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第1部分

《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作者：康春林
　　文案
有着　7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是20　世纪人类历　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世界的影响　亦是不同寻常的。历史上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并在综合国力等诸多方面足以与　当今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相抗衡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何以在80　年代未、　90　年代初的短短数年间迅速瓦解，人们在思考，在探讨，试图从不同的方面　找出答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是一个过程，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激化的后果。这里既有现实的直　接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就其历史上　出现的问题而言，既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也有受客观因素制约而产生的，而　且往往这两者又很难截然分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只有采取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研究，我们才能从中汲取有　益的教训，使社会主义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本书取材于　1936年8　月至1938年3　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三次公开审判，　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苏联历史上的肃反扩大化问题。　　事情发端于　1934年　12月1　日，当时任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凶手尼古拉耶　夫枪杀。为追究杀人凶手及其后台，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　（布）中央先后于　1936年8　月、1937年　1月和241938年3　月在莫斯科进行了三次公开审判，　相继认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联共　（布）重　要领导人与此案有关，并认为他们都是受原联共　（布）领导人之一、后流亡　国外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的托洛茨基指使，企图篡党夺权、颠覆苏维埃政权，　将他们定为反党反苏的反革命集团首领，于　1936年至　1938年加以镇压。受　此案株连而被杀、被监禁、被流放的共产党人数以千计，造成极为恐怖的气　氛，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恶劣影响。50　年后，苏共领导层几经变化，至　1988　年，苏共中央将此案定为冤假错案，所有被告，除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组织策　划者之一的雅哥达外，全部予以平反。这一历史公案，在当时震惊世界，延　至今日，人们仍在反思、探讨，并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毋庸讳言，教训是惨痛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粉碎了包括　14　国武装干　涉在内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执行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这　时执政党的首要任务理应是调整政策，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而当时的苏共领导却错误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会越来　越尖锐。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　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　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①他们还将党内的意见分歧看　成是敌我矛盾，本应运用批判的武器，却用武器来批判，开创了对党内思想　斗争采取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例。这种作法，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对　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不良影响。这种极端的高压政策，不　仅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而且为极　“左”和“宁左勿右”的　思想制造了温床。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然会引起思考，并从中总结汲取必要　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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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收集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大量有关材料，包括当时庭审的口供、证词，　记者的报道，刊物的评论，　“犯人”后裔及亲友的回忆文章，80　年代苏共中　央的甄别文件，以及西方国家的有关著述。这样丰富的资料，无疑为我们了　解和研究苏联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作者着力叙述这一桩历史　公案的来龙去脉，将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加以综合、归纳、整理，理出头绪，　并对公审中的破绽、暴露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所掌握的资料，作出　了分析和推断。对案件所涉及的大小　“案犯”的生平和事迹，对案件审理过　程和结果，书中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语言通达流畅，表述清楚。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观点仅是一家之言。　　如前所述，莫斯科公开审判的反复出现，是由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造成的，　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其中个人因素的作用。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至于本书所涉及的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杀和处理这　一案件中的动机、作法和责任等问题，我们相信随着历史学家们的深入研究，　必定会作出符合实际的公允评价。　　本书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26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　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　宣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　要的和值得注意的。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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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幕　基洛夫被刺　　整个事情是从　1934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　　——赫鲁晓夫　　列宁格勒，伟大的十月武装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1934年　12月1　日下午4　时半，这里突然响起了两声凄厉的枪声。二楼走廊，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基洛夫一声不响地躺　在血泊中。罪恶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由于过度惊吓，开枪后　喊了几句话便昏倒在基洛夫旁边。