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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这段“赵匡胤时代”之前的故实，是想说：姑息藩镇，由来已久；处理藩镇，帝王两难。这不是个好干的活儿。
且说李嗣源，最后还是给了华温琪一个节度使，要他去治理华州（今属陕西华县）。华温琪在任上，做了很多好事，他用自己的俸禄和赏赐，修补了当地的祠庙、廨舍，达到一千多间。还在邮亭创建了待客的器具，这样就方便了往来的客人，得到很多称赏。几年后退休在家，石敬瑭得到天下后，他病逝于家中，终年七十五岁。他是五代时期较少得到善终的藩帅之一。
安重诲的末日
华温琪事件，对刚愎自用的安重诲是一个警戒。他因此意识到，这样下去很危险，皇上不是可以终身依靠的对象。思前想后，觉得不能这样拖延下去，后面不知会有什么风险，于是，上表要求退休。
但是已经晚了。
因为他的跋扈姿态，已经失去了朝廷内外人心。李嗣源也接到了更多对他不利的消息，更有个内部的王德妃，还有个孔循。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安重诲的日子不多了。
他一要求辞职，明宗李嗣源连表面文章都不做，当即同意。安重诲回到山西老家应县，此地属于河中辖境。
他刚刚到家，当天就看到在朝中做官的两个儿子也回来了。
安重诲大吃一惊，问他们：“我又没有召你们，你们怎么会回来？”
俩儿子还没有回答，安重诲一下子就明白了：身为朝廷命臣，一旦被人污蔑，说是带着子弟家眷返回故乡，那就有了反叛的嫌疑。现在俩儿子傻乎乎地回来了，安重诲的末日也就到了。
安重诲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试图以一种绝对的忠诚姿态自救。他对俩儿子说：“我知道了。你们回来，不是你们的意思，是被人利用了。我要以死殉国，没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将两个儿子捆绑了，上表，派人押送到朝廷。
但是，朝廷已经不需要他了。
朝廷这边已经派出了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并派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带兵护送李从璋直奔河中。李从璋是李嗣源的养子，带兵打仗有辣手。
第二天，有朝廷的中使宦官来到安重诲府上，进门就痛哭起来。安重诲问他怎么回事，中使回答：“有人说公有‘异志’，朝廷已派遣药彦稠将军带兵到啦！”
安重诲回答：“我身受国恩，死不足报，哪里敢有异志！没有想到这件事还要麻烦国家发兵来干，让主上担忧，我的罪过更重啦！”
安重诲的两个儿子被送到朝廷后，有诏，下狱。
有个皇城使翟光邺一向厌恶安重诲，李嗣源特意令他到河中去考察安重诲，还对他说：“如果安重诲真的有‘异志’，就杀了他。”显然，李嗣源已经不想要活口了。
翟光邺到河中后，李从璋大军也到了。他应该是向李从璋讲述了明宗的意图。于是，李从璋率领甲士将安重诲的府邸围住，自己带着铁挝叩门来见安重诲。
进门来到庭院，安重诲夫妇出来迎接。李从璋见到他后，在庭下行大礼。安重诲很吃惊，已经处于这样境地了，怎么还有这么尊贵的皇子、节度使来给自己下拜，也赶紧走下台阶跪下回拜。李从璋忽然奋起，挥动铁挝砸向安重诲的脑袋。安夫人张氏大惊，赶忙来救血泊中的丈夫，也被李从璋铁挝击杀。
李嗣源接到奏报后，下诏，以安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等与朝廷的关系为罪名，又污蔑安重诲要征讨淮南，图谋兵权。随后，又说安重诲送到朝廷的两个儿子，曾与安重诲一道返回河中谋反，判令一起处斩。
满朝文武，除了赵凤，几乎没有人为安重诲喊冤。
进入“李从珂时代”
赵凤是读儒学经典的人物，年轻时就有文才和名气。安重诲推荐他做了端明殿学士。因此，他对安重诲很是心存感激。
此人好直言，性格刚强，平时与任圜友善。任圜做宰相后，也多次推荐他，后来赵凤做到礼部侍郎的位置。安重诲杀任圜，赵凤很痛心。
