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鉴定委员会的证明书。” （36） 再看拉泰恰克的供词。他在预审中交待说，沃斯克列先斯克化工联合企 业和涅瓦的一个工厂的破坏活动，也是按照他的指示进行的。后来，他在法 庭上也是这样交代的。但是，根本没有对他交待的情况进行任何的实际调查， 有关旁证材料也没有。 再如上文说的 “平行中心”在库兹巴斯的所谓破坏活动。公诉书在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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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时使用了被告的供词和上述所谓 “卡麦罗沃审判”的材料。50—60 年 代和 80 年代的调查表明，库兹巴斯破坏案的技术鉴定是地地道道的无视法律 之举。当时，调查委员会整天呆在卡麦罗沃市内务处，没有与一个被告和企 业负责人见过面。技术鉴定的材料按照需要进行了挑选。根据所选材料作出 的结论又多次根据内务部干部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最后强加上破坏活动的结 论。1958年2 月，“卡麦罗沃案件”因所有被告缺乏犯罪证据被作为假案取 消。 同样，经过调查证明，原交通人民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西伯利亚机器 制造联合公司主任博古斯拉夫斯基、副交通人民委员利夫希茨、交通部运输 局局长克尼亚泽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铁路局副局长图罗克制造的铁路运输中的 颠覆事件，也是内务部门杜撰和伪造的。被告根本没有在化工工业、采煤工 业、铁路运输等部门进行过任何破坏活动。 工业部门后来事故增加、生产受到影响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工业部门的 大量事故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 “平行中心”的破坏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 案。 按照审判组织者的设计，把工业交通等部门出现的大量事故上升为内外 阶级敌人的破坏，不但能够把中央政策的失误的责任加到别人身上，消除政 治上的异己势力，而且能够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使人们 “不敢”再发 生事故，达到以 “革命”促进生产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以基 础工业黑色冶金工业为例，第 2 个五年计划期间，黑色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 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生产计划仍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充分利用了设备的 能力。“但是，到1937年，情况发生剧变”。冶炼设备大量停工，事故率不 断提高。究其原因，是 “由于生产混乱所致，而生产混乱是1937年开始的对 工业领导干部的大规模的和没有根据的镇压造成的”。虽然工业各部门包括 黑色冶金工业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但 “对黑色冶金工业干部的镇压 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不但造成了该工业部门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且造成了 金属生产的下降”。因为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被镇压后，新上来的人缺乏经 验，又害怕自己被镇压，根本不敢也无法大胆工作。1937 年 10 月在克里姆 林宫召开的黑色冶金工业干部会议被迫承认了生产降低的状况。 （37）另外 以煤炭工业为例，俄罗斯中央工业区图拉州和中央州党组织的档案中，保存 着关于 1936—1938年情况的文件。当时，斯大林提出了把图拉变成坚不可摧 的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任务，于是，掀起了揭露 “人民的敌人”、“破坏分 子”的狂潮。 “结果，成百上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杰出干 部，受到诽谤，成为没有根据的镇压的牺牲品”，给苏联的煤炭生产带来重 大损失。 （38） “平行中心”的主要罪行之一是间谍活动。按照公诉书，皮达可夫、拉 狄克、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德罗布尼斯 等主要被告，都参加了效命于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活动。公诉书中说，遵照“平 行中心”领导核心的指示，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托夫、斯特罗伊 洛夫、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和图罗克，与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保持着罪恶 的联系。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德、日代表有过接触，进行过谈判，以图 在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得到这些国家的援助。 但是，案件中列举的关于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外国人谈话的材料，根本 无法作为罪证。比如，当时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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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4 月 13 日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日本在萨哈林的石油、捕鱼和采 煤租让企业的问题。在预审中，索科利尼科夫在承认谈话本身的事实的同时 交待说，谈话后与日本大使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托洛茨基 向日本政府的建议。1936年 12月12 日的审问记录如下： “索科利尼科夫： 当太田和大使馆秘书要离开的时候，太田稍微延宕 了一下。此时，两个译员已走出办公室。当时我正送他出去，太田利用这个 机会，与我交谈了几句话。 问：请您尽量照原话谈一下您与太田的谈话。 答：太田对我说： ‘您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先生向我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建 议？’我回答说： ‘是的，我已知悉。’太田问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建 议的呢？’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非常严重。’这时太田问我：‘这 仅仅是您个人的意见吗？’我回答说： ‘不，这也是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问：后来，太田在与您的谈话中有没有再次谈到你们的集团与日本政府 的接触问题？ 答：没有，上述与太田的谈话发生在我和他会谈的最后时刻。在这之后， 我不久就离开了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再没有与太田见过面。” （39） 很明显，即使太田与索科利尼科夫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也根本不能说明 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情报机构有什么秘密的关系。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 责人，他被问及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都是正常的现象。可 是，一个外交官的正常外交活动竟被说成间谍活动。而在整个案件的材料中， 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仅此而已。 关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所谓间谍活动也是如此。