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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迪科和西格尔都是世界著名品牌的锁。
“警铃是新的？”
“我自己订购的。门上装的美迪科锁也是新的，我们接到这个工作时，我就装了警铃。”
“谁有钥匙？”
“惠特菲尔德自己当然有，但不是因为他需要钥匙。因为不管进出，他都绝不会是第一个通过那道门的人。另外还有两套钥匙，两个值班的人各有一套，下班时就交给来接班的人。”
“那大楼的职员呢？”
“他们有西格尔锁的钥匙，那是当然的。不过我们没有给他们新锁的钥匙。”
“他应该有个清洁女工吧。”
“对。他一搬进来，每星期二下午都是同一个清洁女工进来打扫。她没有美迪科锁的钥匙，也不知道防盗警铃的四位数密码，但这样不是因为我认为威尔很可能是个来自绿角区①的波兰裔老太太。她没有钥匙是因为不需要的人就不会有钥匙。每星期二下午我们会有个人在那儿等她，让她进去，守在那儿直到她做完工作为止。她在那边吸地板、熨衣服、跪下来用手擦洗浴缸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坐在那儿看杂志，而且你知道，他的时薪是她的三四倍。有人告诉过你人生是公平的吗？”
①Greenpoint，纽约布鲁克林最北端的一个居民区。
“我会记住的。”
“你提问之前，先让我回答一两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警察已经问过，我也已经回答过。那个防盗警铃不单是装在门上而已，窗户也装了。这样也许太过度了，因为那儿并没有火灾逃生口，难道我们还以为威尔会进行人类飞行动作，用几条绑在一起的床单从屋顶上吊下来？”
“那算飞吗？”
“你懂我的意思。我整夜都在跟一堆警察讲话，而且没跟记者谈过，所以不要指望我讲话像莎士比亚。我是这么想，在窗户上加装防盗系统也花不了多少，所以何必省这点小钱呢？除此之外，如果这家伙可以干掉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又在奥马哈干掉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的家伙，谁敢说他不能爬上砖墙？”
“那送货门呢？”
“你是指整栋大楼还是那套公寓？当然那栋大楼有送货门，而且有专用的送货电梯。惠特菲尔德住的那套公寓也有送货门。可是我们一接这个案子后，就再也没有人从那个门进出了。我接这个案子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扔掉那个门闩，把门永远封死，因为一个地方若是有两个进出口，那从保安的角度来看，你就等于制造了让自己头痛的危机。早晚会有人忘了锁送货门，这就表示清洁工塞尔诺威茨太太每次都得绕远路把垃圾送到滑槽口，不过她好像并不介意。”
我们又聊了些那户公寓的安全设施，锁和警铃系统之类，然后我们回头谈氰化物。我说：“是放在他的威士忌里，这点确定吗？”
“他喝了那杯酒，然后倒在地板上，所以除了放在酒里还有什么可能？除非那时刚好有人用弹丸枪射中他。”
“不，可是——”
“如果他喝的是龙舌兰酒，”他说，“而且是照惯例配盐巴和柠檬，就是喝一口酒后，舔一口盐巴、吸一口柠檬，那我们就会检查，看看柠檬或盐是不是被下了毒。可是现在没人这样喝龙舌兰酒了，至少我认识的人都不这么喝。而且反正他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所以除了在威士忌里头下毒，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去过他那里，”我说，“就是他收到威尔公开信的那天晚上。”
“然后呢？”
“他那天晚上也喝了一杯酒，”我说，“用了一个玻璃杯，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加了冰块。”
“哎呀，天哪！”他说，“抱歉，马修。我熬了一整夜，但却是很糟糕的一夜。毒药可能在杯子上或冰块里吗？我不知道，或许吧。我相信警方会对瓶子里的酒进行化验，说不定已经化验过了。达尔格伦从那家伙的呼吸里闻到氰化物的味道，而且我想他说过他是从玻璃杯里闻到的，说不定在冰块里。他有没有闻到瓶子里剩酒的味道？我想没有。酒放在吧台上，而他和惠特菲尔德在地板上，努力让他恢复呼吸。他妈的妙计，妙极了。”
“可怜的混蛋。”
“谁？惠特菲尔德还是达尔格伦？我得说两者皆是。你知道，我本来还担心餐厅里的食物，你还记得在盐里下毒的那个案子吗？”
“我一定是看漏了。”
