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车里，冯俊才还有着惊魂未定的感觉，不停地提醒自己，下来的每一步，都要打起精神，而且是十二万分的小心，齐天翔不是以前的市委书记龙江，城府和手段都要高出很多，必需小心谨慎才对。
重新回到了清净悠长的县乡公路上，路面依旧黝黑空旷，行道树依然如礼兵般肃立在道路两旁，但齐天翔的心情却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清净淡雅，而是变得沉重，或许是刚才看到的豪华婚礼，或许是烟尘蔽日、小河污水，或许是已经板结的土地及面临绝产的玉米，似乎都有影响，又似乎兼而有之。
省会城市的工作怎么做，尽管可以以稳定作为重点，以民生为突破口，甚至可以尝试着改变思维和发展方式，以大讨论掀起重塑社会主流价值观，提升城市品位和影响力。这些都需要做，而且都有做好的必要，这不但是城市民众的要求，更是社会转型升级的必须。今后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是谁家的楼高，谁家的城市大，而是谁家的生存环境优秀，城市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前卫，甚至城市生活观念和人文环境的优秀。这些是齐天翔很早就意识到的，随着城市发展和扩张，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高楼林立、车流如梭、人潮如织，几乎是每一个大中城市相同的问题，而且出奇的相似，可以说看了一个也就知道其他城市的情况了。城市的体量越来越大，人口日益膨胀，环境、交通、工作、居住、生活，种种的问题和矛盾，都将是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难以回避的现实矛盾。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随着生活压力的加重，生存环境的恶化，必然带来社会焦虑情绪的蔓延。因此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寻求人文环境的改善和提高，寻求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或闲适，或宜居，或成为思想和文化的发源地，这就不是几座公园，几处游览圣地可以改变的，而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希望，只能是一种梦想，是一种都拼命想要得到的海市蜃楼。
城市的定位应该有自己的思路，以及清晰的方向，这些是齐天翔很久就在思考的，也是到河州上任以来反复思索的，针对河州省会城市这种特殊的城市区位，应该如何发挥城市巨大的政治文化功能，突出省会城市独特的优势，走出与众不同的城市发展道路，这是摆在他面前严峻的课题，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自己也非常明白，设想或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不是他能够任意忽视，更不是可以随意逾越的，毕竟他不再是充满无畏精神和饱满活力的青年学者，也不是可以为理想的美好不管不顾的青葱少年，而是一个有理智的中年人，更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当家人，应该有自己实现理想的路径，或者说有自己控制冲动的智慧。
这不但是齐天翔自己的理智，更是一种清醒的认识，现实毕竟不允许他过分的想象，城市更不允许他任意的实践，阻力不仅仅来自于城市本身，来自于市委、市政府的哪些同事们，更来自省委、省政府的大政方针。谁也不会放任一个省会城市仅仅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更不会放弃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且城市庞大体量和运行，也不是一脚急刹车就能停住的，一打方向盘就能调头的，几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七百余万城市民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方方面面都需要他严谨的管理和灵活的协调能力，都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信心，更需要足量的勇气，还要有一些政治智慧。
未来是美好的，蓝图也可以无限美好，但摆在齐天翔面前的现实却并不那么美好，甚至有些冷酷，而他也只能将文化和思想，以及主流价值观的重建，暂时放在一边，认认真真地从柴、米、油、盐开始，从民生基础开始，而民生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就只能是农业，是农村和农民问题。
