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他是受益人，所以我们也只能付钱给他。这个保单已经结束，上头注明已经全额付清了。”
我问哈夫迈耶是不是其他保单的受益人。他沉默了片刻，说他无从知道。
“问你的电脑嘛，”我说，“我敢说你的电脑知道。输入威廉·哈夫迈耶的名字，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恐怕我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公司机密。我们的记录并不是公开资讯。”
我深吸了一口气。“威廉·哈夫迈耶是拜伦·利奥波德保险的受益人。可是他并不是被保人的朋友或亲戚。利奥波德是把保单卖给他。”
“那是所谓的旅费交易，”他说，“完全合法。我们不完全赞成，但在大多数的州，非累积型保单可以合法转让持有权，赚取财务的报酬。”
他说，他们公司规定要先通知前一个受益人，而且手续很复杂，甚至必须将保险范围列在离婚协议书上头。“但我想这些都不适用于目前情况。”他说。
“假设威廉·哈夫迈耶不只参与一个旅费交易。”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当的牟利手法，”他说，“可是并没有什么违法的情况。”
“我了解。但如果他当受益人的其他被保人也死于暴力呢？”
这回他沉默的时间之长足以与阿林顿的加里匹敌。然后他慢慢地说，“你是否有理由相信……”
“我想排除这个可能，”我告诉他，“而且我想你也乐意排除这个可能。我了解你有你的职业操守，不过查查你自己的记录绝非不道德。你可以等查完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发现的结果告诉我。”
我又重复讲了两次，最后他决定，反正我又不在他身边，不能从他肩膀后头偷看，因此查询他电脑里的资讯很安全。他要我等一下，我听着电话里头的音乐，中间不时穿插着伊利诺斯哨兵人寿所提供的心灵宁静广告。
其中一段广告词讲到一半时，他回来了。他语气平静的向我保证，根据伊利诺斯人寿的记录，威廉·哈夫迈耶先生除了故去的拜伦·利奥波德先生外，没当过其他人的受益人。他自己没在这个公司投保，也不是该公司任何保单的持有者或受益人。
“我想告诉你没关系，”他说，“因为其实我没有透露任何资料。只不过是确定我们没有这个资料而已。”
的确，我谢了他，然后挂了电话。我没告诉他，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他就保密不成了。若是他查过之后拒绝告诉我任何事，那他就等于告诉我很多了。
美丽的问题总是……
“我不懂，”我告诉埃莱娜。
“旅费交易的诉求？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没那么难懂。”她在计算纸上涂写着，“那个住在湖林市的投机客只要付五万六干元，不到一年就收回七万元的保单。这样获利率是多少？”她算出了一堆数字，“几乎百分之四十。这样没错吗？没错。其实不只百分之四十，因为他根本没等上一年。”
“他付了不只五万六千元，”我指出，“维亚特康得替他们解决一些麻烦。他们是撮合的掮客。我猜他们在签支票给拜伦时，至少抽了五千元。”
“所以如果湖林先生——”
“是哈夫迈耶。”
“如果他付了六万元，拿回七万五，这样获利率是多少？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他花了不到一年，就算他足足等上两年，这样的利息也还是比银行高。”
“你要不要投资？”
“不要。”
“你回答得倒挺快。”
“噢，道德上我并不反对这个，”她说，“而且博爱中心里那个人说，这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其实是个大恩惠。所以我想其他人投资这个也不坏。可是这玩意儿令我反胃。”
“坐等某个人死掉的那种想法。”
她点点头。“如果他们不死的话，努力不要因此焦躁；而如果他们死了，也尽量不要因此高兴雀跃。我是说，这一切真是够狗屎了。你不觉得吗？”
“嗯，我完全同意。”
“这种投资也许很不错，”她说，“可是不适合我。获利越高，我对整件事就越反感。我想我还是投资房地产，还有二手艺术商店。”
“我赞成，”我说，“可是我不懂的不是这个。比方你是哈夫迈耶。”
