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稍顿时,看着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将是由参谋部同教育部配合进行。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做的不够好,他们做的很好,十年前,全国的识字比便只有15%,而现在是65%,这倾赖于三百万皇家教师的努力,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识字率要提高,但是国民的素质,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众,军人更讲究卫生,在农村,最干净、最整洁的家庭,不是士绅、不是教师家庭,而是在乡军人,他们把部队的内务习惯带到了个人生活之中,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全民化的军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新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陈默然深吸一口烟。
“所以我的打算,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发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府自治,中央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蒋百里,这位陆军参谋长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管明棠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程度!”
说着,陈默然朝蒋百里看去。
“所以,我们要使用军人,通过的进行全民性的军事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民众只知个人主义,而不知集休的现状!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生的最终目的!”
在提及国民性改造的时候,陈默然只觉胸中一阵激荡,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在后世,每每一提及“国民性”时,人们就会想起鲁迅,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不过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在历史上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直到百年后改观仍旧不大。为了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运动和尝试,可唯一没有尝试的却是最为有效的东西——国民军事化!
国民军事化,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式改变,或者向这学习,向那学习,军事化的训练、生活,却可以教给人们一种习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习惯,军事化的训练、军事化的生活、军事化的国家,而在这个过程,还可以培养普通民众的纪律精神和团队意识。
而且还可以通过那种军事化国民生活,使得国民拥有一个健康的底子,身体是一切的本钱。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竞争力。
在教育部中推广着军国民教育的蔡元培,在沉思片刻后,先是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
“不过在全国推广国民生活军事化,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多少经费?这并不仅仅只能依靠在乡军人,而且各级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团体,而且,如何激发国民主动参与训练,仅仅依靠强制措施,显然不太现实,这些都需要考虑了。”
蔡元培的建议,让陈默然回头提醒身后的速记员:
“记下了吗?”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方才神色淡然地转回来道: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何让在乡军人进入村自治会?”
一声反问之后,陈默然摇头说道。
“仅仅依靠一道朕签署的命令?军人虽有皇家军人之名,但他们和老师不同,师如父,有这个传统在这,老师的地位本身就高于军人,加上“皇家”之名,他们进入村自治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解决的问题,并不能只依靠一个命令,还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要不然就弄一个治安官吧!那些军人在退役之前,接受三个月的司法培训,让他们出任村治安官,现在村治安这一块是个空白,这方面可以同司法部协调一下,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他们身份的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社会地位的问题。”
一直思索着在乡军人身份问题的蒋百里适时的建议道。
“如果中国所有的农村治安官都由在乡军人担任……”
在内心里,蒋百里不禁憧憬起来,只有到那时,一个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方才有可能建立,现在中国的军事动员体系,并不算严密,在城市还有警察局协助动员,可是在农村,现在中国的农村,依如千百年来一样,都是“放羊”式的管理,仅依靠乡间的自治,顶多就是加上老师们的协助管理,但这却很难建立一个真正高效的军事动员体系。
“而且还可以组织村与村的军事技能竞赛,竞赛的奖励可以抽出一定比例免税田,利用村社的集体荣誉感和集体利益,通过军事技能竞赛去督促各村主动参加比赛……”
“那胜者免税田的分配呢?最后如何落实到每一家的身上?还是让少数人从中获利?”
