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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
日积而不知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这便是郭嵩焘对他自己后半生涉猎洋务的最后感想，真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衷”矣。郭嵩焘逝世后，严复感念当年海外的知遇之谊，心情沉郁地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蒙童，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琢，离忧岂仅屈灵均。”［34］对这位先驱者一生所遭受的境遇，表现了极大的悲愤不平。
严复留学英伦只有两年多的光景，但在他的一生中，这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他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实际考察了英、法两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耳濡目染各种业已流行的思想理论和五花八门的学术新潮，这些为他维新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养料。严复成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在思想上远远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与他个人的这段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1·3仕途维艰，科举落第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严复自英伦学成归国。那时福州船政学堂亟需教员，船政大臣吴赞诚遂聘他充任该学堂后学堂的教习。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新创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经陈宝琛推荐，调严复去任总教习（即相当于教务长）。自此，严复在该学堂任事20年，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为避难，离津赴沪，才脱离这个学堂。
就在严复回国的那一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对他个人前途极为不利的事，这就是沈葆桢的去世。在洋务派的几位大员中，严复与沈葆桢的个人关系最为密切。本来福州船厂是湘军系统的左宗棠、沈葆桢所创办；由于沈葆桢的赏识，严复才以第一名的资格录取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后来又因沈葆桢与李鸿章的会奏，严复这一批学子才赴欧州留学。可以说，沈葆桢是严复个人事业发展的恩主。光绪初年，沈凭借两江总督的显赫地位，努力扩充南洋水师，发展个人势力，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以这种势态发展下去，严复自然可以得到沈葆桢的罗致和提携。不料严复刚回国几个月，1879年（光绪五年）冬沈葆桢就病卒，全部海军势力逐渐落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中，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严复与李鸿章发生了长期的主属关系。
严复不属于李鸿章嫡系的人物，李自然难以引其为心腹使用；加上严复个性狂傲，不易与人相处，其升迁自然受到影响。早先严复在英留学期间，深谙世情的郭嵩焘对他的个性就颇为担忧，“又陵才才，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35］严复后来在仕途的经历虽然并不像郭氏预言的那样惨，但其“负气大盛”“太涉狂易”的孤傲性格不能不给他带来某些障碍。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位是总教习。实际上，却承担了总办（校长）的责任。总办须由候补道一级的官僚充任，而严复当时的资格仅是武职的都司。过了九年，也就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严复37岁时，才连捐带保弄到一个“选用知府”的官衔，由此升任为会办（副校长）；1890年（光绪十六年），再升任总办。又过两年，从“选用知府”擢升到“选用道员”。［36］而这时严复已是40岁的人。
仕途发展不顺，严复的心态自然表现出不满。本来海军是他的专业，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应说可以施展一技之长。可是，北洋水师学堂在李鸿章及其亲信的严密控制下，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37］因此，他虽在该学堂任职长达20年，只不过是徒具虚名，根本没有实权。诚如陈宝琛后来所言：“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38］严复对此不免产生苦恼，他在《送陈彤卣归闽》诗中悲叹道：“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苦闷到极点时，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如今落得“举时相视如髦蛮”，［39］觉得自己从西方刻苦钻研所得的一切完全是多余，于仕途无补。不然，自己为什么会被人视如“髦蛮”？在官场上被人轻视，在现实中屡受挫折呢？！
组织关系的疏离，在严复和李鸿章之间横下了一道天然鸿沟。思想观念上的歧异，更使他们变得难以理解。19世纪6o年代至甲午战争前夕，正是打着“自强”“求富”’旗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严复在英国获得的经验和他个人归国后的遭遇，使他切实意识到李鸿章这位显赫人员“洋务”观的缺陷，他不相信“移花不移木”式的洋务运动可以拯救中国，可以使中国复兴，海军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洋务派只愿采西方“技艺”之长，建船厂，造军舰，不愿对海军的管理和训练完全接近代化的标准进行，结果新装备的水师都经不起实战的考验。当时在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严复说：“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君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40］赫德的这番话对严复刺激很大，他深悉清朝海军内部的腐败情形；中法战争海战的失败，更加强了他这一意识。