“不是本地的新闻，我想是发生在迈阿密。一个黑帮的生意人在他最喜欢的餐厅吃晚饭，忽然之间他就脸朝下倒在他的意大利式小牛排里。看起来像是心脏病发，而如果他是一般老百姓，也就这么处理了，但这个人是一桩案子的侦查对象，所以警方当然就做了检查，然后确认他是死于氰化物中毒，也在他盘子里剩下的食物中发现了氰化物，而且有监视录影带，因为那个死掉的混蛋常去那家餐厅，而且总坐在老位子，于是不知道联邦调查局还是当地的警察——管他是谁——就设了监视的录影机。录影带里显示有个家伙来到这张桌子来换掉盐罐子，可是警方无法完全确定，反正盐罐子里也没发现任何氰化物，因为显然后来有人又换掉了。所以警方也无法把这家伙定罪，但至少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他叹了口气，“惠特菲尔德从没单独坐下来吃饭，他身边一定会跟着一两个我的人，主要就是要确定没人换掉他的盐罐子。好像将军，不是吗？总是准备好要打最后一仗。但在此同时，有人跑进他家，在他的威士忌里面下毒。”
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预先猜到我大部分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些其他的，他都回答了。我看不出他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设计的保安措施有任何漏洞。虽然没安排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看着他的公寓，但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能更完备了。
然而某人就是有办法拿到足够的氰化物，并放进惠特菲尔德的酒里毒死他。
我跟凯文·达尔格伦谈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此时我自己也已经被两个专案小组的警探讯问过。他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问清我所能告诉他们的一切，有关我如何认识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从我替他做过的工作，一直到他成为威尔公开信的目标之后我和他之间的接触。
他们挖出的我所知道的东西，其实不多，我从他们那儿所得知的倒还多一些。我没问很多问题，而我提出的仅有的几个问题也大都没得到回答。不过我倒是得知瓶子里残余的苏格兰威士忌里面发现了氰化物，不过稍后我打开电视也照样可以知道这一点。
我被那两个警探问得筋疲力尽，不过和达尔格伦的遭遇还是不能比。当然，他整夜没睡，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回答问题，就是等着警方为进一步讯问而准备。我见到他之前，他设法睡了两个小时，他似乎非常戒备，而且看得出他的压力非常大。
可以想见，他是嫌疑犯之一，其他几个因为保镖职务而得以进入惠特菲尔德公寓的人也是。每个人都受到一番深入的背景调查和彻底的讯问，而且每个人都自愿接受测谎。（警方认为那是自愿。但如果他们想保住可靠侦探社的差事，那就非接受测谎不可。）
惠特菲尔德的清洁工索菲娅·塞尔诺威茨太太也接受了讯问，不过没有给她做测谎。警方跟她谈，主要不是因为有人认为她可能是威尔，而是为了排除任何人在她打扫时曾去过那个公寓的可能性。她星期二下午在公寓里，而惠特菲尔德是在星期四夜里吞下有毒的苏格兰威士忌。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地作证说，惠特菲尔德星期二或星期三夜里也曾从那个瓶子里倒酒出来喝，所以氰化物有可能是她在的时候被放进去的。
她告诉警方，除了那个让她进去和出来的保镖之外，她打扫公寓的时候没看见任何人。而她打扫的时候，那个保镖就一直坐在电视前看谈话秀节目。她不记得看到他接近过放那瓶酒的地方，不过她也不能确定自己在其他房间打扫时，保镖是不是在做些其他什么事。至于她自己，她曾接近吧台，甚至可能因为要掸那个酒瓶上的灰尘而碰过那个瓶子。她掸灰尘的时候，有可能倒一点这瓶或任何一瓶的酒来尝吗？这个问题激怒了她，警方花了好一会儿才将她安抚下来，继续接受讯问。
那个酒瓶上唯一的指纹是惠特菲尔德的。表示凶手把氰化物放进去后曾擦过瓶子，不过这点也预料得到。同时也表示酒被下毒之后，除了惠特菲尔德之外没人碰过，但大家也都知道，那瓶酒放在屋子里，除了惠特菲尔德之外，从来就没有人碰过。
