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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大化二年，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京师置五卫府，东国及九州等边塞重地设置军、团、防、戍，征集农民当兵，3年一轮代。其卫府、军团、防戍的设置以及“民兵合一”的情况，恰恰表明这完全是搬用的隋唐之际的府兵制度，可见当时的日本人的心态。而大唐的君臣们竟然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培养一头狼，还在为自己天朝的教化之光传到倭人那去而沾沾自喜，更有后世的一些狗屁学者什么的还把那个东渡的光头的事情大肆宣扬，居然还拍成电视这实在也太。。。。。什么了吧。（未完待续。。）
☆、第一百九十七章 被腰斩的日本腾飞2
更夸张的是日本这时就连律法都是抄袭大唐的，推古天皇以前，日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律法，舒明天皇十二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回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南渊请安等，首次将唐高祖、太宗时制定的《武德律》、《武德令》、《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等法律条文带回去。“大化改新”之前，中大兄与中臣镰足还曾向南渊请安学周、孔之教。据日本学者的考察，“大化改新”所颁律令，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竟多达420余条。其后，天智天皇颁布的《迈江律令》，沿于唐太宗《贞观律令》。天武天皇颁布的《天武律令》，则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贞观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为蓝本制定。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新颁布的《大宝律今》更直接仿效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唐律疏仪》而成。其中。笞、杖、徒、流、死刑及“六议”、”八虐”，分别脱胎于唐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大宝律令》为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又颁布了《养老律令》，对《大宝律令》作出进一步修订。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天皇制。“大化改新”以后，自天智天皇至丰臣秀吉的数百年间。日本始终沿用唐律。
在确立起以大唐国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蓝本的田制和税制，以府兵制为蓝本的防人制，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的天皇制政体的同时，日本才正式有了国名和纪年，这也是接受唐文化的直接产物。日本原来并没有国名，中国唐朝以前一直称之为“倭”、“倭国”、“倭奴国”，含有“多山之地”的意思。7世纪初，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方在“倭”字之前加了一个“大”字。称“大倭”，后来演变成“大和”，日本民族也称“大和民族”。“倭”是中国为之所起国名，“日本”这一国名。是唐朝时出现的。
早在隋朝。其王致书炀帝即自称“日出处天子”。其后。遣唐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至武则天时，唐朝称其为日本。张守节《史记正义》载：“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日本”二字作为国号，首先载于日本史籍者，便是养老四年由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等修成的汉文《日本书纪》。书中，将“倭”、“大和”等对日本的古称均改为“日本”，这是“日本”这一国名在日本官方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日本”这一国名的产生，深深打上唐朝文化的烙印。
国号如此，年号的起用也如此。天皇制建立之初，并无年号，只是某天皇某某年，如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孝德天皇即位后，仿效唐朝，于公于645年起用“大化”这个年号。从此，在日本史上便有了天皇号及年号这一纪年的定制，沿用至今未改。
唐朝的都市建筑制度，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而日本在“大化改新”后逐渐接受了建立统治中心的意识，也开始对大唐这一搞法进行了抄袭。圣武天皇时，太政官奏议：京师乃帝王所居，万国朝宗之地，如不壮丽，将何以表德！于是，日本先后在奈良、京都建起了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虽然它们占地面积不等，但都是仿照唐朝长安城的规模修筑的。其中，奈良的平城京最为典型。“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宫城位于城的中轴线北部，棋盘式的街道划出方块形的坊里，街巷中线都直对一个城门，设东市、西市。中轴线大街亦称“朱雀大街”，青瓦、红柱、粉墙、各宫均挂扁额，建筑壮观。日本史家称之为“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是符合实际的。唐代的长安城原貌现已不复存在，平城京却成为今天研究唐代城市建筑的一座珍贵的实物模型了，这是华夏文明的何其悲剧的历史啊。只是好象我们的那些文化人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竟然觉得这是文化交流的影响什么的而大书其中的友谊关系，可曾有人说这些的时候谁在想那三十万的冤魂？
大唐对日本的影响还不止这些，还包括思想文化的影响。由于遣唐使和回国留学生的推动，日本国还广泛地吸收和仿效大唐国的礼仪、服饰等项制度，以至影响到日本的某些民族风俗的形成。遣唐使中的大使、副使或判官，大都通晓经史、长于文学。他们回国后，不少人位列公卿，因而在仿效或移植大唐国的制度、文比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元正天皇养老二年，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回国，不久即为中纳言。次年正月举行朝见仪式时，他穿着唐玄宗所赐朝服朝见天皇，赞口不绝地夸耀其朝服的优美雅致。诸大臣纷纷仿效，从而带动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服。二月间，天皇下诏，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模样，改为右襟。〔吉备真备，养老元年作为留唐学生入长安学习经史，历时18年，于天平六年返日，带回《唐礼》即《大唐开元礼》130卷。胜宝四年，作为副大使再度入唐，返日后在太宰府任大贰，为东海、南海、西海各道节度使，造棉质袄、胄20250具，完全仿照唐朝的新式样，按五行配色，每4050具为一色。到大同二年（807），平城天皇再次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一准唐议”。所以，其文官的朝服，头戴冠免，身着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内裤，有褶的夹衣卷起到腰间，脚着朝靴，与唐朝文官装束无差。弘仁八年（818），遣唐使羊官菅源清公任式部少辅，奏请朝廷规定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官品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嵯峨天皇又一次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未完待续……）