洋务运动举步维艰，难期成效。而濒海相望的日本挟持明治维新蒸蒸日上的气势，咄咄逼人。严复“慨夫朝野玩愒”，就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悖牛耳！”［41］他的这种愤激言论，自然不为保持谨慎和温和姿态的洋务大僚李鸿章所接受。李“患其激烈，不之近也。”［42］这就无形之中拉开了他和李鸿章的距离。加上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与法国公使谈判于天津，为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严复，他“愤而自｛足束｝”。双方产生了不解的疙瘩。
在京、津的上层官僚机构中，严复目睹了官场的腐化、糜烂情形，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不无失望地写道：
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43］
官场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无情地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也增添了他几分思乡的忧愁之情。他写信给伯兄观清说：“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44］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严复内心孤独、寂寞和怀才不遇的心境。
严复的仕途坎坷，归国的同学平步青云。林永升、方伯谦、林泰曾当上了管带（舰长），刘步蟾则由参将、副将擢升到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即分舰队司令，职位仅次于水师提督丁汝昌。相形之下，严复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也就在这时，他染上了鸦片癖，这多少反映了他对国家的苦难和自己的遭际的无奈和消极。的确，当黑暗吞噬整个社会时，自然也可能吞噬它最优秀的精英。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有幸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接近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洗礼，已经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眼睛，又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这毕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为了寻找个人的出路，从李鸿章的行政走卒的地位中摆脱出来，严复试图另谋出路。他曾与王绶云（慈劭）投资创办河南修武云的煤矿，资本逾万，严复约占其半。这种在私人工矿企业中投资的兴趣，反映了他两重的愿望：一是争取经济上的自立和富足。在北洋水师学堂的20年间，严复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已成为三个儿子的父亲。原配夫人王氏殁于1892年，续娶了造室江氏，离津前又娶继室朱夫人，这二妻一妾共给他生育了五男四女，组成一个庞大的家庭，成为他一生无时不予操忧的生活负累。二是实现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价值观，即发展工商业是一个社会近代化的基础。但严复投资工矿业的举措，并无补于他的政治活动，故他仍不得不为跻身上层官僚社会作不懈的努力。他曾听说张之洞对他“颇有知己之言”，于是打算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45］可此事并未如愿以偿。
在另谋发展的尝试中，严复最寄予希望，且费力最勤，而再三碰壁的是科举考试。原来严复学成归国时，“见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维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因此，他想博取功名，提高社会地位，“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毂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开转移”［46］，他自信学问根柢不错，乃“发愤治八股，纳粟为监生”，以为可以在科举考场上打通一条道路，由举人、进士、翰林而至公卿，以实现自己平日的抱负；或至少也可以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1885年（光绪十一年）秋，严复回福建原籍参加乡试。遗憾的是，八股文与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高材生没有缘份，严复名落孙山。以后，1889年、1890年又两度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1893年，再到福建参加乡试，均——一落第。“荧冥短檠灯，凄惨长屈蠖”［47］的诗句，道出了严复科举失败后那种凄惨的状态。
科举考场上的败北，自然不能说明严复智力能力的低下，或者表明他忽视自己的经学修养。它只说明，严复尚无法迎合当时八股文的考试方式，摸透其中的诀窍；陈旧的考试制度亦不能容纳和接受具有“新知”的饱学之士，为其才学的发挥提供用武之地。科举考场将严复摒绝在上层官僚社会之外，也排斥了一批与严复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结果造成了清朝官僚政治机制的萎缩和僵化。就严复个人来说，这些羞辱的经历，除了给他带来重重痛苦外，也使他在甲午战争后更为猛烈地攻击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
在仕途不顺、科举失败的那些暗淡日子里，严复的思想和学术却有幸获得潜滋暗长。北洋水师学堂环境幽雅，设施齐备，“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48］在教务之余，严复可静心阅读中西书籍，从事著译活动。这时，他继续追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阅读那些能反映时代水平的西方名著。1881年，严复通读了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ofsociclogy，现译为《社会学研究》，作者注），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典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他在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所撰的“译余赘语”中，回顾了自己阅读此书的体会，写下了一段深刻的感言：
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意未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