那瓶酒是在威尔寄出那封恐吓要对付惠特菲尔德的信给麦格劳之前两个星期送来的。列克星顿大道的一家酒商把惠特菲尔德订的这批货送来，除了这瓶酒之外，还有两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葛连·法郭尔牌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一夸脱的芬兰地亚牌伏特加，还有一品脱的朗里柯牌朗姆酒。朗姆酒和伏特加都没打开，当惠特菲尔德喝下致命的那一杯时，已经喝掉了一又三分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你不喝酒，”他曾告诉我，“我也不喝。”一口气叫两瓶放在家里，完全够格当一个喝酒的人了，但他最多也只是浅酌一口而已。五分之一加仑有二十六盎司，或者如果你每回倒大约一盎司半的苏格兰威士忌，再加两个冰块，就是十八杯了。喝光的那瓶有十八杯，第二瓶则喝了六杯左右——我想这么算应该没错。有时候他回家前已经喝过了，有时候他则根本一点都不喝。
那天晚上埃莱娜和我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吃晚餐。她点了大号的沙拉，我点了一大碗辣酱，拌着一大堆切碎当配菜的甜椒吃。菜辣得可以让人起疹子，不过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一向不太注意食物的味道。
她聊了些白天店里的事情，还有TJ过去跟她闲扯。我也谈了自己的一天。然后我们两个沉默了下来。店里放着的古典音乐，在周围的交谈声中几乎听不见。侍者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再来些毕雷矿泉水①，我说不要，不过请他有空给我端一杯黑咖啡过来。埃莱娜说她要草药茶。“哪一种都行，”她说，“给我点惊喜吧。”
①法国南部产的一种冒泡的矿泉水。
他端了一杯“红色活力”给她。“好个惊喜。”她说。
我喝着咖啡，脸上一定有什么异样，因为埃莱娜双眉一扬。
“有一刹那，”我说，“我尝到咖啡里的酒味。”
“可是其实没有。”
“对，咖啡很好，不过就是纯咖啡而已。”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感官记忆吧。”
“我想也是。”
这次来阿姆斯特朗酒吧，可以说是纯粹路过。几年前，酒馆主人吉米原来的房租还没到期，也未往西迁移好几个街区之前，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第九大道，就在我所住旅馆的街角，那儿几乎成了我个人生活空间的延伸。我在那儿社交，在那儿品尝孤独，也在那儿见客户。我在那儿总是保持喝酒的状态，有时候不只是保持状态而已，而是在吧台后头或自己那张桌子前喝得烂醉。我通常喝波本威士忌，不是喝纯酒就是掺在咖啡里。当时对我来说，咖啡和酒两种味道似乎相辅相成，甚至咖啡因和酒精都可以互相平衡，一个让你保持清醒，而另一个则抚平你敏锐的意识。
我知道抽烟的人戒烟后，就必须暂时戒咖啡，因为两者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我戒酒有自己的种种问题，但喝咖啡不包括在内，我照样可以高高兴兴的喝咖啡，而且到了大部分同辈的人都觉得应该改喝低咖啡因咖啡的时候，我显然也不必有罪恶感。我喜欢咖啡这玩意儿，尤其是好咖啡，比方埃莱娜自己在家里弄的（虽然她自己很少喝），或这阵子在全纽约各角落冒出来的那种西雅图式咖啡店里面的。阿姆斯特朗酒吧里的咖啡一向不错，又浓又香，这会儿我喝了一口，品尝着，想不透自己刚刚为什么觉得有波本味。
“你也无能为力，”埃莱娜说，“不是吗？”
“的确。”
“你劝过他出国的。”
“我应该再坚决一点的，”我说，“不过我想他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我也不能怪他。他有自己的人生。而且他也做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了。”
“可靠侦探社做得好吗？”
“即使是后见之明，”我说，“我也找不出他们有任何错。我想他们原先可以派个人二十四小时守着他的公寓，不论惠特菲尔德在不在家。但即使出事之后，我也不敢说他们该这么做。至于我这部分，没有，我也找不出自己可以多做些什么，让结局有所不同。如果我有某种洞察力，知道威尔是谁，那就太好了，可是事情不是如此。这件事情我就跟纽约其他八百万人，包括被分派去查这个案子的不知道多少个警察一样，摸不着头绪。”
“可是有什么困扰着你。”
“威尔就在那里，”我说，“一个个地杀了人，又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