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植馈罚υ�1968年英文版，第 46 页。 （17） 《华盛顿邮报》1990年9 月24 日。 （18）扎尼·罗卡： 《我在我写的书中试图了解斯大林》，罗卡与《莫 斯科新闻》记者阿·哈佐夫的谈话，载 《莫斯科新闻》1989年 1月29 日。 （19）奥·哥列洛大、尤·托姆斯基：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他是 怎样的人？》，载 （苏）《劳动报》1988年4 月20 日。 （20）阿·斯米尔诺夫： 《共产党争取实现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计 划的斗争 （1925—1937年）》，载 （苏）《历史问题》杂志1964 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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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 页。 （21）阿·米高扬：《第一次没有列宁》，载（苏）《星火》周刊，1987 年第50 期，第5 页。 （22） 《苏联共产党史》，莫斯科1962年版，第486 页。 （23）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载（苏） 《星》杂志，1988年第9期，第 100页。 （24） 《真理报》1964年2 月7 日。转引自 （苏）法律文献出版社《死 后平反者》第一卷，第39 页。 （25）盖·纳加耶夫： 《基洛夫传》，北京 1985年版，第457 页。 （26）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第100页。 （27）JI ·邵武勉：《个人迷信》，载《哲学百科辞典》，莫斯科1964 年版，第3 卷，第 116页。 （28） 《一个非目击者的观察》，罗伯特·康奎斯特与《莫斯科新闻》 周报记者的谈话，载 《莫斯科新闻》，1989年3 月26 日。 （2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034—1035 页。 （30）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 《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北京1989 年版，第83 页。 （31） 《布哈林政治传记》，第529 页。 （32）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17—18页。 （33）罗怕特·康奎斯特： 《大恐怖》，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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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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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嫁祸于入 这不是根据法律的审判，而是政治审判。——加米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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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 1934年 12月16 日夜，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列宁在世时的联共 （布）中 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突然被捕。 是不是发现了他们谋害基洛夫的材料呢？不是。 是不是凶手尼古拉耶夫交待出什么重大线索牵连到他们呢？ 也不是。 那么，究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什么突然被捕？关于这一点，联共 （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叶若夫后来在1937年2～3 月党中央全会上作出了明 确的回答。他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基洛夫被害一案的侦查工作，立即被 纳入到指控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犯下这一罪行的轨道。他引用了当时斯 大林对他说的话： “到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寻找凶手吧。”①斯大林的指示和以后的工作暴 露出基洛夫事件的真正的政治意义。如果说基洛夫被害的根由还不能最终确 定，有待于苏联政府披露事件的真相的话，那么， 基洛夫事件至少是被利用 来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消灭联共 （布）内的原 反对派。我们在前面已经列举过赫鲁晓夫等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谈到 的看法。他们说，似乎有人等待着基洛夫事件的发生，以便以此为借口，掀 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党内原反对派的运动。这一政治目的不仅为后来举行的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实践所证明，也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1934年 12月 被捕前后的政治现实所证明。 基洛夫事件发生的当月，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就明确指示各地党组织 和党员们要提高警惕，将隐藏在党内的前反对派分子揭发出来，将他们开除 出党并予以逮捕。原反对派这时被赋予近乎阶级敌人的政治含义。对他们的 斗争，对这些早被压垮、现在绝大多数老老实实为党工作的人的斗争，升格 为对敌斗争。 了解苏联史和联共 （布）党史的人都知道，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 “反对派”一词出现于20 年代初期，担当时 “反对派”的政治含义根本不同 于后来斯大林等所赋予它的那种含义。1921年，党的十大通过了消除派别活 动的决议，这是当时苏联国内和国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其 目的是保证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和革命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要排除党内 不同意见，更不是消灭不同意见，根本谈不上要消灭党内持不同观点的人。 保证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和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这两个方面是同样必要 的。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和不同派别的问题上，列宁为全党作出了楷模。列 宁与先后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 斯大林等，在某些重大的问题上，几乎都发生过分歧，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 和冲突。但是列宁除了运用精辟的理论分析和党内民主的手段说服他们以 外，从来没有想到运用压服的手段，井严格禁止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自己 的同志。列宁不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而且维护了党的团结。列宁去世后， 斯大林常常使用党的十大的决议，打击各种不同于他的流派和倾向，把不同 意见说成是反党活动，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党的派别，并逐渐赋予 “反 对派”类似于 “敌人”的含义。 与联共 （布）中央12月信件下达的同时，组织了切切实实的把矛头指向 反对派的工作。首先是舆论宣传工作。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号召人民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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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热潮，宣传的调子与中央信件的精神是一致的。