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在人大会堂观看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席间，对著名演
员说：“我看了你的《尤三姐》电影，觉得这在国产的戏曲艺术片中是最好的一部。”
七月上旬，以“中央理论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的理论组）名义，
责令《人民日报》以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起草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
献珍同志的文章。
七月十二日，同《光明日报》负责人谈公开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步骤：第一步，批杨在五九年的三个报告；第二步，揭杨同彭德怀湖南之行的关系；第三步，揭杨同魏文伯的侄子的谈话；第四步，揭杨于六二年在西北局的调查。
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集理论界十几位同志在钓鱼台八楼连续开会讨论修改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稿子。
七月十七日，由康生亲自导演炮制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七月二十四日，在钓鱼台召集理论界一些同志开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批判“合二而一”问题。
七月三十日，《光明日报》请示康：“一篇稿子中说最早提出‘合二而一’的是德波林，要不要删？”康回答说：不用删，有的文章中“就有‘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提法”，保留德波林是“合二而一”
最早提出者的说法，“正好说明杨献珍是德波林的应声虫嘛！”
八月初，同陈伯达一起。按照“‘合二而一论’是阶级调和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拟定了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纲。
八月上旬。康生、陈伯达召集会议，讨论修改拟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
八月二十三日，指示《光明日报》，“可以找中央党校写文章揭发杨献珍讲稿中的问题”。
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赶紧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还指示中央党校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要全面研究一下，要系统研究一下。”
八月三十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总结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这次讲话，他一反几年来反对戏剧改革、大肆鼓吹抢救旧戏的腔调与举动，指责戏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来，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责令各地对此情况一定要作出“彻底检查。”
八月三十一日，出席大区书记会议，并就“合二而一”问题；讲了话。
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三个多月来对“合二而一”围攻的情况。
此次报告中，又对中央党校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攻击。说该方针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它“在中央党校实际上成为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达了“今后不许再用”的禁令。
十一月，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
十一月底，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十二月×日，收到赵朴初同志写的反修诗——《某公三哭》，并大发议论说：“宗教界人士还能反修？”于是，将其当作反面材料呈报毛泽东同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三届人大会议。
一九六五年六十七岁
一月四日，出席三届人大闭幕式。会上，康生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月×日，陪同刘少奇同志听取教育部关于教育革命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康趁机对刘少奇同志说：“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就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
五月，向毛泽东同志告吴晗同志的状。胡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有关。”
六月二十三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而且历时是相当长的”。
九月至十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据康自己说，其间，毛泽东同志同他明确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年底，将大庆油田出土的三十万年前的一块联据化石摆为己有。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选料配制砚身。
一九六六年六十八岁
一月二日，出席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
一月三日，同一兄弟党主席谈话。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重要意义”，至于“有些农民占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个问题”。
一月十三日，就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的《情况简报》试刊上所载
《从海阳农村情况看哲学社会科学如何为农民服务》一文作批说：该文作
者“是站在群众之上，要做群众的导师，做人民的老爷”，这些人“必须下到农村去劳动三年”。结果，《情况简报》仅出一期试刊就被一棍子打了回去。
二月三日，参加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问题。会上没有争论。康生对彭真和其他同志的发言也没提出任何异议。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指定许立群、姚涂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向中央汇报用的《汇报提纲》。
二月五日，参加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听取彭真同志的汇报。
会上，康生也没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二月八日，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汇报中，康生仍然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一日，彭真同志以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汇报提纲》转发全国的批语，康画了圈。还是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二日，去上海。
二月二十五日，回北京。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大区书记参加），听取毛泽东同志专就学术讨论问题所作的报告。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召去谈话。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了康生关于《二月汇报提纲》制定经过的歪曲汇报后说：“‘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三月三十一日，向彭真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谈话内容。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当面批判彭真同志在文化革命中犯的所谓“一系列罪行”。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学术、教育和工业体制问题的指不。
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五月四日至十六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康生突然变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为激烈批判态度，说该《提纲》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该会决定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并任命康生为“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五月十三日，通过关锋指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
五月十四日，派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
大搞“调查”。行前，康面授机宜，要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
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其间，十八日听取林彪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二十四、二十五两个下午，康生作长篇报告，大讲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全面超过”马列主义。
五月二十五日，康、曹支持并帮助炮制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公开贴出。
当即引起北大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击。；当晚，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并严肃批评了聂元字。
五月二十六日，得知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按等七人大字报的态度后，连忙指使人把大宇报底稿要到手，并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将大字根底稿转送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同志。
六月一日，康生借口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立即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广播。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打电话给电台提出质问。电台立即将质问编成《情况反映》报康。康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
六月二日，指示《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登载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人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
六月三日，出席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召集的各部负责人会议。会上决定向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对此，康生表示积极支持。
同一天，会见了胡志明主席。会见中，诬说彭真背着他搞了个“对抗毛主席文化路线，抵制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承认“《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关”是他的发明权。
六月四日，同王力一起到中联部作“文化革命动员报告”，说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三和一少”。
六月六日，到北大看大字报，并对北大师生的“革命热情”表示“赞扬”。
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北大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康生积极参与和支持北大工作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
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全体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彭真“在晋察冀是一个彻头彻尾拥护王明路线的人，但以后却变成一个坚决反王明路线的人”。说王稼祥是“定时炸弹”，“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诬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并做贼心虚地说：“我检查了自己是不是定时炸弹，我有信心不成为定时炸弹，我要是炸弹，就去炸美帝、炸陆定一、炸彭真、炸罗瑞卿。”
七月十四日，同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宇报，并同师生谈话，
说他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
七月十七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会上，康生极力反对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所提出的一切措施。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研究撤销工作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三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起草一个撤销工作组的文件。是日会毕，康又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四日，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在此说“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并煽动性地问：“你们掌权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
七月二十五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通过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文件。会毕，康生又跑到北大向全体师生提出三个问题：（1）
“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2）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3）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谁去搞？竭力引诱和煽动北大师生去翻“六一八事件”的案，去反对工作组。
七月二十六日，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明确宣布以张承先为首的
工作组五十天来犯了两个最大错误：（1）不让北大师生了解自己是北大文
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走群众路线；（2）没有帮助北大建立起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切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因而，“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又一次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此次报告明确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组长之职。积极支持聂元梓等人起来篡夺北大领导权。
是日晚，率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去北师大参加师生大会。会上，他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他宣布撤掉孙友渔同志北师大工作组组长之职，并针对一些人要追林杰的后台问题叫嚷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陈伯达和我。”
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去北大，并在此接见了十八所高校的来访者。接见中，又把反工作组的调门进一步升级，他说：“二个月的事实说明这个办法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不能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认为所有的工作组应一律撤销”。
七月二十九日，同人大部分师生谈话，再次大谈“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还对当时流行的戴高帽、挂牌子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八月一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八月四日，在北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吹捧聂元祥等七人大字报是“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