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还是经常见到他在打扫卫生，也就有了些印象。见的多了，也熟识了，尽管没有什么交往，可还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勤快，有眼力，活力充沛。年底秘书长们调整分工，白丰收负责各驻外机构，就把王金昌从二处要了过来，协助他管理驻外机构。
几次出差下来，尤其是在负责协调与当地政府关系方面，发现王金昌不但有办法，而且有想法，因此在整顿和调整驻京办这个重要窗口的时候，白丰收推荐王金昌担任驻京办副主任，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职务。王金昌也不负众望，短短两年就改变了驻京办被动的工作局面，使得驻京办真正成为河海省在北京的门户和桥梁，领导们的满意也使王金昌顺利走上了主任的位置，并以此成为自己事业的起点，而且也完成了自己副处到处级再到副厅的三级跳，传言他很可能会调回省里担任副秘书长，可以想见未来的仕途还将一片光明。
但在王金昌的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白丰收给的，也由此将白丰收看做自己最亲、最敬的人，只要有机会回河州，第一时间必须去看望白丰收，更重要的是第一时间将北京发生的有关河海的事情告知白丰收。尽管对这样违反原则和工作制度的事情白丰收很不高兴，也善意地提醒过他很多次，但王金昌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白丰收进京，不管再忙，都是全程陪同，而且是从接站始送站终，从不含糊。只是机场改为了车站，因为白丰收身体的原因，他从来都是坐火车进京，尽管这样要多用上几个小时，但身体舒服。
只是这回例外，郑明书记亲自电话指示，必须在下午之前赶到，而他当时还在清河，所以只好改坐飞机进京了。
而此刻，对于白丰收来说，并不轻松，他知道郑明书记指定时间通知他进京，一定是约好了与中央纪委汇报的时间，而且很可能就是今天下午的某个时间。想到要向更高一层的领导汇报河海的问题，白丰收紧张中，又有着莫名的期待和激动。
白丰收想着，看着窗外的景致，忽然觉得车子不是去往驻京办，也不是河海大厦的方向，就警觉地问：“咱们这是到哪里去。”
“直接去郑书记家里，要不然会这么低调，让我亲自给您当车夫吗？”王金昌语调轻快地说着，转而关切地问：“只是您不能休息了，身体顶得住吗？”
“放心吧，散不了架。”白丰收呵呵笑着说，收回目光继续观察着窗外的景致，也对郑明书记办事的风格和作风有了新的认识，不张扬、不拖沓，雷厉风行，是干大事的气度。
很快车就开进了一个小区，是那种在北京九十年代建起的中高层住宅，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但位置却很好，在行政中心区。
王金昌熟练地开着车，停到了一个单元门口，请白丰收下车，带着他们进了单元门，又熟练地按了电梯，请他们进去。一切都做的自然而老练，丝毫没有刻意的成分，却恰到好处地做到了极致，使人感到很舒服，也很满意。
白丰收欣赏地看着王金昌的动作，觉得他的悟性和机敏真是做接待服务的最佳素质，而且觉得还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心里很高兴，也很欣慰，觉得没有看错人，更没有推荐错。
电梯在七层停了下来，门开处，看到郑明书记微笑着站在电梯边，白丰收还是吃惊不小，赶忙跨出电梯，紧紧握住郑明伸过来的手，激动地说：“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让郑书记亲自迎接。”
“这有什么不可以，你来我家做客，我出门迎客，不是很正常吗？”郑明呵呵笑着，强调说：“再着说你老白都舍着老命坐飞机过来了，我迎接一下还不应该吗”，说着关切地问：“怎么样，身体还顶得住吗？”
“没问题，很好，很好。”白丰收运足了胸腔气息，声音依旧磁性十足地说：“完全没问题，这也多亏了小张这一路上的照顾。”
郑明书记向小张点点头，温和地笑着说：“屋里请吧，别都站在这里了。”说着做了个请的手势，前面带路进了家门。
白丰收进了家门，迅速打量了家中的一切，老式的房子，客厅略小，而且似乎并不显得敞亮，三室一厅的房子，其实说是三室更合适一些。
郑明书记将他们让到了书房坐下，一下挤进了四个人，书房一下子显得拥挤起来，白丰收感叹地说：“郑书记住这样的房子，也实在一般。”
“我很知足了，孩子们都出去住了，老两口住这样的房子怎么不可以？而且我不在家的时候，老伴一个人住还觉得冷清呢。”郑明说着要给他们倒茶，被王金昌拦下了，索性让他来。郑明收回目光，看着白丰收和小张，语调严肃地说：“而且我很知足，一个普通的国家干部，做了什么贡献，国家就给了我九十多平方的房子。这样的住房，自己才拿了几万块钱，现在这房子值近五百万，等于国家给了我五百万的奖金，这还不满足吗？还要伸手要什么？”
“郑书记这样的认识的确难得，有人觉得这是应尽应分的，可书记却觉得这是国家对他的奖励，是额外的收益，能做到这点不易。”王金昌将茶杯一一放到白丰收和小张的面前，感叹地说。
“你别给我戴高帽，我可不吃你小王这一套，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每个人自己心里都应该有个衡量标准，而且更要成为做人做事的准则，把这些事看淡了，很多事才能看重，才能不迷失自己。”郑明说着话，看着王金昌，语调严厉了起来，“让你参与今天的事情，是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的考验，别以为你干的那些鸡鸣狗盗、为虎作伥的事我不知道，也知道你驻京办这几年为某些人进京跑官拉关系牵线做的那些事，不是不知道，只是没有到整治你的时候，自己要当心，自己走得正，并不一定做的事情就正，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能够得到验证。”
“郑书记批评的是，我一定注意，驻京办永远是河海省的驻京办，绝对不能成为某些人的桥梁和联络站。”王金昌赶紧诚惶诚恐地说着，音调有些颤抖和紧张。
“其实小王这个人还是不错的，热心，勤快，尽职尽责的。”白丰收看着王金昌难堪的神情，接过话头为他圆场。
“我知道小王不错，就是知道他不错才让他参加这样的谈话，才这样敲打他。”郑明的语调和缓了下来，转向王金昌意味深长地说：“也许这样的敲打对你很必要，也许很久没有人对你说这样的话了，这样的话听得少了，心里的警戒就少了，自然对自己的要求就松了，这样对你不好，真的不好。”
王金昌频频点头，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似乎感悟到什么，感激地望着郑明的脸，默默地品味着。
看着有些紧张的气氛，郑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呵呵笑着说：“似乎这个时候批评小王有些不合时宜，把大家搞得这么紧张，其实也不必在意，就是同志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嘛！大家也可以批评我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发脾气嘛！现在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少了，一言堂多了，大家也就不习惯了。”
