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暴政提出抗议，敢于 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他 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深沉的 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和表明 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 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 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 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 命，她必须活下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 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 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 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 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 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 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 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法庭变成抨击暴政 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一个曾经是 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相径 庭的形象。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 稳定和团结。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 但党和人民还相信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 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 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在 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 胁的。在 30 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 《消息报》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 虑这个问题。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 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他的阔如大海的思想境 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该是有着 天壤之别！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 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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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与党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 渺小，而后者是何等地伟大。在法庭上，在不能畅所欲言、尽情表达自己内 心郁结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他为什么承担 “右派 —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责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 “我曾经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 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 ‘如果说你 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 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件积极的事 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 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 “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 个人感情，而是苏联欣欣向荣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42） 布哈林，这位列宁的战友，这位受到列宁称赞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坚定意志和对正义的信念，怀着历史的遗憾，讲完了他 最后的话，冷静地等待着自己末日的到来。虽然他面前的听众是那些已经主 持过多次公开和秘密审判的可憎的法官、检察官和内务部的刽子手，还有由 内务部挑选的为数仅数百人的一般听众，虽然他的正义的声音无法唤醒他们 之中的许多人的起码的良知，也无法刺破审判大厅的坚固的墙壁，但是，尤 如被上帝赋予无限权力的宗教法庭无法禁锢和毁灭真理一样，布哈林的最后 的话终将为广大人民所知晓，所理解，发出自己应有的光彩。 1938年 3 月 12 日晚上9 时，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后休庭。法 官们会同有关人员就判决事宜磋商了6个小时。3 月13 日凌晨4 时法庭复庭。 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气袭人。联盟宫外面空旷无人，冷冷清清，困倦的听众、 卫兵和被告们相继进入会场。审判长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宣读判决书。每个被 告都站着听候宣判。在不算长的但难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后，终于念到了量 刑部分。被告中有 18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达、罗 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贾耶 夫等判处 “极刑——处以枪决并没收他们的全部个人财产”。普列特尼奥夫、 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分别被判处25 年、20 年和 15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 奥夫已年近古稀，25 年徒刑对他来讲等于终身监禁。后来，他和其他未被判 处死刑的人都在监禁地死于非命。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没有一个获 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来。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罗森戈尔茨、切尔诺夫等是苏维埃政权的 死敌，1932—1933年，他们按照敌视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指使，组织了称 为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纠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 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 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组成的秘密反苏团体。 “右派托洛茨基 集团”的目的是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手段是使用破坏捣乱、恐怖、间谍和叛卖的活动， 破坏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苏联失败的行动中协助外国侵略 者。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罗森戈尔茨、拉科夫斯基、切尔诺夫、 克列斯廷斯基、沙兰戈维奇、格林科充当外国间谍，但却竭力支持他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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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颠覆火车和破坏矿山等事件。 切尔诺夫根据李可夫的指示，用制造瘟疫、降低生产指标等手段破坏农 牧业生产。而罗森戈尔茨在外贸人民委员部从事破坏活动，资助托洛茨基。 李可夫、布哈林根据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的指示，在西伯利亚、 北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组织富农暴动组织，企图 当苏联受到外国进攻时在后方进行破坏。1934年，李可夫亲自组织了企图暗 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1937年8 月，罗森戈尔茨竭力要求斯大林接见他，以图对斯大林下毒手。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组织了谋害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的行动。高尔基是由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和克留奇科夫、布拉诺夫毒死 的。杀害古比雪夫的行动是由莱温和古比雪夫的前任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完成的。杀害明仁斯基的行动是由布拉诺夫、莱温、卡扎科夫完成的。 莱温、卡扎科夫还害死了佩什科夫。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企图谋害叶若夫。 判决书中说： “尼·布哈林及其同伙企图杀害弗·列宁、约·斯大林和 雅·斯维尔德洛夫，拼凑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组成的新政府。为实现阴谋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尼·布哈林的同意和 认可，于 1918年 7 月掀起了莫斯科叛乱；而女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1918年 8 月30 日谋杀弗·列宁的行动，则是以尼·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阴 谋的直接结果。”（43） 判决书说，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 18名被告“承认犯有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 （1926）第58—1 （a）、58—2、58—7、58— 8、58—9、58—11诸条款所载明的罪行，被判处刑事惩罚中的极刑——枪决， 没收个人所属的全部财产。”（44） 1938年 3 月 15 日凌晨，被列宁称之为“理所当然地是全党所喜欢的人 物”的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前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和他 们的难友们一起被枪决。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沙皇的宪兵和暗 探局、白匪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军所未能办到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 命胜利20 年后，被一些人轻易地办到了。可以想见，在这一天，那些曾把这 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视为叛逆，而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家 们，会和苏联的某些追求个人权欲的人一样，感到庆幸。 对于自己的死，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经验，他们从被捕之日起就明白等待着他们 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经受了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所经受的一切， 受尽了牢房和刑堂的屈辱和折磨，经受了自己的亲属被作为人质时的巨大的 压抑和痛苦。同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同样受到了斯大林关于可以保留他们 生命的空头允诺的愚弄。他们所经受的折磨的程度，老实说，丝毫不逊于他 们在沙俄的监狱里经受的折磨。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审判的组织者 们真的相信他们是阶级敌人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制造伪证 诬陷被告而得到证明，因为对于真正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是用不着这样 做的。既然不是这样，这些革命的同志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无情的待遇呢？ 看来，这只能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方面寻求答案。对于 这一点，曾经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经历过20 年代的党内斗争的布哈林、李可夫 和克列斯廷斯基等，是非常理解的。历史的经验和30 年代的新鲜经验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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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刑讯、人质和欺骗的全部意义，使他们根本不相信分文不值的空口允诺。 他们懂得，不管他们坚持真理还是昧着良心屈服，他们都要被消灭。他们没 有拿原则作交易，而是冷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们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不同，他们对活命不抱任何幻想，作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们勇敢地面对 死亡，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虽然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厄运，但由 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理解采取如此恐怖政策的原因。临刑前， 布哈林很镇静，他要求给他铅笔和纸，以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他的要求 得到了满足。信的开头是以称呼革命时期斯大林的化名开始的： “科巴，你 为什么非要我死不可呢？”（45）斯大林一直把布哈林的信，连同列宁针对斯 大林粗暴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而写的那封尖锐的信等类似文件，保存在他办 公室的抽屉里。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的家属，大都因为是 “人民的敌人”的 家属而受到了株连，被监禁和流放。或许正是因为把他们当作人质，并允诺 保留他们的生命，才迫使他们的亲人同意作出当局需要的交待，接受当局的 任何判决。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伊万诺夫、乌格 拉诺夫以及雅哥达等人的妻子都被送进了劳改营。甚至卡扎科夫的儿子也被 监禁。克列斯廷斯基的女儿 1939 年 6 月被捕，在监狱的半年中被审讯了 35 次，后来被流放。雅哥达的妹妹也被送到了劳改营。切尔诺夫的妻子、儿子、 儿媳、女儿和女婿都被逮捕。女儿玛丽亚 1938年在法庭上为父亲和她本人辩 护，当天即被枪毙。死时年仅23 岁。 当时，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怀疑这些被审判的人是人民的敌人。苏联的 报刊于 1938年2 月28 日开始报道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自该日起直到被 告们被处决，苏联的报刊像前两次公开审判时一样，充斥了所谓劳动人民集 会、来信、签名的报道。他们一致要求严惩这些 “卑鄙龌龊的杀人犯和间谍 的匪帮”。报刊的社论和文章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关于无情惩处罪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