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公例作为前提，“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由此推出“断案”，如果这个断案合乎事实，这就证明公例是正确的，所以外导是“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38］这实际上指的是试验。
严复上述对西方科学方法的介绍，可以说是抓到了近代科学的实质。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人们一般注意到“考订”（搜集材料）和“贯通”（寻求规律），但很少能进入第三层——“试验”。因而近代科学实验法与“中学”无缘。鉴于清代士人钻故纸堆的倾向，严复还特别强调，研究科学“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他说：“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39］他这里所说的“无字之书”，就是自然和社会本身。
（四）在治学方式上，康有为主要是治传统经学，严复则偏重于开拓新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谈及他的老师康有为时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初尝贯穿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转向今文经学。证以康有为《自编年谱》：1878年（光绪四年），他“在九江礼山草堂从九江先生学，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1880年（光绪五年），他“舍弃考据**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则时时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纪要》纬划之，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1881年（光绪六年），“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者，既而自悟其非，焚去”。《公羊》是今文主要典籍，何休是东汉今文大师，康有为著《何氏纠缪》，表明他已转向今文经学。1886年（光绪十二年），他“又著《教学通议》成，著《韵学卮言》，既而弃之。”这里所截取的只是康有为早年的几个年份，它说明康有为于经学下力甚勤，其经学根柢十分深厚。其后，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奠定了其在清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查阅严复的年谱，除了他童年时代入私塾、读经书的那段经历外，我们无法再找到他师从经学大师的阅历，更找不到他留下的一部经学著作。他从十五岁考入福州学堂以后，其职业限定了他的主要兴趣不外乎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据人们回忆，在1895年前，他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篇》、柏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和宓克的《支那教案论》（此三部译稿均佚）。［40］这说明严复的兴趣已开始投入译事。而严复在1898年出版译著《天演论》，更是将其志趣表露无遗。
晚清学者俞樾曾说，学人士子在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做攻古籍，“法先王”的孟子之徒，就是做就西学，“法后王”的“荀子之徒。［41］如照此标准，在治学方式上，康有为颇似一个治经学，究古籍的“孟子之徒”；而严复则是一个攻西学，译洋著的“荀子之徒”。应该说明的是，康有为的经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研究，又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除了在经学史上发生了一场变革外，还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尽管他与严复的治学方式和侧重点截然不同，但其指向意义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推动一场维新运动。
严复和康有为之所以在学术思想和中西文化观上呈现出明显的分野，这与他们的早年经历和教育背景密切相关。康有为属于从传统文化壁垒中蜕化出来的士人，他虽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刺激，对外来新鲜事物有所感触，要求维新变法，但他毕竟受到所受教育的限制；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熟稔经、史、子、集，对有关西方的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只有间接的了解，因而他只能利用传统经史知识去发明新义，制造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严复则从少年时代进入船政学堂，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随后又留学英伦，对西方社会政治有直接的经验，对近代科学文化有系统的学习，因而他能以全新的面目投入维新运动。对康、严之间的差别，梁启超后来有一段评价极为中肯：
“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子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
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42］在戊戌维新时期，真正对当时的维新运动发生主导作用的是康有为的思想，严复的主张虽有影响，但不构成运动的主流。20世纪初，康有为的思想毕竟因其旧的色彩过于浓厚，已不为时代所容，故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而严复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新学堂的兴办和大批留学生的派遣，逐渐得以传播，为广大新型知识分子所接受，进化论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西学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学。因而两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则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时期，康有为的学术意味着旧学术时代的终结，严复的学术则预告了新学术时代的来临。这也是“五四”那一代人舍弃康有为，愿意奉严复为其思想圭桌的一个重要原因。2．3文化维新，教育救国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四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自己从此名声鹊起。也许是出于自己思想家好思不好动的天性，也许是出于对康有为等人维新思想及其活动的保留态度，严复并没有直接卷入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自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的三年里，他守着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位，其活动区域大体局限于天津，只是偶而到北京去过几次。这期间，严复与维新运动发生关联的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一是“应诏”会见光绪皇帝。
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一份具有维新倾向的日报——《国闻报》。该报登载国内外时事新闻，发表社论时评。除了日报之外，“略仿英国《太晤士报》之例”，另辟有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凡是“重要三事”，其消息议论，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这两份报纸各有职守，“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43］两份报纸各有自己的读者对象，其社会影响可相得益彰。
关于《国闻报》的创刊宗旨，它的发刊词明确宣布：“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所默为祷祝者也！”［44］也就是说，创办《国闻报》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通上下之情”，打破各个阶层壁垒森严的局面，发挥众人才智，造成一种讲求民主的气氛；一方面又要“通中外之情”，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大势，形成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当时，《国闻报》与《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报刊。《国闻报》自创刊至维新运动失败（1897年11月—1898年9月），维持了不到一年，共发表42篇社论。据王拭考证，内中有27篇为严复所撰。［45］这些文章笔调尖锐、泼辣，显示了严复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维新变革的强烈响往。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11月，《国闻报》创办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德国侵占我国胶州湾，守卫当地的清朝文武官员不作任何抵抗，便退出阵地。为此，严复特撰写《驳〈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等文章，一方面严厉谴责德国的侵略行径是“盗贼野蛮”，是“海盗行劫，清昼攫金”；一方面愤慨于清朝文武官吏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德国与清朝本来缔有和约，然而“谈笑未毕，鞭楚相随，夺我要隘，毁我电线，扣我守土之官，逐我驻防之兵，俨然以敌国相待。”［46］这种“背公理，蔑公法”的行为，实与“海盗行动，清昼攫金”无异。而据守胶州的总兵章某在德国人的胁迫下，“葸懦畏死，而致外人视之如犬彘也。”［47］严复怒斥这种贪生怕死的退缩行为。然而，这不过是腐败的清朝军队的缩影。“中国兵官，大都纷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48］武官退阵脱逃，文官则弃职而去。胶州知州某君奴颜婢膝、拱手让地，玩忽职守。奇怪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是整个官场的典型代表。他们“慈祥恺悌，恩如父母，非爱民也，为其所求耳；严刑峻法，恶过焰摩，亦非有仇于民也，亦为其所求耳；苞直所及，上穷碧落，下入黄泉，非好施也，为其所求耳；胁肩耸体，媚于优倡，排挤夤缘，幽于鬼域，非不惮劳也，俱为其所求耳。”他们在官场混惯了，“既熟思之既深，始为之犹有所苦，继则忘疲，终则与之为化，而若有味存焉。若此之人，其形体虽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久矣。一旦而有非常之变，彼之心目，安能辨来者为敌人，而我当为国而拒之哉！”［49］这些官吏们只知“请安、磕头、办差、乞怜”，“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才。［50］真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了。严复结合实际情况，抨击了整个政治机构中的腐败现象，并从深层挖掘造成这些现象之原因，这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中国历古政教合一，官僚机构渗透了腐臭味，士人阶层也相差无几。严复撰写了一篇《道学外传》，生动描绘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丑恶形象：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问其业，以读书对矣；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壁》、《四书典林》，无他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微问之曰：“先生何为乐此？”答曰：“国家之功令在是也。”问曰：“功令脱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惟时文之义理格律乃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然。余之文崇理法。”问曰：“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之义理乎？”则色然而不应。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先生之卤长矣，岁所入似若为丰矣，盍谋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何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矣。”则又色然而不应。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之，曰：“先生亦阅报手？”答曰：“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艳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理玺天德；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员。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