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合作和美洲土地上若明若暗、难以捉摸、杂七杂八的共同研究对象，
把这个散居四处的美洲医生兼博物学家圈子的成员们维系在一起。他们让英
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典的同行们去做知识系统化的工作，自己则专注
于收集、描述和解释新大陆大自然的各种新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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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医学教育的学者，都不会忽视美洲医生专
注于具体而实际的工作这一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欧洲的医学知识当时仍沉
浸在教条中，在一些名牌大学里尤其如此。在哪一种单一因素决定人体健康
的问题上，“活力论者”、“化学派医学家”和“物理派医学家”们相互争
执不休。除了少有的几个例外，几乎每一个著名医学教授都自有一套对所有
人体功能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每一种疾病都被看成多少是由于整个人体“系
统”的某种失调：有人把一切疾病归咎于“体液”的素乱，另一些人把它们
归咎于人体的“紧张力”受到扰乱，还有人提出一些更为粗糙的教条来解释。
受过正规教育的美洲医生当然也接受了这类教条，但由于美洲在 1765 年以
前一直没有医学院，他们反而得以避免去作那些颇具吸引力但却一事无成的
辩论。后来，随着美洲医学教育的“改进”，大洋的此岸也能看到更多的这
类医学教条主义者。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本杰明·拉什，他阐述了一种一
元论的“人体紧张力”学说，对于放血疗法几乎有着无限的崇信。他的理论
的终极证据是：任何接受长时间放血的病人，最后都会完全松弛！
对于十八世纪有造诣的欧洲名医们手头的有用知识的数量，即便是最为
宽厚的历史学家，也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牛顿物理学是个宏伟的新体系，
它的确立看来鼓励了医生们将人体作为一个简单的体系来对待。只是当病理
解剖学在帕多瓦大学教授摩加格尼 1761 年著作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一门学科
时，欧洲各医学院才在疾病的分类、理解和治疗方面有了重大进展。甚至在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教条仍是如此刻板，理论仍是如此空泛，
手术器械仍沾满病菌，“药物”仍使人衰弱无力，以致满腹经纶的医生们与
其说是治病救人，还不如说是庸医杀人。如果说美洲的病人没有其他优越条
件可言，那未他们仍可庆幸众多误人的学问并没有带到大洋此岸来。
在这里，一般的医疗方法并不比欧洲使用的方法更有效，但它们对病人
自身的康复干扰较少。欧洲的医生常常依靠极端措施，将自己简单化的教条
推至逻辑的——有时是致命 的——结局，而美洲的半截子郎中却比较愿意
听其自然。无师自通的行医者宁可使用比较保守和不那么有伤害性的治疗方
法，而不依靠烈性的催吐剂、导泻剂和放血（医学史专家把它们称为“冒险”
疗法）。
马萨诸塞早期的牧师们大概非常熟悉他们社区中的疾病。他们常常开列
一些有益无害的治疗方法：休息、呼吸新鲜空气和按摩。英属北美出版的第
一部医学著作不是出自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之手。在 1678 年 1 月天花流行
高峰期出版的《新英格兰人处理自身和他人的天花或麻疹的简单要则》，就
是由波士顿旧南（第三）教堂牧师托马斯·撒切尔写的。这份单面印刷品并
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抄袭了英国名医托马斯·西德纳姆的一些观点。
