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白珍所属的集团称作“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所谓“公羊”，是孔子所编《春秋》的注释书之一。这种对《经》所作的解释，称之为“传”。《春秋》有公羊、左氏、谷梁三传。就详细注释历史的事实来说，《左氏传》最为杰出；《公羊传》则把重点放在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上。《公羊传》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是基于这样的解释：孔子在《春秋》这样枯燥无味的史实罗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区别“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观念是极其强烈的。拿《春秋》来说，在谈到文明的国家时，如称齐人、秦人，都要加一个“人”字，而在谈到野蛮的国家时，仅以夷、狄、戎等来表示，不加“人”字。不过，经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殼。”这就是例外。
人们对这个例外作这样的解释：给中华之国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不加人，这是遵照一般的惯例。但对中华的一国秦也不加人，这是因为秦在这次战争中搅乱了人道，因此不给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视同夷狄。相反，野蛮的国家因有善行，有时也称作狄人。
在记述无关紧要的事实的文章中插进激烈的历史批判，正是公羊学所重视的。随着历史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种学风必然带上政治的色采。不仅是对历史，对现实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学习公羊学的人，一般都是从历史批判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组织、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个领域中，对实际政治表示深刻的关心，并不断地加以评沦。
中国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学被视为正统的学问。朱子学的重点是放在文献批判上，终于产生了象南末王应麟那样的考证学者。清朝因袭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学当作官学。
清代的学问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证”，清代学术的精华就是考证学。考证需要严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义，因此可以称之为近代的科学的学问。但是。其末流还是堕落到为考证而考证。拼命地进行考证，但这究竟有什么用呢？——在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此，作为考证学的反动，逐渐研究起批判实际政治的公羊学。不过，一直到清朝末年，公羊学并未能取代考证学而成为学问的主流。
当时公羊学的泰斗是刘逢禄。龚自珍是刘逢禄的门生，同门的英才魏源也是宣南诗社的同人。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以及可以说为鸦片战争起点火作用的黄爵滋，都是该诗社的同人。
据龚自珍的年谱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四月九日，于花之寺会诸友观赏海棠花。这次聚会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召集的，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十四人参加。这一天大概商谈了结社的问题，因而五月诞生了宣南诗社[；据近年来的考证，宣南诗社成立于1814年。——译者注＇。
据魏源的年谱记载，五月的聚会除了上述朋友之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参加，会上成立了“宣南诗社”。并互相以诗唱酬。另外，六月二日龚自珍将同人邀集到龙桥寺，举行了酒会。
当时正是公羊学的泰斗刘逢禄去世的第二年， 所以也可能商谈了刊印恩师遗稿的问题。这件工作决定由魏源一个人来承担。
林则徐虽：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宣南诗社成立前的花之寺的聚会。他暂时在故乡福建服父丧，这一年的四月才回北京。四月九日赏花时，他可能还没有抵达北京。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代的英才。在他们聚会的席上，不可能只是诗酒应酬，同人中既有龚、魏这样公羊学的双璧，也有象林则徐、黄爵滋等那样充满朝气的官吏，不难想象，在他们中间会谈论“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行吗？”
“一定要想办法！”
“那么，想什么办法呢？”
公羊学的特点是，排除抽象的言词，进行符合实际的考察，所以他们肯定会作以上的交谈，议论种种改革现状的办法。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同人在结社当时的年龄和地位。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眼丧。在这以前任江宁（南京）布政使，宣南诗社成立三个月后，任湖北布政使．离开北京。各省的长官为“巡抚”，巡抚不仅管行政，而且掌握军权。巡抚的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一般行政和财政，后者辅佐司法，相当于副省长。在宣南诗社的同人当中，他的官位最高。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刚中进士。曾被任命为知县（县长），因不愿去地方工作，留在北京担任原来的职务——內阁中书。中国的县比日本的县要小得多，大体相当于“郡”。内阁中书是从七品官，林则徐担任的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叮见他们的官位相差很大。
魏源，三十七岁。跟龚白珍同样是从七品官的内阁中书，但未中进士。当时他作为公羊学者已经名声很高，但中进士却是在十四年之后，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
黄爵滋，三十八岁。翰林院编修。他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一岁时中进士，未去地方工作，进入了翰林院。在中进士的人当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翰林院，其他的人都被任命为地方的知县。可见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他的考试成绩并不佳。林则徐二十七岁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在二日三十七名进士中，名列第七），在翰林院待了九年。黄爵滋在翰林院完成了进修任务后，又就任编修。这个官职虽不过是正七品，但作为步上青云的阶梯，等于是未来的远大前程有了保证？
