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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灵魂变成躯壳。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能战无不胜，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然就根本不成为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承认这一点，他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形式来毁坏毛泽东思想，把生动的科学变成了咒语！
康生则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Z 使毛泽东思想变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说：“我常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每人手里都拿着这个（康生举起《毛主席语录》），我就想，真是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还说：“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倒的”，是“国家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保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从去年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那个电影”中，“你可以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就是说，人民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
来了，这才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敢想敢于敢闯，更重要的是手上还有这本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又向一位外宾说：”千百万人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千百万人民群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在一起，这力量是伟大的。这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的保证。“经康生这样一吹，《毛主席语录》完全变成了扭转乾坤的法宝。好象只要人们手中拿起《语录》，就可以成为《封神演义》里那些天兵天将手中攻无不破，御无不成的万能武器。
这种荒诞无稽的妄说，居然畅行于全国，而且传播于国外，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污辱，又是什么呢？
四、一手捧经，一手执剑。
康生认为，别人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解释，都是“歪曲、篡改”，只有他传的才是“真经”。他是怎样推行他所加工制作的所谓“真经”的呢？
办法不外两种：一是以牧师身份，对那些怀有朴素感情的人进行煤煤不休的说教；二是以刽子手的身份，对于那些不听说教者，戴帽打棍，肆意镇压。由于他们的说教甚为荒诞，不能服人，因而在进行说教的同时，往往置人以死地，宣布为“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就曾为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扣过四顶帽子：（1）“他们反对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中
国人民的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彭真到处宣传主席的错误是一火车“3（2）
“他们反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的顶峰”；（3）“他们顽强的反对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4）“他们反对林总讲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说是庸俗化、简单化，说和义和拳念咒是一样的。”康生在这里所说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并非人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然而反对这种神化和歪曲，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来说，这并非是反对和诋毁，而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和维护。可是，在“现代迷信”盛行的日子里，这一切都是颠倒的：主张搞神化的人，成为“高举”、“紧跟”
的人，并得以高升；相反，反对搞神化的人，却被扣上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并遭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命运。
“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林彪、江青、康生手中整人最重要的大棒。康生直接点名诬陷的八百三十九名干部中，差不多都曾遭受此棒之害。至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遭受此棒之害，那是谁也无法搞清的。
遭受此棒之害的，不仅数量甚大，而且其“根据”也甚为荒唐。比如，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
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张日报曾在第一版登了毛主席的像，翻过来第二版登的是一个持枪民兵，在太阳光下一看，民兵的枪央正好指着毛主席的眼睛，结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围攻该报社，说什么枪尖对着眼睛有“刺杀之嫌”；一个教师告诉学生领子袖子最爱脏，洗衣服要着重洗洗领子袖子，结果被关押多年，因为他所说的领子袖子最爱脏，有“侮辱领袖之嫌”；一个五岁小孩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不得不抱着孩子接受“革命”批斗。另外，印刷工人无意中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报纸丢进废纸篓等等，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正由于林彪、康生一伙如此喋喋不休地说教和肆无忌惮地论大棒，致使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现代迷信”狂热。
林彪、康生一伙为什么制造“现代迷信”狂热呢？当然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邀功取宠，摆功求赏，篡党篡国。
阿谀逢迎者得宠，刚直敢谏者受害，这是封建社会仕途经验的总结。康生与林彪对此是揣摩精深的。林彪说过：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思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得天下”。康生与林彪有着同样的阴暗心理。因而，他俩勾结起来竭尽全力把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神学化，把领袖的言论咒语化，想方设法抢“高举”、“紧跟”的制高点，以便使自己攫取高位。
可见，他制造“迷信”，是为了让人“迷信”自己；他宣扬“顶峰”，是为了使自己爬上“顶峰”。
康生一伙在社会主义中国所煽起的“现代迷信”狂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就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败坏了领袖的形象，割断了党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恶果之二，就是糟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恶果之三，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面对现实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专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康生怎样说就怎样干。恶果之四，就是为滋生和发展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温床。林、康一伙，正是利用这个温床，才使自己得以学生和发育，才为自己架设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阶梯，才为自己为所欲为地害党害国害人，制造十年内乱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实践告诉我们，败坏党的威信，破坏革命事业，最恶毒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搞“现代迷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党我国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和林彪、康生一伙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现代迷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第二十五章 对“唯生产力论”的批
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理论权威”的康生，确实发挥了他的威力和作用。第一，他手中有权，权力达到了顺者昌逆者亡的地步；第二，他有理论，而且挂的是马列主义招牌，不信者，就宣布为“反革命”！因此，康生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特殊角色。康生对林彪、江青的特殊作用，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最大混乱，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最深的危害，而对反革命的篡党夺权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在康生制造的理论混乱中，莫过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了。
一九六六年底，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会议根据工交战线的特点，决定在这个领域里，“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地进行，而不应一哄而起，更不应停产闹革命。应当说，这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的情况下，还算是一个能够减少损失的较好的办法。
可是，急于要把“文化大革命”烈火迅速由党政机关、文教战线引向整个工交农业战线的林、江一伙，却对此大为恼火，立即以听取汇报为名，组织人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中，康生以“理论家”姿态首先发动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提出“唯生产力论”是工交农业战线的“修正主义的根子”。一九六七年初，为了配合林、江一伙的“一月夺权”，康生又说“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根据”，是新老修正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四月初，康生又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对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全面批判。此间，他对其
秘书说：“就把刘少奇鼓吹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叫做‘生产力
论‘吧，这样，可以把他同修正主义者挂起钩来。“康生正是以这个调子于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唯生产力论“作了系统的”批判“。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批准生产力论“的问题，又被塞进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从而使其取得合法地位，成了林、江一伙破坏生产，大揪”走资派“
的一根大棒。
究竟什么是康生批判的“唯生产力论”呢？据康生自己说，他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原理，批判修正主义基本理论的。为了弄清康生的欺骗，我们不
能不从他的依据说起。
经过查证，我们得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生产力论”这个概念。只有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提到，“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和“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1，甚至讽刺地提到，“‘科学的’‘生产力论’”2，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批判庸俗生产力论。它同康生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毫不相干。我们绝对不可将斯大林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批判，误认为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因为按照康生所批判的内容来看，“唯生产力论”所表达的只能是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意思。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此，斯大林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持香定态度。康生有时特别强调说，他所批判的“生产力论”是“唯生产力论”，好象说，“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生产力论”前边加一个“唯”字就发生了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谁都知道，中文中的“唯”字作为哲学用语，是指本原的、决定的意思，如唯物论是确认物质是本原的、决定的意思一样。“唯生产力论”这个术语也是如此，其基本含义无非是确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从而对上层建筑是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就是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使把“唯”字解释为“唯一”之意，也不会使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原的、决定的东西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
因此，康生对“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不是别的，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批判。
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样伪装，也变不成真的。可是，康生凭借手中的权力，把明明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东西，。硬说是“马克思主义”
的东西，而且大张旗鼓，动员一切宣传工具，一直鼓噪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究竟宣布了“唯生产力论”那些“罪状回呢？
第一，说“唯生产力论”主张“抓生产”、“搞建设”、“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六年年底，当康生对“唯生产力论”首次发动批判时，他曾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唯生产力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显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务院和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那时，我国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1 《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82 页。
2 《斯大林全集》第7 卷第13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