相对于城市建设，以及文化、教育、医疗、消费等领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但关系到城市的基础，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现在尽管不再有‘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样的提法，而且很多地方政府也渐渐淡忘了这些，主导思想都转到了挣大钱、挣快钱的领域和行业，但齐天翔却不敢有这样的想法，在他的心目中，‘三农’尽管离他的生活有点远，却是他最想知道，也最想认识的地方。
看‘三农’问题，自然首选河阳县，在整个河州市的区域布局中，河阳县的农业有着传统和现实双重的意义。河州市下辖的县市，都处在灵水河的北岸，只有河阳县位于灵水的南边，与清河市接壤，处在灵水河冲积平原上。发源于灵山山脉的灵水河，蜿蜒流淌，将清澈的泉水和绿色森林般灵山肥沃的植被，都部分带给了沿河流域，清河市和河阳县更是以地域优势，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古就有‘灵山灵水富河阳之说，历史上就与清河市一样，是传统的农业生产重要区域，也是稳定的粮食主产区，对当时的河州府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有时不得不佩服封建管理体制的规划和制度设计，王朝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使量入为出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府县的设置和管辖，城市的大小和人口，都是以粮食的供应为基本的，多大的生产能力，能够承载多少的人口总数，就设置多大的县城，而且必须在较近的范围，有着能够保障生活必须的粮食生产和供应，超出了供给极限，或者垦荒，或者移民，是必须要做的首要工作。不然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长途运输粮食保障生活，困难程度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古来的所有基础设施，以及大的工程建设，除了皇家建筑，就是保障粮食生产和运输的必须，无论是秦时的郑和渠，还是李冰的都江堰，即便是隋炀帝耗巨资修建的大运河，也都的为了保障生存的必需。这种生存智慧，来源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考虑，也是封建社会困难条件下的政治智慧。
可惜这样的政治智慧，在现今的地方政府已经留存不多，似乎只要能买到的都不是问题，而且农业生产投入大、产出低，费时费力收效不大，问题和矛盾倒是不少，因此倾注的精力明显不足，都愿意把时间和财力投入到见效快、效益好，而且政绩明显的城建或园区建设。面对河州市其他县市区经济建设和投入的突飞猛进，地处灵水河南岸的河阳县似乎被遗忘了，远远地被抛在了后面。平时的交通都是靠灵水枯水期搭浮桥过河的困境，尽管前几年修通了灵水河大桥，相对以往方便了许多，但长久以来与河州市的交通不畅带来的隔膜，却并没有因为大桥的修通而改善，仍然是制约着河阳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方面，历届河州市委、市政府的一贯做法就是，鼓励河阳县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生产，鼓励其走农业产业化之路，以掩盖对河阳经济的投入不足的窘境。
河阳县的经济状况全市多年垫底，尽管粮食和农业产出，多年始终支撑着河州市农业的场面，但在全市干部的心目中，却是落后和垫底的角色，因此河阳县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有想法或办法的干部，不愿到河阳县来任职，即使勉强到任也是蜻蜓点水，任职年限或条件成熟了就走，似乎多呆一天就可能耽误了更多的事情。
冯俊才和向有志是特例，一位是河州市的农业局局长，一位是河州农专的副校长，却都是主动要求来河阳县任职的，而且一来就是三年多的时间，都有不干出一番事业不离开的劲头。冯俊才近五十岁的年纪，似乎并不是很在意仕途的升迁，相反倒是有躲清闲的意图。向有志却是响当当的名牌大学农科硕士毕业，作为农业高科技人才引进到河州市来的，三十出头的年纪，正是大有作为的年纪。可三年多的时间，仿佛也被市委、市政府忘记了。
当初是什么原因，二位双双要求来河阳县的，齐天翔不是很清楚，但为什么来的却是知道一些。当年河阳县菜农喝药自杀事件，曾经轰动全国，当地领导的冷漠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一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片热议，更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震怒，亲自批示严肃处理失职渎职领导的责任。结果县委书记、县长被双双就地撤职，危难之际冯俊才和向有志两人主动请求，无条件到河阳县任职，而且不改变河阳农业和农村工作面貌，绝不会河州。