“郑书记严格要求他是对的，是为他好，作为他们这样的青年干部，最应该当心的就是权力的运用，以及对于权力的认识。”白丰收深有感触地说：“与我们这一代干部不同的是，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人把着扶着，生怕我们摔倒，生怕我们走偏，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都倾注着上级和组织的关注和心血。他们这些干部就不同了，只要能工作，只要经济工作有想法、有思路、有胆子，所谓一俊遮百丑，似乎一样好，就什么都好了，思想倾向，政治觉悟都没人管了，个人生活那更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似乎这就是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其实是放纵，是不负责任。”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我要反复说，反复强调的问题，也是见面就批评小王的原因。他们驻京办能量太大了，活动范围之广也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很多别人进不去，想想都胆怯的地方，他们抬腿就能进去。这靠什么，一靠他们的钻营，二靠他们的手段，三靠驻京办的名头，靠来自财政的公关经费。好的一面是疏通了很多关系，为河海经济助力不小，不好的就是办私事，或者帮着别人办私事，这要没有控制和监督，后果不得了。”郑明看了王金昌一眼，眼神中透着柔和，似乎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和发起的，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为这个国家的诞生和建立付出过智慧和热情，甚至鲜血和生命，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也用满腔的热情和汗水辛劳呵护着国家和国家利益。他们知道这个国家的症结在哪里，制约着国家发展的问题是什么，但面对并不太平的国际政治局势，他们只能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心力去努力，但他们明白，这个国家需要什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因此，在国家政治环境从冷战到相对缓和的时候，抓住时机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充满了胆略和政治智慧的。改革在他们眼里是改变和革新，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富足国家经济，建立富强民主的新型社会体系和社会秩序。他们是清醒的，他们知道所需要的是什么，坚持的是什么，而最珍贵的又是什么？随着他们渐渐的离去，越来越多年轻和新鲜的血液充实到党的领导集体里面，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科学化，确实带来了新的变化和进步。我们就是这个时候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但由于我们没有经历过共和国的建立，没有经历过建立新中国的艰难和血雨腥风，我们对这个共和国的感情就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可以说传承大于感情，理智大于热情，因此我们更注重实质的变化，更注重决策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举措我们都毫不犹豫地去推行，去实践，渐渐地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渐渐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打破大锅饭，砸三铁，只想到了带来的促进和正面效益，忽视了这些集体归属感对于老百姓的利益和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我们促进国家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却无形中淡化了政治，更忽略了政治智慧的运用。随着我们出发点的偏移，更多更年轻的的干部走进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更年轻，更有活力，更有能力，甚至很多都具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其中还不乏海外留学的背景和经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更加淡化，甚至认为国家只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名词，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什么民主、自由，甚至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带了进来，加之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国家概念已经弱化到一个家庭的地步，世界越来越小，国家已经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这样的思潮主导下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活动，无一例外都带着很深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利益最大化几乎成了社会和社会发展的主流，甚至发展到与民争利，与民对立的地步，社会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智慧的弱化，和国家感情的淡薄。这个国家的诞生和建立的艰辛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眼中的国家只是一个个人组成的集体，传统的教育已经不能使他们产生任何的感触，责任意识、使命感更是让他们不齿的概念，更别提理想、信念的传承和发扬了，没有了这些约束他们也就更加的无所顾忌，可以做任何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以此衡量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奉献在他们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一份付出就应该有一份回报，甚至一份权利就应该得到一份利益，放纵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也就放纵了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自觉和自律，这就是如今的现实，这就是如今很多干部迷失之后的状况，责任在他们，更在我们身上，我们交出权力的同时，没有把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交给他们，没有让他们知道人民是什么，国家是什么，更没有有效地告诫他们，这个国家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的失职，更是我们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和行为发展蔓延下去，即使没有颜色革命，老百姓也会革了我们的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郑明说着，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显然这样的问题也深深困扰着他，带给他很大的痛苦，但却是一己之力难以挽回的，所以痛苦自责中，还有着深深的无奈。
“您忧虑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也很有远见，好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已经渐渐意识到了这些，也渐渐明白应该怎么加强责任意识和宗旨意识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