“好，我当哈夫迈耶。”
“你买了一张保单，被保人快死了。你付了大约六万元。根据现在的医学技术，你顶多只要等两年就能收到七万元了。”
“所以呢？”
“那有什么好急的？为什么要跑来纽约射杀一个坐在公园里的人？为什么只为了提早几个月、或一整年拿到钱，而花这么大的工夫？”
“除非你急着要拿到那笔钱……”
“还是说不通。如果你那么需要钱，保单就是一项资产。一定有办法可以拿去抵押借钱，或者拿去借给别的旅费交易投资人。如果你只是想增加利润，我也看不出这是个取人性命的动机。你照样拿到七万元，只不过提早一些罢了。”
“时间就是金钱。”
“没错，但这笔钱不是什么巨款。总之，如果急着要钱急得会去杀人，就不会投资在保单上。他们会去抢银行或买卖可卡因。”
“也许不是哈夫迈耶干的。”
我摇摇头。“不可能是巧合，”我说，“看起来太有可能是他了。我们对那桩谋杀知道多少？凶手是个业余的陌生人，他知道受害者的姓名，而且开枪之前还大声讲出来，好确定自己没杀错人。我觉得这一切都太符合了，甚至连动机都有。”
“你的意思是钱。”
“对。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财务的动机。”
“你的梦，”她说，“还记得吗？‘太多的钱。’”
“嗯。现在关键就在一开始，因为如果钱是动机的话，我觉得钱太少了，不足以因此杀人。”她想开口，我举起一只手阻止她，“我知道，每天都有人为了一点点零钱杀人。有两个家伙买了一瓶酒，为了找的零钱吵了起来，结果其中一个就用刀刺了另外一个。还有个抢匪枪杀了一个不肯交出皮夹的家伙，从他的尸体上搜出了五块钱。可是情况不同，犯下这类罪行的人没有六万元去投资。他们不会住在中西部郊区，专程搭飞机来纽约杀一个陌生人。”
“我不是要说这个。”
“哦。”
“我想说的是，如果只杀一个人，那的确不足以因此杀人。但如果你照这个程序，买另一张保单——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静等他们自然死亡，就可以在一到二年之内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可是如果你加快速度，在四五个月之内就收到钱，然后买另一张保单，继续这个程序——”
“那你钱滚钱的速度就很快了。”
“可是你还是无法证明。”
“不见得。”我说，“总之，先不管这张保单。伊利诺斯哨兵人寿公司从没听过湖林市的哈夫迈耶先生。所以如果他以前干过的话，一定是在别的公司，但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寻找他的踪迹。全国有多少家保险公司？”
“太多了。”
“TJ会告诉我，这是办得到的，你可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侵入某个保险公司的电脑网络，就可以知道每件事情。也许吧，只要有港家兄弟的技术，还有价值数千元的电脑配备，另外还不怕犯下这个那个的重罪。同时——”
“他没买过伊利诺斯哨兵公司的保单，对不对？”
“对，所以呢？”
“可是他可能参与其他的旅费交易。难道他不会找同一个经纪人吗？”
“哦，老天啊，”我说，“我怎么会没想到呢？”
第20章
次日早晨刚过九点几分钟，我打电话去维亚特康公司，结果听到了电话录音，说他们的上班时间是九点到五点。我看看表，皱起眉头，然后才想到时区不同。得州的时间要比纽约早一个小时。我等了一个小时，再度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还是昨天那个叫我稍等的牛仔女郎。我要找加里，她问我的名字，我给了她，她又叫我稍等。
我等了一会儿，她回来接电话，告诉我加里出去了。她的声音变了，里头饱含着压抑的怒气。她不喜欢撒谎，因此很不高兴我害她必须撒谎。
我问她加里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一无所知。”她说，更气了。
我忍受着她的情绪，虽然她没问，但我还是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她，并要求她请加里尽快给我回电。我想他不会给我回电的，快到中午时，我就放弃了。
大通银行的南茜·张曾问我要不要自己去阿林顿，或者让我的手指代为跑腿？我的手指似乎无法摆平这个任务，但这不表示我就得去搭飞机。
