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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从来没有认真地作过自我批评，似乎他从来就是正确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不能作自我批评的人，就不会掌握党所要求的批评。康生就是把批评当成棍子，专门整人的。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康生这种人，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同志之间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武器。多少年来，康生之流搞乱了党的作风，把本来是教育人帮助人的武器，却变成了他迫害人的大棒。
第五，政治运动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倒易于遗留下严重后果。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中，我们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促进了群众的觉悟，对我们取得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就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时所采取的方式，应当有所不同，再沿用我们那时熟悉的一套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和同志之间的问题，就容易把搞阶级斗争的方式照搬过来，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社会秩序建设和
整个国家的经营管理工作，恰恰是不相适应的。其实，毛泽东同志于建国前夕，就一再向全党提出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了。康生恰恰利用我们遇到的困难，而把他所熟悉的那套以欺骗夸张为手段，以整人为目的“政治运动”，大轰大嗡，从而搞乱是非，颠倒敌我，制造冤假错案的。因此，每次运动，总伤害一批好同志，也总应运而生一批投机者，留给党一批遗留问题，往往“一年运动，十年未了”，使不少同志浪费了青春年华，党和国家遭受很大损失。结果，常常使原来的设想落空。政治运动不但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相反，却增加群众思想的混乱，使我们前进的阻挠更多了。
经济建设是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有节奏地前进，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需要扎扎实实地认真地工作。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其恶劣作用都超过无济于事的废话，同共产主义事业是背道而驰的。
第六，维护党风、党纪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中国共产党的党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纪是铁的纪律。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维护和遵循的，不允许任何党员破坏。可是康生不是这样，他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党风、党纪对他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当他破坏党风、党纪的时候，都有一套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总是拉大旗作虎皮，从而借着这种破坏行为为自己的升迁创造条件。在他看来，只要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欣赏，就可达到目的。
一个执政的党，始终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使自己的党员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不管职位多高，都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摆架子，不高人一等，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同剥削阶级的官僚鲜明地对立起来，把维护党风、党纪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见了康生之流的恶劣行径，愤而制止，坚决斗争，不容其蔓延和滋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就会作为法宝传之后代。
第七，必须十分警惕投机钻营者和权欲熏心的人进入我们党的领导岗位。
林彪、康生、“四人帮”已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令人憎恶的样板。
他们的出现，说明我们党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康生的发迹史，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康生每次投机，都把自己暴露得非常清楚，也确实有不少同志知道他的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他都能一关关地混过来，无非是从他的地主家庭和旧上海滩上学来的那套投机钻营之术。本来这些东西在党内是没有市场的，不过投领导所好，便为其开了绿灯！“文化大革命”
以他的实际行动，训练了一批他的后继者，可以说撒下了祸害种子！凡是投机钻营者，都有自己的野心，攫取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位和权相连，
权和利又相连，那种权欲熏心的人，一定官迷心窍。一旦权在手，就为所欲为，象康生那样，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野心家、阴谋家，是害怕群众的，是害怕事实的。只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完全可以防止这些家伙得逞的。
第八，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顶住了一切压力，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领导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国以后的头七年，我们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党的“八大”，对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可是，由于我们党没有沿着“八大”的方针，而后又被康生这些人所蒙骗，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大大落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长期没有扭转的方针，把全党的注意力扭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改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使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有了战略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全党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个沉痛的教训。康生所批判的所谓“维生产力论”，是他蓄意编造的，是康生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证据。一个执政的党，不抓生产，不抓经济建设，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第九，要牢记个人崇拜的教训。
个人崇拜的结果，使我们党吃了大亏，而被几个野心家象林彪、康生之类所利用，搞成了造神运动，以至成为亿万人民思想的禁烟。这个教训，我们不应忘记。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总结。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并没有抹煞杰出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
必须肯定，不管什么伟大的人物，当他代表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他就起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他和人民的意志以及历史发展趋向相反的时候，他也就对历史发展起阻挠的作用。个人崇拜把人民引向历史唯心主义，使人们不能摆脱旧的思想牢笼，永远成不了历史的主人。
第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是我们党的严重任务。
康生为什么长期以来成了什么“理论权威”呢？他除了几张吓人的画皮以外，的确是欺负落后。他谈起理论来，往往引经据典。只要按照他指点的线索，认真一查，就会发现，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同他讲的相反。
他所批判的问题，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结果都是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他所用的手法，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超越阶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判，来显示他的权威。他的这种思想和手段，是非常卑劣的。他是按照他的帮派思想，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分帮分派，当成了旧上海滩上的青红帮了！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污辱！也是对我们党的污辱！康生对马列主义极尽糟蹋之能事。现在看来，我们党的一项严重任务，就是把康生歪曲、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这些原理。
康生虽然死了几年了，可是他所散播的毒害，并没跟着消失。因此，肃清康生的流毒和影响，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有待于更多同志的努力！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
康生年表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康生，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青岛市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的一个大地主之家。
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有地二十五顷（合六千多市亩）。除留少量种菜外，全部出租。每亩收租四斗，地钱五角，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
祖父辈，兄弟二人。兄张抡元、弟张德元（堂号“树德堂”）。康生为张存元之孙。
父亲辈，兄弟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堂号“北树德堂”，是康生之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是康生之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是康生之叔父。到父辈时，张家分家。康生之父张发祥分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大台庄二十间，诸城城里十一间）。
康生兄弟四人。大哥张宗彝，二哥张宗开，三哥张宗儒。康生排行老四。
是年，正值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又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八岁
开始在家读私塾（系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此时正值清政府推行“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的第六年。
一九—一年（宣统三年）十三岁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奉、直、豫、鲁、晋等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拟改国号中华民国。是年，康生因私塾停办，在家玩闹，爱好唱戏，拉板胡，吹笛子，打架斗殴等。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六岁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康生因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
后被其把兄弟陈舜庭从家中保出，一起到青岛进德国同善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读书。其间，结识过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如宣统的老师陆润康和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七岁
同胶县陈家庄（现归胶南县管辖）地主陈玉份之女陈宜结婚。后生一女一子。女儿张玉模，现为青岛烟厂的退休工人。儿子张玉浪，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共同生活，相依为命。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并规定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十九岁夏，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大台庄。
秋，家遭土匪抢劫，随其父母搬到诸城城里避难。不久，改名张裕先，人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此时，同家住诸城东关的李云鹤（即江青）相识。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十岁
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结业，改名为张叔平，到诸城城里联立小学校和县立高等小学校教书。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二十一岁
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此进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正在诸城当小学教员的康生也受到五四运动的某些影响。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二十六岁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年，康生离家去上海。不久，改名为张耘或张沄，进共产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二十七岁
年初，同刚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曹轶欧相识。不久，两人一起加入共产党。
二月，参加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五月三十日，根据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上海会议决定，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大罢工，并在罢工委员会工作。
六月，同孟超、李宇超等一起回诸城探家。探家期间，以国民党左派的
面貌出现，组织过“五卅运动后援会”。
七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二十八岁
九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二十九岁
一月，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加上海总同盟大罢工。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罢工转人暴动。康生也就随着参加了暴动（即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月十五日左右，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商务印书馆职工集体宿舍秘密召集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