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斯在考虑转换专业时，恰巧遇到了约瑟夫？科贝尔教授，一位移居国外的捷克外交官。科贝尔，未来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劝说赖斯改学国际关系，特别是苏联问题研究。“我深为苏联政治的拜占庭式的本质所吸引，为权力、权力如何运行和如何被利用着迷，”赖斯后来解释道。
她19岁大学毕业，接着到圣母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返回丹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论文论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苏联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文职领袖。学业一结束，她便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在当时，斯坦福是现实主义鼓吹者的天下，这个学派认为，支配国家间关系的是对权力而不是对道德的考虑。赖斯接受了该学派的许多信念和假设，后来一直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她信奉现实政治，认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均势政治，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成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斯坦福的教员中一位研究俄国问题的同事迈克尔？麦克福尔解释道。
她在1976年投票赞成卡特担任总统，但是在1980年，赖斯在认定卡特的对苏政策过于软弱之后，离开民主党的队伍，投了里根的票。“康迪一直比较保守，”赖斯在学术界年纪最长、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另一位斯坦福大学同事科伊特？布莱克评论道，“她对卡特处理阿富汗问题的反应，使她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民主党人。从这时起，她便开始自认为是共和党人。”赖斯的父亲是共和党人，这部分是由于对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反感造成的，这些白人民主党人统治着南方，并且竭力阻止黑人投票。
但赖斯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她信奉现实主义，这使她有别于她在政府里的一位未来的同事保罗？沃尔福威茨，后者认为理想和价值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观点更接近亨利？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而不是共和党内的里根右派人士。
的确，赖斯在当时并不为里根所擅长的对苏联的谴责所动。“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对冷战时期所谓的美国是一座‘民主的灯塔’的说法总有些怀疑，”赖斯后来解释道，“美国总统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把它归咎于讲稿写得太糟糕，太夸张。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美国充其量是个并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我的祖先曾经是属于别人的财产——都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在那些涉及人民有权在‘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选择统治者的不朽的宪章名句里，是不包括妇女的。”但是，赖斯承认，她在1989年和1990年在东欧和苏联旅行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在她看来曾经像是陈腐的话，都变成了真理：尽管美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一直起着民主的灯塔的作用。
第36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6）
她受过无数次演奏会的训练，并擅长花样滑冰，因此她无论在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8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具备了形成个人魅力的全部要素，”麦克福尔说，“她有这种素质。就像比尔？克林顿走进一间屋子时的那种魅力。”此外，她似乎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大量的工作。在80年代中期，赖斯的一位研究生基伦？斯金纳，对赖斯承担了这么多耗时的工作和责任感到吃惊。赖斯同时兼任着她那个系的研究生办主任，斯坦福大学军控项目的助理主任，还要讲课和著书，同时她仍然在为母亲新近过世而哀伤。
对于那些曾与她共事的同时代人来说，即便是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些最初阶段里，人们对她的前途毫不怀疑。曾经得到共和党任命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80年代初结识了赖斯，他对一位同事说：“要知道，我们大家总有一天会在康迪手下工作的。”当赖斯来到华盛顿在里根政府的五角大楼任职的时候，这不过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职务。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一年仅仅是第一步。
注释
① 这段关于里根的计划以及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其中扮演了主角的描述，是由参与了这些秘密行动的三位知情者提供的。这些采访的时间是2002年。
② Robert Scheer； With Enough Shove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2）； pp。232？234；250？251； Richard Halloran；“Pentagon Draws Up First Strategy for Fighting a Long Nuclear War；”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82； p。A1。
③ Halloran； op。 cit。
④ Ted Gup；“The Ultimate Congressional Hideaway；”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May 31； 1992； p。W11。
⑤ 2002年12月17日对罗伯特？麦克法兰的采访。
⑥ 见1991年11月17日和19日CNN特别报道节目的整理稿。
⑦ Tim Weiner；“Pentagon Book for Doomsday to Be Closed；”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94； p。A1。
⑧ 1983年3月8日里根总统对福音教派全国联合会发表的演讲。
⑨ Condoleezza Rice；“The Soviet Alliance System；” 见Alexander Dallin and Condoleezza Rice；eds。； The Gorbachev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Alumni Association； 1986）； p。158。
⑩ 2002年1月3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Dale Russakoff；“Lessons of Might and Right： While Others Marched for Civil Rights；”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September 9； 2001； p。W23。
“From Not College Material to Stanford？s No。 2 Job；”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93； p。B7。
Jay Nordlinger；“Star？in？Waiting： Meet George W。？s Foreign？Policy Czarina；” National Review； vol。50； no。16 （August 30； 1999）； p。35。
2002年2月14日对迈克尔？麦克福尔的采访。
2002年2月14日对科伊特？布莱克的采访。
