑字，老赵也正当壮年，五十岁的年龄一般也不会有人想到他会“英年早逝”。忽然一个晚间过来，老赵不在了！这个事实着实令人心生疑窦。如果赵光义是谋害哥哥的人物，此际不当“犹豫”。这两个字可以为晋王洗却千年冤枉。我读史至此，越发相信晋王无辜。
据《长编》，晋王听到哥哥猝死的消息，“犹豫”后，对王继恩说：
“吾当与家人议之。”
然后进入后堂，久久没有出来。
王继恩催促他道：“事久，将为他人有矣！”
于是，三人在大雪中步行到皇宫。
到了日常值班之处，王继恩要晋王止步，说：
“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他要进宫禀告宋皇后。
程德玄听到后说：
“现在就应该直接进去，何待之有！”
于是与晋王一起进入太祖寝殿。
宋皇后听说王继恩到了，就问他：“德芳来了吗？”
王继恩说：“晋王到了。”
史称皇后见到晋王，“愕然”，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知道了怎么回事，马上称呼晋王为“官家”——这是对皇上的敬称，并且说：
“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晋王闻言流泪道：“共保富贵，勿忧也！”
这就是今天可以约略复盘的赵匡胤的死亡现场。
“兄终弟及”
种种记录证明：金匮之盟规定的“兄终弟及”之权力继承模式，虽然还有若干谜团无法解释，但在各种复盘中，却是比较值得相信的。应该说，老赵是认同并真诚执行了金匮之盟的。杜夫人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在这个问题上，与阴谋论相关的各种“生动”的故事，也即讲述赵光义谋害赵匡胤的离奇说法，我，不相信。还有讲述赵匡胤提防赵光义的说法（譬如，迁都洛阳，就是太祖要削弱赵匡义的力量，等等），我，也不相信。因此，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烛影斧声”。赵氏兄弟，没有那么阴毒，皇位继承，也没有那么惨烈。老赵从没有给予两个儿子赵德昭、赵德芳更高的权力，却不断给予赵光义仅次于皇位的最高权力——开封尹、晋王、同平章事。如果老赵提防赵光义，只需要给两个儿子更高权力就是了，但他没有。故，“烛影斧声”之类的故事，很可能是小文人的想象。如果确实存在着“烛影斧声”的事实，赵德昭、赵德芳这么刚烈的皇室帝胄，会对“篡逆”的叔叔不做“异动”？元人编纂前朝历史会不将这类故实列入？这都说明“烛影斧声”故事创作的不合理之处。
读史至此，我，还是相信第五种“正史说法”为佳，不做猎奇想。
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史以纪实，不可深文周内，亦无庸过为前人掩护，读正史者宜得其定论矣。”读史书要知道纪实之义，不必从中寻求可以罗织的蛛丝马迹，一定要将人看成必有阴谋，也不必为前人掩蔽什么过错。如此读史，就应该能够得到正确的定论了。我赞同毕沅先生这个意见。
老赵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传位于赵光义，让大宋帝国顺利通过了可能的“瓶颈”时段，跃上了更辉煌的军政平台。
“金匮之盟”“烛影斧声”，被人们讲述了一千年，今天已经没有更多新的故事可以挖掘。至于故事中的衍生故事，如杜太后言太祖传太宗，太宗再传太祖之子，诸如此类说法，略通逻辑，即知道故事的“坊间色彩”，不再赘述。关于历史上连篇累牍的评论意见，也大略不过说“阴谋设计”或“社稷为重”，也几乎没有更多新意可以让人耳目一新。
赵匡胤传位于赵光义，就是一个“兄终弟及”的故实。
关于这个故实，可以听听船山先生的意见。
船山先生的《宋论》，是史学评论中最为精彩的大贤意见，要理解老赵，理解大宋，理解儒学的公道仁德正见，理解《大禹谟》以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教”，船山先生的这一段议论不啻于一把思想的秘钥，值得反复品味。
船山《宋论》曰：
……尤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者薄于所厚，则慈亦非慈；侈者必夺于人，则俭亦非俭。文帝之忮淮南，景帝之削吴、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叶之荣皆浮荣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赵普密谮之言，且不忍着闻，而亟灭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孙之祸福，斫其恻怛之心；而不为之制，廓然委之于天人，以顺母而爱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汉、唐之主所安忍怀惭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无忧。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叶向荣矣。不忍于人之死，则慈；不忍于物之殄，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斯其慈俭以简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虽粗而不精，略而不详，要与操术而诡于道、务名而远于诚者，所繇来远矣。仁民者，亲之推也；爱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广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于心。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弗待后嗣之相踵以为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