☆、第一百九十八章 被腰斩的日本腾飞3
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画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证明唐朝服装东传日本的真实性。半个世纪前，郭沫若曾有过一段论述，可谓很好的解释：“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异族蹂躏，古代的衣冠文物每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因为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乃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还被保存着。” 日本还有大量引进唐朝思想文化的记载，包括语言文字、学校教育、书籍编纂、文学艺术等等。先说语言文字。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当时，倭王武即用熟练的汉语给南朝宋明帝写过一道奏表。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留唐学问僧空海，曾经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录万象名义》30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赐姓清村宿祢；官位从五位下；任太学音博士、太学头、协助吉备真备等太学教授讲授汉语音韵，矫正“吴音 ”，普及“唐音”即“汉音”。〕很快。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民族便创造出以汉字为音符的“万叶假名”。为日本语言文字的诞生并取代汉字开辟出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书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据传说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标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汉字草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汉字词汇至今在现代日语中仍占相当比重，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常用汉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汉字为1945个。
再说一下学校教育的情况。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并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纪》、《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简直是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在“太学寮”、“国学”任教人员，多是遣唐使及留唐归国生。如随遣唐使留学的膳大丘，学满回国即任教“太学寮”，专门传授儒学。神户天皇景云二年（768）。奏准奠孔子为文宣王。在此前后，天皇还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儒学自6世纪初传到日本，直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
关于史书的编纂．文武天皇庆云八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纪》3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编纂《日本书纪》，正元天皇养老四年完成30卷。其后，又有《续日本记》。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又敕令编纂，至承和七年（840）由藤原绪嗣等纂成《日本后记》40卷，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实录，日本也出现了《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以及 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汉文史书，被称为“六国史”，无论史家观点，还是编纂体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诸多印记。就连图书分类，也是照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长期沿用。
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奈良、平安两朝的文坛，掀起学习唐诗热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竞相模仿，作诗唱和。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着有《天镜秘府论》6卷，精详地介绍了唐诗的平仄、对偶等基本要素。其后，近体诗风行，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天平胜宝三年，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收录汉诗120首、作者64人。平安时期，汉诗集巨编《文华秀丽集》等先后推出。仅《经国集》就收录178人所作汉诗900余首、赋51篇。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前后，第一部小说《竹取物语》问世。此后，日本古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迄今，日本文学家公认：“现代的日本文学和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其丰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国古典的影响。”
“奈良时代以后，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日本的家庭中和奈良的佛寺中，中国音乐是有最大势力的。”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的这一番话，足以表达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影响力。文武天皇太宝元年（701），仿唐制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同时，不断聘请唐乐名家赴日传授伎艺。天平神户二年（766），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仁和承明元年（834），遣唐使团中有精于弹琴的良岑长松和擅长琵琶的藤原贞敏，作为从六位下的准判官同行。藤原贞敏在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数月之内“极其妙”，刘二郎颇为赞赏，赠他紫琵琶两个、曲谱数十卷，并将心爱的女儿（琴筝能手）嫁给他。藤原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