赵凤相信儒学的理性，不信“怪力乱神”。有个术士叫周玄豹，懂相术，善预测，很准，迷倒了很多人。明宗李嗣源践祚之前，做内衙指挥使，安重诲那时对这类相术半信半疑，就想测试一下周玄豹。于是叫他人和李嗣源换了衣服，把李嗣源安排在不起眼的位置，让那个人坐在衙内指挥使的位置，请周玄豹来看相。周玄豹看过后说：“衙内指挥使这个位置很尊贵，但现在坐在那里的人，还不足以承担这个位置。”又指着坐在下位的李嗣源说：“这个人才当得！”然后又说了一通李嗣源将来“贵不可言”的话。李嗣源践祚后，想起周玄豹，就觉得此人太神奇，想把他召到京师供职。
赵凤知道此事后进谏说：“喜好什么、厌恶什么，作为皇上必须谨慎。如果陛下认为他相术神奇就招来做官，那么全国的人，都会去竞相奔走、追逐预测吉凶的相术。天下人互相惑乱，后果可是凶险莫测啊！”
李嗣源一想是这么个理：多少野心家，借着预测之术在谋取天下啊！还真是不能这么干。于是不再召周玄豹进京做官。
这是李嗣源与那些动辄将术士召在身边，最后遭遇祸患的颟顸之辈们不一样的地方。李嗣源有格局。赵凤则是启发了李嗣源的儒生。
李从珂从河中调回朝廷后，李嗣源解除了安重诲的朝官，让他去出任河中节度使。尽管还让安重诲带着枢密使兼中书令身份，但安重诲已经不能干预朝政。这时候，李嗣源才把李从珂从府中召来，对他哭着说：“如果按照安重诲的意思，你哪里还能见到我！”
于是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赵凤知道这事后，对李嗣源说：“安重诲是陛下亲近人，他的心是永远不会背叛君主的，但因为他不能周密防备，所以一定会被人进言谗毁。陛下如果不能明察他的心迹，他可就不知哪天死于非命了。”
李嗣源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认为赵凤是安重诲死党，很不愉快。
果然，就有人来“检举”安重诲了。说安重诲要从河中起兵，要自己去讨伐淮南，还召引占相者为自己算命，等等，诸如此类。
明宗于是咨询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都认为：“这是奸人离间对朝廷有功勋的旧臣。安重诲为陛下做事三十年，有幸得到富贵，何苦谋反！我们请求用自家性命担保他。”
明宗看看扳不倒安重诲，就召见安重诲安慰他。史称“君臣相泣”，君臣互相感动得相对而哭泣。
但李嗣源对安重诲还是有猜疑。
赵凤有一次在中兴殿向皇上奏事，说：“我听说有奸人诬告安重诲。”
李嗣源说：“这是件小事，我已处理了，你别问了。”
赵凤说：“我所听到的，是涉及国家根本的大事！陛下您可千万不能以此为小事啊！”于是指着大殿说，“您看这座建筑，为何这么庄严宏壮？那是因为全赖栋梁柱石扶持啊，假如砍断一根栋梁，拆掉一根柱子，大殿就会整个倒塌。大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安重诲起于微贱，跟着陛下历经种种艰辛，才让我朝兴旺，您也因此而成为中兴之君。怎么可以让奸人来动摇国家栋梁呢？”
李嗣源听到这里也很感动，对他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严肃地处理了告密者。但李嗣源毕竟狐疑，后来治了安重诲的罪，赵凤还是多次说安重诲无罪，是个忠臣，李嗣源就将赵凤撤职。
当初，李嗣源镇守成德军时，李从珂就曾与安重诲相识，但他俩有一次在饮酒时，高了，互相“使酒”，于是有了争吵。李从珂跳起要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赶紧逃了。酒醒后，李从珂后悔，赶紧道歉，但安重诲很可能没有忘记这件事。后来大权在握，安重诲就有了重新安排朝中人事的计划。
安重诲铁定地认为李从珂早晚会反，是出于私怨，还是政治洞察力？
《五代史阙文》记录一个说法：“明宗令翟光邺、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挝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
明宗李嗣源命令翟光邺、李从璋到河中诛杀安重诲于府邸，李从璋奋起挥动铁挝击杀安重诲在地上，倒在血泊中的安重诲还在说：“臣死无恨，但恨不能与陛下一起诛杀潞王李从珂，他日此人必为朝廷之患！”说罢气绝而死。