事情已经过去几年来，但齐天翔至今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因为当年的事件，齐天翔作为省纪委书记，也被盛怒的赵浩南书记责成过问此事，并清查两位撤职官员涉嫌贪腐的问题，齐天翔曾近到过河阳县，并对事发地进行了走访和调查。事后在呈报省委的调查报告中，特意留出篇幅谈到了对农民和农业的感情问题，并严厉谴责了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冷漠和推诿，以及权钱交易行为。
事件本不复杂，河阳县东河沿村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村，有着多年蔬菜种植的传统和经验，一直是河州市主要的菜篮子供应地。一家一户的菜农，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进行适度的蔬菜种植，自产自销，而且产销两旺，收入颇丰，成为河阳县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当时的县委书记以帮助农民提高收入，产业升级换代的名义，提出并强行推进规模化集约化订单农业模式，不但建起了生产指挥部，高调引进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而且强行要求东河沿村及周边十几个村，按照生产指挥部的要求，连片种植蔬菜。
由于是农业化龙头企业的集约种植，一切都按照企业的标准投入资金和经营。首先是蔬菜大棚的投入，菜农以往建设和使用的马蹄形砖混大棚，以采光不好为理由一律拆除，由公司统一组织施工，全部更换了公司统一提供的标准化铝合金大棚，采取全玻璃、全透明采光模式，内部采取滴灌和喷灌相结合的灌溉方式，保温也是空调的应用，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标准。无论是建造设计，还是后期管理，的确是好看了许多，也方便了许多，望着比很多农户家庭还好的生产环境，种惯了粮食的农民很有抵触情绪，尤其是菜农们对此更是意见很大。面对建造费用是以往大棚十倍还要多的投入，以及开着空调种菜的实际，有经验的菜农对产出效益深深质疑，善意斤斤计较和成本核算的菜农，怎么也看不出收益的增长在什么地方，由此也对公司的动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还是顺从地与公司签订了苛刻的合同，按照公司技术员和专家的要求，种上了公司提供的无公害芥蓝种子。尽管名称很拗口，但菜农却人人明白，所谓的芥蓝不过就是包菜，也就是卷心菜，成熟季节收购价最好时也不过三角钱一斤，但公司却开出了每公斤三元钱的保底价格，而且统一收购，统一运输，这样的好事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但疑虑归疑虑，东河沿村的菜农，以及附近十几个村的农民，还是按照公司技术员的指导，进行严格的田间管理，期待着能有个好的收成，还上银行贷款，收回高昂的种子和肥料、电力、灌溉等投入。
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看着大棚里包菜喜人的长势，谁都难掩兴奋激动的心情，但随即就发现收购并不是当初承诺的那样，而是技术员带着收购人员，一个大棚一个大棚地审查，不但用皮尺量规格，用电子秤称棵重，而且对蔬菜的叶片颜色、松紧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一个大棚能够达到标准的，也就是几棵包菜，人家倒是按照合同约定爽快地支付了每公斤三元的价钱，可面对剩余的包菜，菜农们却是欲哭无泪。
面对菜农们的质疑和不满，人家拿出合同逐条解释着条款，态度平和亲切，似乎更着急的是他们，履行不了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超市签订的合同，将要面临巨额的罚款，相对于菜农每户十几万元的损失，公司的损失更大，几乎就是灭顶之灾。
结果残酷地摆在面前，无异于惊天霹雳，震惊的菜农望着满棚长势喜人的包菜一天天长大，慢慢地错过收获期，甚至慢慢地烂在地里，忧心如焚却也无计可施。开始有部分菜农还积极自救，拉着包菜到处推销，可随着成熟期的到来，特别是周边十几个村子天量的包菜产量，不但没有销路，而且价格也从三角钱一路下滑，最终三分钱一斤也无人问津，只好眼睁睁看着包菜烂在地里。
面对每家都有的几十万元债务，很多菜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由县里主导实施的工程，为了蔬菜种植产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有不实际增加农民的负担，县领导责成县农信社全额贷款支付建设费用，以信贷的方式与农户签订贷款合同，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