我打电话给可靠侦探社的威利·唐。惠特菲尔德，即威尔，的报导公开后，我们曾短暂交谈过，他说他到现在还没能平复过来。“那个狗娘养的，”他说，“你知道他搞什么吗？他雇我们去保护他防止他自己伤害自己。结果我们最后未能达成任务，搞得很难看。现在我们更难看，因为我们就在他身边，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朝好的方面想吧，”我说，“现在没理由不寄账单要求从他的遗产里头支付了。”
“我已经寄了，别以为我只会虚报一点点来弥补我的愤怒。现在问题是他们会不会付，我可不会紧张这个。”
我要求他推荐一个得州阿林顿附近的私家侦探给我，他告诉我一个名叫盖伊·福代斯的人。他住在沃思堡，办公室在汉菲尔。
“天知道那鬼地方在哪里。”威利说。
我联络到福代斯，他沙哑的声音听起来很干练，说他次日上午有空。“我今天下午会试着打过去找他，”他说，“可是我不认为我会比你幸运。如果我直接闯去，也许会比较有用。”
次日接近中午时，他打电话给我。当时我不在，回家时听了留话才知道。我打到他的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她会呼叫他。我等着，几分钟后，电话响起，是他打来的。
“好刁滑的小痞子，”他说，“我昨天打了几个电话，先探探他的底。而我所打听到的这位加里·加里森，绝不会让我想邀他一起去钓鱼。每个人都说，他那个旅费狗屎玩意儿很合法，可是整件事就是会让一般人想吐。”
“我懂你的意思。”
“加里森自己的过去也有一些前科。他曾经卖过一阵子垃圾股票，被告过几次，其中两次还被以诈欺罪起诉。那两次案子都撤销了，可是并不表示他很清白。”
“没错。”
“地方上有一些压力，要求要么就查禁这些旅费交易，要么就加以管制。但加里森在这个夹缝间倒是把事业做得很大，而且做的事情可能超过了中间人该做的。这就是他们想管制的其中一部分。”
“我想他大概混得挺不错的。”
“的确是。他现在处在一个滑稽的位置，他希望打知名度，因为这表示有更多生意可做；可是他希望大家不要印象太深刻，免得管制的人让他做不成生意。就算这个生意没有什么不法，可是他以前是个骗子，所以逃避回答任何直接的问题，已经是他的第二天性了。”
“贵族的天性之一，”我说。
“是啊，他还是个王子呢。一开始我让他以为我是个投资人，然后他可能猜想我是哪个州的经纪人，就变得非常合作了。他跟你那位威廉·哈夫迈耶总共做过三次生意。保单分别是三家不同保险公司的。”
他把保险公司的名字、地址、日期和电话号码给我。加上拜伦·利奥波德在内，总共有过三个人让威廉·哈夫迈耶受益，另外两个是旧金山的哈伦·菲利普斯和俄勒冈州尤金市的约翰·塞特尔。菲利普斯是投资共同基金，而塞特尔则是投保普通寿险和意外险。
“寿险和意外险，”我说。
“一般都是一起保的，对吧？真遗憾不知道他们两位先生怎么样，加里森不知道他们还活着还是死了，也没追踪这些人的情况。一旦保单持有权换人，交易完成，他就没经手了。”
“要查出他们的下落应该不会太难。”
“打几个电话就行了。”
“对。”
他告诉我费用是多少，说他会把账单寄过来。价格似乎很合理，而且绝对比我自己乘飞机过去要便宜。我这么告诉他，并谢谢他的努力。
“不客气，”他说，“介意我问个问题吗？你在查什么呢？是不是哈夫迈耶陷害这些人，把他们给干掉了？”
“感觉上是这样，”我说，“可是得看我能从那两家保险公司查到些什么才能判断。”
“没错。如果菲利普斯和塞特尔都还活得好好的，就削弱了前面的理论了，对吧？”
可是他们两个都死了。
开始我很振奋，我追到了一个连续谋谋杀犯的线索了，我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住哪里，而全世界根本没有其他人察觉到他的存在。我感觉到旧有的自我一阵兴奋，等我破了这个案子，媒体又会开始追逐我，而且这个新闻将会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我想着，也许我不该再从送货后门溜走，而该面对媒体，也许我该欢迎这种关注，而且尽可能从中获利。
只要让自己的心灵有一半的机会，你会惊讶于它有多么会胡思乱想。我居然还在想着要上大卫·雷特曼的节目接受访问，而且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