闻声涌向走廊的人们，目瞪口呆地看　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基洛夫的死震动了苏联大地，也震动了全世界。　这一事件的巨大影响，不仅是因为基洛夫在苏联党和人民心中享有崇高　威信，也不仅是因为基洛夫是众望所归的党的总书记的接班人，它的潜　在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是当时普通的人们所不了解，也是不可能了解的。　本书所要叙述的莫斯科三次公开大审判，即　1936　年8　月、1937年　1　月　和　1938年3　月的公开审判，就发生在基洛夫事件之后。它犹如一场惊心　动魄的历史剧，而由基洛夫事件揭开了它的序幕。斯大林去世后担任苏　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整个事情是从1934　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①他所说的就是基洛夫被杀的那天晚上。　　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杀害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是　个人作案还是有人幕后指使或者集团作案，是刑事犯罪案件还是政治谋　杀事件？对于这些问题，50　多年来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桩个人报复事件。　　目睹基洛夫被害惨景的人回忆说，当时一个陌生的人躺在离基洛夫　两三步远的地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句话：　“我向他报了仇！我向他报　了仇！”②1934年　12　月　3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说，凶手名叫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曾在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工作。　他　1904年生，曾多次变换工作。1933　年　10　月至1934　年4　月在十月革　命史和党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因拒绝支援交通工作的动员和诬告一些领　导干部，1934年4　月被开除出党，解除公职。尼古拉耶夫向斯莫尔尼区　党委提出了上诉，再次受到严重警告。区党委负责调停工作的人指出，　尼古拉耶夫粗暴无礼，他说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要求工作但不满意提　供给他的工作，而要求担任领导工作。　　当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以及列宁　格勒市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和州内务局领导人，审问尼古拉耶夫的时候，　他再次歇斯底里地发作并且大喊：　“我干出了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样　干？”③这样一个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人，是具有进行个人行凶报复的　作案基因的。　　几天以后，在内务部的刑讯之下，尼古拉耶夫改变了自己最初的供　词。说他是地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团体的成员，他的行动是受命　向党进行报复。但是，除了尼古拉耶夫之外，受审的绝大多数人都未承　认这样的罪行。而且，尼古拉耶夫等主要罪犯　12月29　日即被枪决。在　没有公布托—季团体与尼古拉耶夫关系的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匆忙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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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人犯，这种作法有掩盖真正的罪因之嫌。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还　有法庭审讯尼古拉耶夫时对实物证据的轻蔑态度。对尼古拉耶夫住所进　行搜查时，得到了他的日记、上诉信件，其中记叙了他的不满和绝望、　领导人的不公正、家庭生活的困苦。在法庭上，尼古拉耶夫把这样的材　料说成是他掩盖真正意图，以使地下组织免遭打击的有意的举动。而且　法庭也认可了他这种说法。　　60　年代初，由　B　·H　·波诺马寥夫主编的《苏共党史》教本和B　·H　·波　斯佩洛夫主编的多卷本的苏共党史，在叙述基洛夫事件时，也倾向于个　人报复事件的说法。他们说，杀害基洛夫是政治恐怖行动。当场被捕的　凶手对党及其领导人怀有仇恨。波诺马寥夫当时是苏共中央书记，波斯　佩洛夫当时是苏共中央附属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他们当然是熟悉档　案材料的人，因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　　除了个人作案的说法，就是集团作案的说法。集团作案的说法主要　有两种。一是斯大林当政时苏联政府的说法，即基洛夫是由前反对派首　领指使其阴谋组织直接杀害的。这一说法又有　1936年和　1938年前后两　种版本。1936年8　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法庭确定：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指使其阴谋集团成员直接杀害了基洛夫。详情下文即将叙　述。1938年3　月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主持了第一次审判的内务部　人民委员雅哥达被打成了　“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首领之一，于　是，基洛夫被杀害的过程加上了以布哈林、李可夫和叶努基泽为首的“右　派—托洛茨基中心”的共谋，他们指使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　局长扎波罗热茨的具体组织，协助托—季恐怖组织杀害了基洛夫。在莫　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雅哥达交待说：　　　“1934年夏，叶努基泽将右派—托洛茨基集团通过了杀害基洛夫的　决定一事通知了我，李可夫直接参加了这一决定的作出。我了解到，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团体正在进行着这一谋杀行动的具体准备　叶努基泽执意要求我不要给这一行动制造任何障碍。因此，我只好要求　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不要阻碍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实　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内务部机构抓住了尼　古拉耶夫，搜出了他身上的手枪和活动路线图，而尼古拉耶夫被释放　了。”④　　雅哥达　1929年以后的私人秘书和同案犯Д·Д·布拉诺夫交待说：　　“雅哥达对我说，列宁格勒内务局的干部鲍里索夫参与了对谢·米·基　洛夫的杀害　　扎波罗热茨根据雅哥达的指示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押送鲍　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发生了事故。在这次事故中鲍里索夫丧了　命。”⑤　　上述说法是斯大林政府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即使在当时也是经不起　分析和站不住脚的。首先，法庭没有任何证明原反对派领袖参与谋杀事　件的物证，而这样的物证在出事的当时是不难获取的。而口供是在内务　部的刑讯之下作出的。不但取得口供的非法方式可以证明口供的虚假　性，就是口供本身的内容也十分简单、牵强，没有说服力。凶手尼古拉　耶夫被灭口以前，只是简单地承认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领导下的阴　谋组织　“列宁格勒中心”，接受了杀害基洛夫的任务，口供中缺乏恐怖　行动组织过程的具体的和合情合理的情节。原反对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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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米涅夫自　1932年秋就受到内务部的长期监视，从　1932年秋到　1936　年8　月被处决以前是在监狱和监外监视下度过的，不具备能够组织和领　导阴谋恐怖集团的条件。他们的口供也只是承认领导了对基洛夫的谋　杀，法庭和其他被告都没有提出任何能够作为证据的东西。而布哈林和　李可夫连这样的口供也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　同乡和挚友，和斯大林及其家庭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假使原反对　派确实企图策划谋害中央领导人的阴谋，也决不会把他作为同谋的。1935　年夏，叶努基泽就被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