拉狄克供认，在 1934 年或 1935年，他在一个外交场合，与德国使馆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和新闻专员 鲍姆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他们用一种审慎的形式让他知道了托洛茨基与德 国政府的关系。在侦讯时，皮达可夫谈到这个问题时，只是说他似乎记得拉 狄克说过与德国人谈过话。这种在外交场所司空见惯的询问、暗示和试探，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定间谍罪，那么一个外国使馆可把驻在国的任 何人变成间谍。 除上述材料或者说可称之为材料的东西外，案件的卷宗里再没有什么有 关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里通外国的谈话。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 托夫、斯特罗伊洛夫与德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图罗 克与日本情报机构的联系，也是人为地加给被告的。他们的有关供认是笼统 的，前后矛盾的，没有旁证材料，没有证据。 当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对被告 进行秘密审讯时，他们是两手空空，尤如无米下锅的婆娘。除了让刑具发挥 自己的效力外，只好捕风捉影地收集一些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原反对派成 员吗？那么他们肯定对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肯定有谋害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阴谋，于是朋友的会面、小型会议和家庭聚会以及通信等，便成了阴 谋策划刺杀领导人的活动。经济界的领导干部嘛？那么他们就是制造各种事 故、生产下降、计划告吹的罪魁。外交官或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人吗？那么 他们肯定是间谍。他们肯定与外国人谈过话，鬼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什么。说 他们这是从事间谍活动，任何人都拿不出说明他们不是间谍的反证。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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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逮捕他们时，比如在逮捕斯特罗伊洛夫、克尼亚泽夫、舍斯托夫等人 时，没收了他们私人的和业务的信件、笔记以及与外国专家打交道的记录。 虽然这些材料中没有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证，但只要罗列一下他们与外国人通 信和打交道的次数，就能给人一种可疑的感觉。当然，法庭和报纸根本不会 公开这些东西，普通的公民也根本无权查阅这些东西，而这样凑巧就加重了 可疑的程度。 “平行中心”主要罪行之一是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罪。按照 公开审判策划者的指示精神， “平行中心”在这方面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它遵从托洛茨基的旨意，在莫斯科和外省建立了不少恐怖小组，企图寻机谋 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 柯秀尔、埃赫、波斯蒂舍夫、叶若夫和贝利亚。在预审中，被告皮达可夫、 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博古斯 拉夫斯基、舍斯托夫、图罗克和阿尔诺里德，在强大的压力下，承认从事恐 怖活动罪。利夫希茨也承认他知道恐怖活动计划，但他没有参与其事。克尼 亚泽夫、拉泰恰克、诺尔金、格拉舍和普申没有承认恐怖活动罪。斯特罗伊 洛夫没有受到类似指控。我们只要把被告关于其恐怖活动罪的供词列举出 来，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种罪状是多么地牵强。皮达可夫供认说，在他 的指示下，恐怖小组在莫斯科、乌克兰、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建立起来，但 他不知道这些小组的成员，他们也不受他领导，他未给他们下达任何任务， 也没有参与制定罪恶的恐怖行动计划。 “平行中心”的其他领导人，也各自 按照自己的想象，交待了得知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的时间、地 点和有关人，关于自己参与恐怖活动的情况，他们交待和编造的故事自然是 五花八门， “百花齐放”，一个人一个版本。他们的交待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独创性。按照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人的交待， “平行中心”在苏联的许多 城市中建立了恐怖组织，吸收的人数是大量的，但是这一点是与阴谋集团“后 备”的和绝对保密的性质相违背的，也是与秘密工作通常的活动规则相违背 的。一个多少带有群众性的组织，不管其多么保密，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秘密 的活动的。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阴谋恐怖组织，居然没有进行一件像样的或 成功的恐怖行动，甚至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卡冈诺维奇本是交通人 民委员，他在交通部的好几个同事都是阴谋集团的成员，比如利夫希茨、谢 列布里亚科夫和克尼亚泽夫，他们都被指控参与了恐怖组织和活动。可是， 他们却未能组织哪怕一次对卡冈诺维奇的行动，这不是过分地违反常理了 吗？内务部的侦讯人员找不到基洛夫被刺以外的其它恐怖行动，便制造出一 种说法并强迫被告承认，即散布各地的阴谋恐怖分子随时伺机对可能到来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至于某位领导人是否会到某市某厂某矿去视察， 那就看阴谋恐怖分子的幸运了。阴谋恐怖集团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上帝才会知 道的侥幸的机会上，正像拉狄克后来在法庭上所表述的那样： “几十个四处 游荡的恐怖小组，等待着侥幸的机会，以杀死一个党的领导人。” （40）而 这样的恐怖小组仅在法庭上就供出了 14个。内务部及其各地的分支机构居然 找到并逮捕了不少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可是，这些散布各地的恐怖小组却 没有组织过一次谋杀行动，不管是己遂的和未遂的。1936—1937年，Ю·科 秋宾斯基、B ·洛吉诺夫、A ·尤林、M ·扎里科夫、H ·戈卢边科、A ·季维利、 N ·霍多罗则、N ·布尔拉科夫、H ·米赫特科、r ·比特克尔、A ·普里戈任等 人，被作为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判处枪决。半个世纪以后，这些辜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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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平反昭雪。 所谓莫洛托夫 1934 年遇害案，可以作为内务部制造假案的典型例证。 1934 年 11 月，莫洛托夫到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去视察。在火车站下车后，他 和随行人员乘上了阿诺尔德驾驶的汽车。在行进途中，汽车的左轮驶到了路 边的沟坡上。汽车停了下来，任何人都没有受伤。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 当作什么严重事件。阿诺尔德因疏忽受到了市党委会给予的警告处分。1935 年2 月27 日，处分撤销。1939年 10月，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党委书记A ·库 尔干诺夫，因涉及某案在法庭上受审时，谈到了莫洛托夫车祸事件，他说： “莫洛托夫和我乘坐的汽车的司机，是由市内务处安排阿诺尔德担任 的，因为当时我被告知，联共 （布）市委会的司机未经审查，不能让他开车。 很明显，我本人在这件事中是没有任何恶意的。阿诺尔德因这一事故受到警 告处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