由以上叮以看出，在宣南诗社成立时的同人当中，具有向皇帝上奏文资格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仅待了三个月就去厂湖北。所以，宣南诗社的同人们虽然在大谈政治，而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那里不过是在进行政论的训练，有时练习练习奏文的文稿而已。
关于录用官吏考试的“科举”制度，宫崎市定先生写过一部专著（《科举》，收入《中央公沦新书》）。
通过府试、乡试等几层艰难的考试及格，即成为举人。只有举人才具有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及格才成为进士。每次会试有上万的举人参加，中进上的只有二百人左右，这道难关之难过是完全叮以想象的。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大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除了要求通晓四书五经之外，其重点是放在要求认真写字上面。据说：“遂至一划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叮见拘泥于文字的书法甚于对文章内容的要求。
第8节：宣南诗社（2）
当时的各种书籍中也有记载这种情况的文章。如：“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燕下乡脞录》）“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春冰室野乘》）
考生和官吏都全神贯注于书写端正的楷书，虽一点一划也不能疏忽大意，政策或文章的理论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所以，写不好端正楷书的人，不管具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很难考中进士。中不了进士，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堵塞了当高级官僚的仕途，登不上政治的舞台。
作为学者，魏源或龚自珍都要比林则徐更为杰出。但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而龚自珍三十八岁，魏源五十一岁才中进士，其成绩都未达到能进翰林院的水平。
龚自珍和魏源都留下了笔迹，他们的字确实很难说写得好，虽然不能说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他们很难通过最重视书法的考试，不是没有原因的。
科举的考试，对于象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的正统人物是有利的，对于象龚自珍那样感情用事、艺术家风格的人物则是一大难关。人们所渴望的“破格的人材”，首先就会被录用官吏的考试刷落下去。所以人们说道光年间的政界情况是“厌厌无生气”，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一旦中了进士，就要终生把当年会试的考官尊之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中的进士，当年的考官就是那位楷书迷曹振镛。看一看林则徐的日记，就可了解他对这位老师是衷心效劳的。
当时的派阀和人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这种禺然的因素来划分的，并不怎么考虑思想或抱负。不过，宣南诗社并不是同人们偶然的汇集，而是一群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的集团，所以他们在思想或抱负上都有某种相似之处。
黄爵滋升官的可能性最大，同人们都鼓励他说：“快点升官，使你能有写奏文的资格！”
在皇帝独裁的时代，所谓“政治”，就是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即呈递奏文。
林则徐已经具有呈递奏文的资格，同人们对他当然抱有很大的期望。固然，他在诗社成立后三个月就去了湖北，但同人们碰到什么问题。一定还会这么谈论的：
“希望林公能考虑这个问题！”
“要是林公的话，他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呀？”
在野的人士或官位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抱负反映到政治上去，只有通过高级官僚这条途径。
从这个意义来看，林则徐可以说是宣南诗社寄托期望的人物。
第9节：畸形的通商
第二章 午睡之友
畸形的通商
日本在德川时代实行闭关自守，据说这是为了对付天主教而采取的政策。
中国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但这主要是来源于“中华思想”。
英国对与中国贸易十分热心，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派遣马戛尔尼来北京，名义上是庆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辰的使节，实际上要他谈判改善通商。
清朝政府对什么对外贸易根本不予关心。
当时乾隆皇帝托马戛尔尼勋爵交给英国皇帝乔治三世一封“咨尔国王”的敕渝。其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意思说，我们天朝物产丰富，什么也不缺，本来没有必要同外国通商，互通有无。而且还认为，外国没有茶叶、瓷器、丝斤（生丝和丝织物）等生活必需品，他们是为了谋求这些物品而航海来中国，天朝不过是根据“加惠远人，抚育
四夷”的慈善精神而同意交易的。这是一种单方面施加恩惠的思想，丝毫没有平等互惠通商的根本精神。
从当时交易的实况来看，清朝的进口商品也确实大多是叮有可无的奢侈品，清朝出口的茶叶是西欧的生活必需品。
茶是十六世纪初由海员和传教士传到欧洲的。最初是在药店中当作贵重药品用戥子称着出售，后来饮茶的习惯在一般人当中逐渐地普及，特别是在英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饮茶休息”已成为每天的习惯，茶的需要量猛增。
当时，茶的供给来源只有中国，好多年之后才开始在阿萨姆[； 印度的一个邦。——译者注＇和饧兰等地种茶，所以英国必须为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付出巨大的金额。
可是，英国方面没有适当的抵销茶叶的出口商品，虽然想大力进行毛织品的出口，但这种商品显然不适合中国人的爱好，出口量难以增长。至于钟表和望远镜等，正如乾隆皇帝的敕渝中所说的那样，那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这样就变成了中国出超、英国入超的所谓的“畸型贸易”。由于没有抵销的出口商品， 购买大量茶叶的价款就必须要用现金来支付。这样，英国船就载着墨西哥银元和西班牙银元去广州，然后载着茶叶返航。
这里说明一下清朝的币制。
清朝是采取银本位制，货物的价格足以银多少两的方式来表示。这里所谓的“两”只是重量的单位，一两等于三七·三一二五克。比如要付银十两吋，可以付十两重的银块一个，也可以付二两重的银粒五个。政府基本上不铸造银币，所以其形状不论是扁圓形的银币，还是球状的银粒或马蹄形银块，都无关系，只要银的纯度和重量符合规定就可以。所谓“足银”，是指纯度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银子，并不是银币的名称。
实际上清朝也不是从来没有铸造过银币。据文献记载，乾隆末年曾铸造过三种银币，但地点是在边远地区西藏，数量当然也很少，可能没有在中国内地流通过。鸦片战争后十五年，上海的商人王永盛和朱裕泰等人曾经铸造过一两重的货币，称作“银饼”。
既然私铸都可以自由，纯度一定的外国银币使用方便，当然受到欢迎。
清朝对于铜钱的铸造，完全采取国家垄断的政策，而对以其为本位的银钱，却一向抱着自由放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