西德纳姆本人是反对“冒险”疗法的先驱，曾呼吁让“自然发挥自己的效力，
医生所要做的只是在她（自然）过于放肆时予以控制，过于虚弱时予以增强。”
撒切尔的这份印刷品用普通人的语言列出了三十条注意事项。其中一段写
道：“该病的征兆一经出现，病人即应避免房事、饮酒和吹风，用小杯温热
啤酒待饮，饮时不可过量。用食可进稀粥、淡肉汤及其他不生火而易消化的
食物，间或也可吃煮苹果和牛奶以换口味，但切忌冷食。”撒切尔坦率地表
白，“虽然自己并非医生，但切望病人康复。”然而，甚至今日的医生都会
承认，撒切尔的《简则》用近乎现代的语汇充分描述了天花的症状，并为病
人提出了明智的摄生法。这在当时是十分有用的指导原则，恐怕比饱学的医
生所能提供的东西更有价值。这份简则》在 1702 年天花流行时再度印刷，1721
年又重印了一次。
在美洲，并非只有门外汉才倾向千较为简单、较为符合常识的治疗方法。
十七世纪弗吉尼亚的医生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比他们的英国同行简单得多。各
种药物，尤其是那些外来的进口药物，价格异常昂贵，而且大洋此岸很少有
药商能够制作配方复杂的制剂。弗吉尼亚药铺的老板派学徒去树林采集本地
的药物，因而他们所用的大多数药都很简单，都由自己制作，较少干扰自然
的康复过程。我们恐怕不会欣赏这种朴素的方法，除非我们回头看看博学的
欧洲医生们配制的那些根本无法消化的混合制剂，其中有人体的排泄物、尿
液和几乎所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用极为复杂的配方混合一起。美洲的医
生，尤其是较为博学的，并不总是能摆脱这些成规俗例。例如，温思罗普总
督经常让人使用一种用树虱制成的糊剂。科顿·马瑟在 1724 年向伦敦皇家
学会报告说，波士顿的医生要患有“他们称为‘绞肠症’病痛”的病人吞服
铅弹。有一次，铅弹竟误入病人的肺中。“鉴于这些令人不快的试验，我想
除非实在不能忍耐，我是决不试用这样一种方法的。”
甚至十九世纪著名的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人称“早餐桌上的
独裁者”），尽管敌视清教徒，也不得不承认请教牧师兼医生们的治疗方法
比欧洲同时代医生的治疗方法对身体的戕害要少些。他说：
我们从温思罗普和奥利弗手中继承的第一个世纪的医学实践，相对而言是朴素而合理的。
我猜想，殖民者们在荒野中所处的粗旷和严峻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抛弃了荒诞不经的东西，就
像后来［南北］战争中的紧急战事净化了内外科医生们的头脑一样。良好而充足的食物、洁净
的空气和水、讲究清洁、精心护理、麻醉药、鸦片剂、兴奋剂和奎宁，再加上两三种常用药物，
这些已经证明是医疗法的精髓；药典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哨配方，恰似在人们饥寒交迫之
时提供的绣花衬衣、洁白的羊皮手套和马六甲游乐场。继承其父出任总督的小约翰·温思罗普
在对塞缪尔·西蒙兹谈起后者的妻子时说，“美酒是她最好的兴奋剂”——就像西德纳姆有一
次为他的男性癔病患者开的处方是一只烤鸡和一品脱葡萄酒，而不是任何药品。
医生弄巧成拙的最好例子之一是在孕妇的产前护理方面。在人们尚未实
施消毒杀菌、对产褥热的病因仍然一无所知的年月里，医生们往往正是在产
前检查中使孕妇受到感染的。关于 1860 年前弗吉尼亚死于产褥热败血病的
妇女的粗略统计表明，由医生护理的白人妇女的死亡率，大大高于由接生婆
照看的女黑奴。同样，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由非专业人员所作的个别的小规
模护理，看来优于英国一些城市大医院的护理。在那些医院里，穷人、精神
错乱者和各种疾病患者混杂相间，而护士们的举止行事和道德品质则是劣迹
昭著的。
专业医生的匾乏使弗吉尼亚人懂得要自己动手。他们经常要穿越荒凉的
原野，到偏远的种植园去，或是察看土地去，因而不得不自己治病。例如，
威廉·伯德远行勘察时并无医生。1733 年，当他跨入北卡罗来纳的边缘地
区时，“一颗讨厌的牙齿”使他疼痛难忍。“我们之中根本没有拔牙医生，