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安重诲所预料：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早就心存“异志”的潞王李从珂已经成为凤翔节度使。不久，凤翔鼙鼓动地来，李从厚被杀，后唐进入李从珂时代。
所以，安重诲跟李从珂有私怨，但执意要将李从珂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很可能是由“大私”达到“大公”的一种政治逻辑。因“使酒”生怨而怀恨在心，就是“大私”；为“削藩”致治而殚精竭虑，就是“大公”。
叁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
李嗣源的失衡
李嗣源用人失策，在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上，他就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
他的儿子李从荣问题重重。
李从荣是李嗣源的次子，被封为秦王，领河东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朝中有人劝谏李嗣源及早选择接班人，定李从荣为皇子，以免他人觊觎皇位。
李嗣源拿着这位大臣的上表泪流满面。他哭着说：“群臣要求早立太子。看来我要早一点到北都去养老啦！”
河东大藩治所在今太原，后唐时相对于“南都”洛阳，被称为“北都”。
李嗣源这番话透露了他的糊涂。李从荣当时已经劣迹昭彰，不堪托付社稷。李嗣源也知道这个儿子没大出息，但又沉吟不决，不能早立他人为皇子。甚至最后为了安抚李从荣，竟又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当然，这个“大元帅”与国防部长枢密使一样，都不是实衔，并不实际领有全国兵种。实际领兵还需要皇上临时派遣。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李从荣既是实权地方司令，又是虚衔三军司令，还坐着宰相的位阶，权力也着实不小。
赵匡胤出生的那年，也即公元927年，李嗣源又任命三儿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朝廷可以有多个宰相），充任河南畿辅太守（相当于京城直辖市长），判管六军禁卫军事（六军即禁卫军）。
现在可以看到，李从厚的位阶与李从荣的位阶几乎相当。这是一个事件。等于说由谁继承皇位，现在还不好说。难怪李从荣听到这个任命后很不高兴。从此兄弟俩关系也开始紧张。
李嗣源之所以有这个决定，确实有削弱李从荣权力的算计，因为李从厚确实比李从荣贤明，口碑好，也得到更多臣僚拥护。李从荣虽然在父亲督促下读圣贤书，却无圣贤行。李嗣源曾跟当朝的一位枢密使说：“朕这儿子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旨意，让他不必接近儒生，怕儒生削弱皇儿的志气。这是什么话啊！朕因为皇儿年轻，又管理藩镇，所以给他选了名儒做老师辅导他，没想到这些奸人竟说这种话！”由此可见，李从荣身边应该有反对儒学的人物。
历朝经验是：反对儒学的臣僚，一般不会有圣贤价值观，也必定没有圣贤之行。这个李从荣就在这样一堆人的影响之下，远离了李嗣源最初想培养他成为“圣君”的设计。
没有了儒学理念的“价值制衡”，权力作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李嗣源的昏聩还在于，他没有彻底抑制李从荣的野心，又没有有效地早立接班人。这就引发了“觊觎皇位”的种种可能。帝制时代，这是攸关王朝气数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李嗣源不论有多少“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足够的政治家格局。史上称他为“明君”，我是不认的。
李从荣错失良机
且说李从荣，他在北都留守，心高气傲，又很腐败，北都政事也不处理。李嗣源听说后，就派了一个平时和李从荣比较友好的亲信，去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