……立国大道，更有人伦根本所在。狠心的人对厚待自己的人寡恩，这样的“慈”也不是真的“慈”；豪奢的人从他人那里掠夺，这样做，“俭”也不是真的“俭”。汉文帝之忌刻淮南王族亲，汉景帝对吴国、楚国的宗室削藩，唐太宗杀死自己的兄弟；这类做法，已经削弱了人伦根本，而一时呈现的枝叶繁荣，都不过是浮华而已。宋太祖受太后之命，知道兄弟赵光义以后很可能不能容自己的两个儿子，而赵普猜测到这一点，就秘密要求改变金匮之盟的意见，但太祖还是不忍心听闻，并且迅速地将这一番行迹消除。这是不以皇位的去留、子孙的祸福，来戕害人之为人的恻隐之心。并不为此做出什么制度安排，豁达大度地将不可知的未来委托给天命，并因此做到顺从母亲、呵护弟弟，即使陷入“仁者之愚”也不后悔。汉文景、唐太宗那种安于狠戾，宁肯愧疚，而不能停止的隐忍之心，太祖赵匡胤以一人之心全部涵容之，于是进入一种坦荡无忧的境界。正因为如此，不忍之心纷纷离去，根本一固，人伦之枝叶向荣而盛。不忍于人之死亡，则“慈”；不忍于物之奢费，则“俭”；不忍于吏民之劳，则“简”。这就是太祖的“慈”和“俭”出于“简”，都是因为他的心里容不下那些复杂的勾当。虽然太祖做事有“粗而不精、略而不详”的不足，但是那些操弄权术而从事诡道，追求名誉而超过真诚的人，与太祖比起来，那距离就太远了！古来“仁民”的理念和行为，是由“亲亲”的理念和行为而推出来的（爱自己的父母，而后爱邻居、爱天下人）；“爱物”的理念和行为，也是由“仁民”的理念和行为而推出来的。君子善于推演内心而扩大德行；善人不用等待推演而“亲亲”“仁民”“爱物”自生于心。一人的恩泽可以施及百年，不用等到后嗣接续就奠定百年道义天下，所以我要说：汉光武帝刘秀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圣君。
拾壹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
赵匡胤生前殚精竭虑，为大宋帝国略定了根本性格局。他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与激荡，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他恪守“天下目标”，保持光明心态，以“简、俭、慈”的胸怀与操守推演天下文明，及殁，有《太祖誓碑》传世，为中华政治文明开创了亘古未有的“文明时势”，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
春季不得“采捕”
赵匡胤，史称“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史上对他还有一个称号“艺祖”。但为何又称“艺祖”？考据大家顾炎武《日知录》专章说到“艺祖”时，已经认为“不详其义”。但顾炎武也说明：“艺祖”，历代多有此类称谓，不独赵匡胤一人，大略意思应该是“大祖之通称”。我认为“艺”有“开辟”“草创”“树立”“文明”之义，当与“始祖”意思相近。《尚书正义·舜典》谓尧帝祖先为“艺祖”，后人解释“艺祖”之“艺”有“文”的意思。“艺祖”，就是“文祖”，“文祖”就是“最初的祖先”。故称谓赵匡胤为“艺祖”，等于说老赵是大宋始祖、开国之君。
他所开创的大宋帝国，在省略了革命性的激进激荡之后，在邦国治理方向上，开辟了许多后人不及的德政、仁政。在传统中国的帝王“圣君”谱系中，他受到的赞誉和价值影响力，可能确如船山先生所论，仅次于汉光武帝刘秀。
与光武帝刘秀一样，如前所述，赵匡胤也是一个恪守“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的人物。
老赵的“天下目标”甚至涉及生态思想。
《宋会要辑稿·刑法》有一条“禁采捕”，说太祖建隆二年二月十五日，曾经下诏，要求春季不得“采捕”，诏书说：“鸟兽虫鱼，宜各安于物性；置罘罗网，当不出于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仍为定式。”
这里说的“国门”就是古人说的“九门”。传统儒学经典中就有关于“时禁”的政策规定。《礼记·月令》就说过季春之月，捕猎的用具之类，“毋出九门”。九门，不仅包括都城的大门，也包括“近郊门”“远郊门”以及各类关隘之门。相当于国家各个重要的通行卡子口。“置罘罗网”，都是捕猎工具。在季春时节，这些东西不能在以上卡子口通过。这就是“时禁”。
为何要有“时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人都看到了“生态保护”的生态伦理意义，但更深一层的意思其实是“民生”方向的。因为有“时禁”，所以可以不必竭泽而渔，这样，黎庶所需就总有“余食”。因此，“时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为了黎庶俗世利益而设计的“民生”政策。
但还有比这层意思更深邃的思考，那是伦理哲学方向的设计。
在传统儒学理念中，有一种“敬畏生命”的思想，这是直接源自于《周易》中关于“生生不息”理念的思想。在这类思想的照临下，儒学认为“仁”，可普及万物。仁是天地之生气。万物各有其存在之理由，且各有不同之“物性”，或者胎生，或者卵生，等等，在这种差异性存在中，天地间“阴阳之气”各得其所。因此儒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