管明棠立即反驳道,早在成为总理大臣之前,主持财政部的时候,对“军田免税”的制度,他就颇有微词,因为军人家庭受益有限,受益者往往是各村族的大户,而那些社会地位高,在本族内影响力大的大户中,还不一定有人在军队服役。表面上,那些“免税军田”是由士兵自行决定受益者,可士兵们却要考虑到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退役后,都要要本族中的大户打交道,所以他们会将自家之外的免税份额交给大户或族长,由其分配,而受益者自然是那些人。
管明棠的反对让蒋百里把眉头微微一皱,军田的弊端他自然有所耳闻,而且报纸上也经常报道,可这些问题,现在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而这时蔡元培却主动开口说道。
“要不然,那些免税田的税金仍然征收,军事比赛可以设在冬季,也就是征税之后,而且那时还是农闲,税金征收了,可以返还,当然不返还给各村,而是直接返还给各村的国民学校,这样受益者都是那些村民的子女,这样就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毕竟几乎所有家庭都有子女在国民学校就读。”
仔细一想,蒋百里连连点头说道:
“对,就这么办,这是一个好法子,而且正像陛下说的那样,这是集体,集体的利益,集体的荣誉,最终由集体受益……”
对此无人再表示异议。
“让在乡军人出任治安官和军事比赛只是其中一步,我们要考虑一个整体,毕竟治安官只是在乡军人中的一部分子,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建立民团,自上而下的建立各级民团,把所有的男性国民都纳入到民团体系中来,通过这种全民皆兵的方式,达到用在乡军人,训练民众,改变民众的目标。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加强自身,纯粹就是被宰割的命运……”
一番看似动情的感叹之后,陈默然又继续说道:
“这不仅事关国民整体素质提高,千秋万代的事,而且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兴亡,如果民团办好了,那民团便大有可为,如善加运用,不仅可以御匪卫乡,且可有效动员民众,在战时,各师管区只需要把补充额度按比例下达各区,就可由各民团区直接补充兵员,如果的兵民合一,方才是中国未来的要走的道路。”
看大家的表情还是不舒服,陈默然喝了口茶,认真解释起来: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彻底改变“皇权不下村社”的传统,在国内重建保甲制,以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为乡作标准。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且兼民团後备队长,负责本甲、本保男丁训练,乡有乡长,兼民团大队长,由其负责大队内考校、监督训练,这些职位全部由在乡军人出任,其可以视为“自治会”之外的政府官阶,当然他们可以是领参谋总部的官阶,作为“皇家官员”,自然应该直接进入村议会和村公所。”
陈默然的提议看似不怎么新鲜,毕竟保甲制千年前即有,可这也不过是寻找一个“由头”,最终的目的,却是把在乡军人充实到社会的各个角度,并利用在乡军人对民众进行军事训练,如此达到“整合全国”的目的。
“好了,你们看一下,按照今天咱们谈话的内容,整合出一些相应的条阵法规,今年,咱们要把全国性军事训练办好!”
第80章 未来
第80章 未来
十月,每年十月的时候,唐努乌梁海,这片中国最北方的国土,便早早的进入了冬季,唐努力乌梁海的夏天很美,这里的内地难见的原始森林,有漂亮的高原湖泊,有肥沃的耕地,也有如绿毯般的草原。
可这里的冬天却是严酷的,零下数十度的低温,深达半米的积雪,当漫长的寒冬到来的时候,唐始乌梁海便进入别样的“美景”之中,可这种“美”往往只局限于文人的小说中或者诗人诗歌里。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冬季的酷寒只会带来种种不便,而对于习惯了南方湿冷天气的南方人而言,当漫长的冬季到来的时候,只会带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和中国任何一个北方边疆省一样,在内务部的“版图上”唐努乌梁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流放重地,源于执政fu时代的流放政策,在过去的十年间,非但没有被放松,反而被加强了。
只不过所针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在执政fu时代,也就是帝国元年时,针对的满清“忠臣录”中记录的汉族臣子的后人,他们背叛了自己民族,所以理应受到惩戒,对于他们的惩戒,则是将其流放,以充实边疆,扩大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在短短数年间,多达一千三百万人被流放至蒙古、唐努乌梁海、新疆,甚至于西藏。
而现在流放往往根据《保安条例》,将那些有可能威胁到治安的人赶出城市,更将其中的激进者流放至边疆省份,在过去的几年间,每年都有数千人因为保安条例被流放边疆省份。
“还有六个月!”
在唐努乌梁海大杨树村这个紧靠着大湖的寒冷地方已经住了好几年的廖仲恺,看着木墙上日历,有些兴高采烈的于心间自语着。
流放,他是在帝国四年被判流放,至今已经快六年了,虽说流放的日子,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供他思考各种问题,同样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习惯了南方的温暖的南方人,他却很难适应这唐努乌梁海的冬天。
至今,他仍然记得在第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面对零下三十六度的低温,难耐酷寒的他甚至动过给美国驻华公使写信的念头,因为他出生在美国,所以,他希望由美国公使出面,带他离开这里,可最终强烈的自尊心却令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顶的小木屋里,听着雪暴那无休止的怒吼呼啸,他不时回忆起在过去的六年中一些最难以忘怀的事情。
流放的岁月,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艰苦,在这里,作为“国事犯”的他,不需要像其它的流放犯一样,必须开垦土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他每个月可以领取六元的生活费,尽管不多,可是在边疆却足以维持他的生活,而且他还是这里国民中学的老师,每个月可以领取五十六元的工资,这足以让他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过上惬意而且富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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