Condoleezza Rice；“Small Steps； Giant Leaps；”见A Voice of Our Own； ed。 Nancy M。 Newma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6）； p。226。
对麦克福尔的采访；2002年2月11日对基伦？斯金纳的采访。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第37节：走向伊拉克战争（1）
走向伊拉克战争
“邪恶轴心”讲话把伊拉克带到了舞台中央，它也一直是在那里。从2002年1月到2003年开战，布什政府应该如何处置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全部美国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其他国家和其他问题也会偶尔飘进人们的意识，但过不了几天就被人淡忘，主要原因是布什政府不想让精力和资源从伊拉克分散开来。例如，当朝鲜证实它正在实施的核武器计划时，布什政府坚持说不存在危机或紧迫感。布什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后不久，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指出：“关于伊朗和朝鲜，没有对这些国家发动战争的计划。”鲍威尔干脆把伊拉克从那份不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名单上省略了。①
那年晚冬和2002年春天，布什政府连续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进行内部检讨。参加者是各主要外交政策部门的二、三把手。五角大楼的代表是沃尔福威茨和负责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菲斯。国务院来的是阿米蒂奇和副国务卿马克？格罗斯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包括赖斯的副手斯蒂文？哈德利，以及负责伊拉克的中东地区专家扎尔梅？卡利尔扎德；有一段时间还有国安会反恐专家的韦恩？唐宁将军。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参联会副主席彼得？佩斯也都参加了。②
该小组同意，遏制已不再是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的可行策略。即便是克林顿政府，在其最后几年里至少在理论上也公开倾向于更迭伊拉克政权。现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已经推翻，布什班子的成员决心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更迭政权不仅是个目标，而且成为事实。
但怎么干呢？有三种可能。第一种选择称为飞地战略。这个主意是流亡的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人及沃尔福威茨和卡利扎德等美国支持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来的。如果采纳这个办法，伊拉克反对派将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伊拉克南部、北部或南北同时建立飞地。美国将承认这些飞地的领导人为伊拉克合法政府并提供军事支持。反对派可以从这些飞地挑战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对其发起军事行动，直到该政权倒台。
第二种选择是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尝试，但没有成功。第三种选择是美国以地面部队全面入侵伊拉克。当然，这也是老布什政府1991年海湾战争时拒绝采纳的办法。
政府官员排除了飞地战略。那种方法太慢，不可能奏效，而且让人担心肯尼迪政府在古巴搞猪湾入侵时那样的灾难重演。伊拉克反对派靠自己不可能在军事上打败萨达姆？侯赛因，到头来还得美国派兵干涉去救他们。③即使事情进展顺利，飞地战略也会把局面搞得很混乱，参加这项研究的人想要的是更快、更果断的办法。
于是，剩下的选择就是政变或入侵。参加者不排除政变的可能，实际上，中央情报局一直被鼓励继续尝试。但布什的官员们也意识到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布什政府实际上不能依赖这一策略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而且，政府官员们认为即使政变成功，它本身也不足以达到他们的全部目的。政变之后，仍然可能需要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某种形式的军事干涉，以确保伊拉克的某些新领导人不能控制并重新恢复萨达姆？侯赛因多年前开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第三种选择随之凸现出来，即美国全面入侵。这种方法看起来最可能成功地更迭伊拉克政权。早在2001年秋，五角大楼就开始起草计划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2002年初，该军事计划变得更认真、更具体了。拉姆斯菲尔德开始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密切合作，制定入侵计划。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军事干涉伊拉克的进程在2002年春天，也就是战争爆发一年前就计划好了。
毫不奇怪，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加强关注的事开始泄露到新闻界，有关军事计划也走漏了风声。一则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致力于一场大规模空中作战和地面入侵”。最先由战略家哈伦？厄尔曼提出，意指大规模、毫不掩饰地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震慑战”一词，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大众词汇的。④
在政府之外，若干位前政府官员在理查德？珀尔和詹姆斯？伍尔西的率领下，整个春天至夏初都在力陈对伊战争的理由。“之所以要打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化学和生物武器，”珀尔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说，“我们知道他恨美国。我们知道他正在搞核武器。”珀尔与伊拉克流亡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比关系密切，特别反对通过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策，警告说这一策略几乎必定会导致侯赛因政权内部的某位高级军官而不是沙拉比之类的流亡人士，成为伊拉克领导人。他说：“如果推翻萨达姆只是换上另一个独裁者，那将是一场悲剧。”⑤
第38节：走向伊拉克战争（2）
珀尔也开始主张美国需要尽快对伊拉克动手。他声称，威胁正日益严重。“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在电视采访中说。⑥这是珀尔及其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保罗？尼采曾就苏联发出过的警告的修订版本。
在科林？鲍威尔的国务院内，珀尔被讥讽为“不拿工资的顾问”。珀尔之所以得到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经常被当作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成员，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职责。他唯一的正式头衔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一群前官员，每两三个月开一次会，给拉姆斯菲尔德出出主意。⑦有时，珀尔的左派政治对手和珀尔本人，出于不同的原因，似乎夸大了珀尔对布什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
然而，尽管珀尔和伍尔西是圈外人，但把他们与“火神派”（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特别是沃尔福威茨）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是错综复杂和长期存在的。结果，当他们呼吁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时，人们认为他们反映的是政府内部的观点。沃尔福威茨和珀尔自1969年在大学就读期间来到华盛顿就结成了盟友，伍尔西在70年代后期结识了他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