除了一般的号召性的社 论和文章外，实质性的文章都是批判、抨击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有的文章 还批评某些组织存在的所谓自由主义倾向。 党的组织工作也马上按照需要开动起来。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 导下普遍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有的还召开了贯彻中央精神的群众大会。人 们纷纷要求对恐怖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一种 紧张、怀疑、揭发、举报的气氛逐渐培植起来。思想跟不上形势的人哗若寒 蝉，曾经提倡党内团结的持温和路线的人也畏首畏尾。1932—1934年，党内 斗争缓和的趋向突然停止。对反对派一般成员及与反对派成员关系密切者的 温和政策骤然改变。许多不久以前刚刚恢复党籍的人又被开除。如果谁被揭 发出与托洛茨基分子等关系密切，就要受到严厉的申斥和处分。不断有 “敌 对中心”、 “阴谋集团”和“恐怖集团”被揭发出来。随意捕人的现象已屡 见不鲜。不过，这时大清洗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大规模的逮捕主要限于列宁 格勒和莫斯科等几个大城市。其中尤以列宁格勒最甚，仅几个月内就有3—4 万人被捕和流放。许多与基洛夫事件元关的人也受到牵连。例如，列宁格勒 共青团俱乐部于20 年代中期就已解散，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与这 个俱乐部有点关系。于是；曾在这个俱乐部任图书馆员的一个妇女被捕了。 不仅如此，与她住在一起的她的一个妹妹和妹夫，以及这个妹妹所在党组织 的书记和介绍这个妇女到俱乐部工作的人也被捕了/基洛夫案件的具体侦查 工作也是以明确的政治目的为背景的。这个政治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挖掘“材 料”、收集 “证据”，证明季诺维也夫及其领导下的原反对派是杀害基洛夫 的罪魁。 具体负责调查和侦破基洛夫被害案件的是新任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阿格 拉诺夫。他根本没有像通常办案那样，从调查现场、凶手人手，取得线索和 证据，一步一步地将案件查清。当然他作为内务部门的要人，并非完全不知 内情，不懂得其中利害，未必敢于傻头傻脑做～个尽职尽心的侦查员。如果 那样做，他肯定会被一脚踢开。处在他那样的地位，不管是违心也好，忠心 也好，他都必须执行上级的意图。他确实这样做了，他按照上司的意图，后 来又在：月 16 日“当选”为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日丹诺夫的直接领导下，全 心全意地投入了这一工作。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侦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的关系网和搜罗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所谓罪证上，想方设法把他们与基 洛夫案件联系起来。 还在基洛夫遇害前，列宁格勒内务局就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季诺维也夫反 对派成员所谓秘密活动的材料。这些人当时就被视为秘密的季诺维也夫分子 小组。列宁格勒内务局曾要求基洛夫批准予以逮捕，但基洛夫拒绝了。基洛 夫认为，原反对派成员绝大多数已经悔过，拥护中央领导和党的决议，积极 参加党的工作；即使有极少数人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发过一些牢骚和怨言， 也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他们不应镇压而应从思想上争取。所以，基洛夫 在世时，列宁格勒几乎没有逮捕过原反对派的成员。不仅如此，有些在别的 地方受到排挤和打击但仍愿意为党工作的原反对派成员，还受到基洛夫的热 情接待。布哈林与基洛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是一例。基洛夫曾真诚地邀请 布哈林到列宁格勒工作。基洛夫的团结一切人其中包括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同 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列宁格勒人民的一致拥护，包括原反对派成员 的拥护和信赖。这一点恐怕是原反对派最不愿意看到基洛夫被害，最没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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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与谋害基洛夫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阿格拉诺夫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前共青团中央委员尼·科托雷诺夫。20 年 代，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曾对窃取共青团领导权的斯大林主义的 “徒 子徒孙”特别反感。1926年，他在共青团七大上曾说过： “他们的思想就是 这样：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就要打击你，压制你，迫害你，使你 连口也不敢开/②1934 年基洛夫遇难前，科托雷诺夫和其他共青团领导人征 得党组织的批准后，曾搞过一些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是公开的，并不保密。 但阿格拉诺夫等在找不到原反对派可以作为罪证的其他活动材料时，便把这 样的讨论会定性为密谋。使他庆幸的是，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参加过这样的 讨论会。在阿格拉诺夫等人看来，这就是尼古拉耶夫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 员的组织联系的确证，并且完全可以将这种关系作为谋害基洛夫一案的线索 和基础，科托雷诺夫等 9位参加过共青团讨论会的人立即被捕井遭到严刑审 问，被捕者中有前共青团中央委员鲁缅采夫。 当时，列宁格勒大多数的年轻的反对派成员，对内务部门的行动并不以 为然，认为这是侦查机关的胡作非为。他们热情奔放，但政治上却显得天真 幼稚。他们根本没有去想也根本想不到，内务部门的这种举动预示着什么， 有什么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不久以后，当他们大批大批地被捕，身陷 囹圄，甚至被抛在内务部行刑队黑洞洞的枪口面前时，侥幸暂时幸免于难的 人才感到了政治的残酷，继而感到一种莫大的灰心和绝望。 可以想见，通过大量逮捕原反对派成员和反对派的同情者，再加上严刑 逼供，是不难搞到所需口供的。阿格拉诺夫到 12月中旬便搞到了一些有份量 的口供。这些口供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与他们的信徒，即这些先后 被捕的年轻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会过一两次面。在 30 年代初，原反对派 的成员和领袖恢复党籍和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参加演讲、会面、讨论等是 极其普通的活动。当时，季诺维也夫是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社的领导成员，原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前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叶甫多基 莫夫是国家奶制品总公司的管理局局长。再如，皮达可夫是副重工业人民委 员，布哈林是 《消息报》总编。要在他们这些人的众多活动和联系中找出几 件能与政治活动沾上边的活动，只怕举手之劳就可随手拈来，岂用内务部众 多官员费神。举例来说，仅一年四季一个人的朋友往来聚会就不知有多少， 曾与何人见面，都谈过什么话，如内务部门认真审查起来，岂但但君子所可 防范？上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年轻同志的一两次会面根本谈不上是什 么密谋，甚至也谈不上秘密活动，但阿格拉诺夫等人却认为会面本身就是反 对派的秘密活动，就是阴谋的表露，已足以定罪。阿格拉诺夫等整出新的材 料后，立即上报中央。他在报告中说，季诺维也大和加米涅夫违背了他们不 参与政治的诺言，进行了某种阴谋活动。 很显然，根据阿格拉诺夫这样空洞无物、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