也无牙科器械，但想出的土办法倒愉快地解了燃眉之急。我是玩了个把戏才
摆脱了那讨厌的冤家的。”伯德只用一根线，一端系住牙齿，另一端系于树
干，又蹦又跳，直至牙齿落下为止。
在规模较大的种植园里，几乎天天都需要由外行来代行医生的职责。种
植园主拿不出钱来为他的奴隶的小毛小病请医求药，就像现代的农民每当在
谷仓和篱笆需要小修小补时请不起木匠一样。即使是大种植园，主人一般也
是依靠自己、妻子或监工来进行日常治疗和处理紧急情况下的危重病情的。
当威廉·伯德于 1732 年来到里士满附近的种植园时，得知当地正盛行一种
致命的痢疾，他立即嘱咐管家“在我手下人得病的情况下执行下述疗法：患
者立时放血八盎司左右，次日服用印第安催吐药，病情如无缓和则后一天再
重复催吐。同时，食物仅限鸡汤和煎蛋，只喝用一夸脱水搀和煮沸的四分之
一品脱牛奶，其中投入少许毛蕊花根或刺梨根，以恢复肠子的粘液，愈合其
剥蚀的粘膜。同时，我命他将此方法告诉所有贫苦邻居，尤其是各位监工，
严令他们在一有此病征兆时立即施用，因为此病和任何急病一样，会因拖延
酿成大祸。”乔治·华盛顿常常为他的奴隶们诊病开药。在他自己最后一次
患病时，首先用放血为他治疗的不是医生，而是他的一名监工。托马斯·杰
斐逊有一年夏天从白宫回到蒙蒂塞洛时，他亲手为自己种植园的七、八十人
接种疫苗，并指点他的邻居们为另外百十来人接种。
治疗疾病的负担很大一部分落在种植园主妻子的身上。她们会在深夜的
任何时候被人叫醒，为临产的妇女接生，或到奴隶的棚舍中为陡生急病的奴
隶诊视。她们还要照看女奴婴孩们的育婴室。杰斯德罗侯爵在 1781 年关于
威廉·伯德第三的遗孀玛丽·威廉·伯德的事迹写道：“她对黑奴的照顾甚
为周到，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他们过得愉快，在他们生病时亲自为他
们诊治。对黑人易患的疾病，她甚至还有些有趣的发现。例如，该殖民地的
医生对一种通常几天就能致人死命的斑疹伤寒毫无办法，而她却发现了一种
非常有效的治疗办法。”
毫不奇怪，在弗吉尼亚一些图书馆的最为平常的藏书中就能找到为门外
汉编写的医疗指南。《自我医疗：种植园医务手册》（1734 年）是当时极
受欢迎的一本书，它开列了“自己治愈易由本地气候诱发的全部或大部疾病
的简单易行的方法，所需费用低廉，大多数药物本地均有生长和生产。”本
杰明·富兰克林在贫城将此书出了三版（1734 年、1736 年和 1737 年）。在
英属美洲忖印的第一部药典是威廉·布朗博士编纂的一本三十二页的小册
子。此书成于 1778 年，即美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它开列了各种最简单、最
便宜和最容易得到的药物。
殖民地的生活环境，有时会滋长轻视学问的偏向，同时也容易产生对似
乎无所不知的专业人员的不信任感，而这些人在欧洲也正受到嘲笑和奚落。
威廉·伯德对医生的不信任感是如此强烈，以致在他即将死去时，也不愿找
个医生。他的儿子、著名的威廉·伯德第二，也宁可使用自己的较为实际的
方法。在富兰克林的居住地费城，流传着一首尖刻的讽刺诗，题为“请来两
位医生的好处”：
一位医生干脆利落，好似划船的桨手，
使出浑身解数，施展回春的妙手：
两位医生犹如一对巨桨，
顷刻之间，送你到冥河彼岸。
1807 年，杰斐逊有力地指责了医生们专横自恃的教条作风：
他［明智的医生］既然己如此经常地目睹了自然力对于功能失调的恢复作用，就应信赖它们的
效能，而不应随意打断它。人体无比复杂和奥妙，人生无比神圣，谁要是在这方面想入非非、
妄加试验，那只能使有病的机体更加紊乱。即便是为了维持病人的希望和精神而必须采取措施，
那这种措施也应当是最无害的。在我所认识的最有成就的医生中，有一位曾这样告诉我：在他
使用的药物中，面包搓成的小丸、有色的清水，还有山核桃烧成的灰粉，比其他药物加在一起
还多。这当然是一个虔诚的骗局，但那些一意孤行的医生仍把臆想当作真知。他们从狭窄的已
知领域唐突地闯入无边的未知天地。他们空想出各种怪异的理论，从微粒吸引、化学媒介、机
械动力、外来刺激、应激性的积聚或耗竭，直到用柳叶刀放血和注水银剂充实等等。他们把这
些空幻的理论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