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发展这一点不谈，作为散文艺术的一般要求，这些主张确有其一定的美学价值。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与这些审美取向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严复的译文尽量“化俗为雅”，甚至“与其伤洁，毋宁失真”。严复的文章，较之他的译文，并不刻意求雅，而是自由舒放得多。虽然在写作技巧上他吸收了桐城派严整峻洁、音节铿锵的特长，但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严复散文最大的特色是以理胜、以情胜。在说理上，他运用西学逻辑推理之法，演绎、归纳，论据翔实，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特别是当他热情洋溢介绍科学、疾痛惨怛地指陈积弊、慷慨激昂地呼吁救亡时，他就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也顾不得讲究什么“气清体洁”、“清淡简朴”的桐城规矩了。试看《救亡决论》中的一段分析中国积弱不振原因的文字：
“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我！今者，吾欲与之为微词，则恐不足发聋而振聩；吾欲大声疾呼，又恐骇俗而惊人。虽然，时局到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儒儿，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80］
清晰的思想、强烈的感情、铿锵的语言，若如以石击水，激烈地冲撞着读者的心灵，使人悚然、憬然、奋然。可以说，严复的议论文，以其内容之博大、思想之新颖、推理之科学，决非同时期其他桐城派作家可以比肩，他已在许多方面突破桐城派的文章格局。
对于严复的议论文，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里批评道：“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在《社会通诠商兑》里还说：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扰未离于贴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81］章氏这段批评是从政治立场指责严复反对民族革命。不过，在此他却道出了严复议论文的主要特征：它并不像桐城派那么温柔敦厚，那样简雅含蓄，而是笔端常带感情，通过反复的强调及有力的节奏给人以艺术感染。而这正是严文的长处所在。
严复的诗歌作品主要结集在《愈懋堂诗集》里，他老年也自称为愈懋老人。懋就是野，愈野即愈鄙的意思。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82］这就是说，严复认定愈愚为救国之急务，所以他启称为愈懋老人，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愈懋堂诗集》。
严复创作的诗歌，以七言古、近体较多。题材有纪事、题咏、唱和、感赋、教子、赠徒、寄友、挽逝、论艺等。诗中充满了对家国身世的感喟，多带一种失落感，调子比较低沉，是其一生坎坷境遇的反映。
严复的诗，一般说来，语言朴实无华，抒情比较真挚，不做作，不浮夸，这是其长处，如《哭林晚翠》一首：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昼昏，池荷清逭暑，丛桂远招魂。投分欣倾盖，湛冤痛复盆。不成扶突弱，直是构恩怨。忆昨皇临极，殷忧国民屯，侧身收杞梓，列群贡玛АＦ裎阶嗜翰撸勺镙裕瞥苫埃鲆鸭扒鬃稹ｃ幸乒睾粞慷鳎饲榉紧怫ぃ煲庥肫础＃�83］
但严复作诗往往偏重议论，喜欢用典，有些作品意境不深。他的一些纪事、游记诗，平铺直叙，较少余味。只要不过分讲求喻理、论事，而任凭感情的自然抒发，他的笔下就会出现清隽可颂的佳作。如《和寄朝鲜金泽荣》、《书愤，次伯远韵》、《再题惜别图》、《赠英华》、《痛中述怀》等就属于这一类。
清末诗坛出现了同光体派，它对严复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同光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他们提倡学习宋诗，做诗讲求学力，比较重事理，不大讲意境，文字上追求古奥，反对“浅俗”。“同光派’，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分庭抗礼，各自都组织了“诗社”。从严复的艮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参加“同光社”的“修楔”活动的记录。严复和他们凑在一堆，可能除了和诗抒情，沟通感情外，还有其某种情趣的一致。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这样谈及严复：“几道劬学，老而弥笃。每与余言诗，虚心翕受，粥粥若无能者。”陈衍的话语可能有自夸之嫌，但他当时的诗名很大，严复对他表现得比较谦虚完全有可能。严复在古典诗歌中最喜欢王安石的作品，留有《《王荆公诗》评语》一书。他认为，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积弱之时与清末情形相似，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精神和救世泽民的心胸，反映在诗歌上，不是一般“曲学陋儒”所能理喻。王安石的诗是政治家、思想家的诗，而不像苏东坡、黄庭坚那种“诗人之诗”。他评论王诗的重点不在诗艺，而在于“学术本源”。这种看法与“同光派”提出的“学人诗”，“诗人与学人合一”的主张不谋而合。
比较严复创作的诗歌与散文，无论从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社会影响来看，都是文胜于诗。他的诗风和文风比较接近，朴素简洁，注重论事和修辞，不尚夸张，笔锋常带感情。但因过于偏重事理，逻辑自然相对严谨，这就拘束了艺术形象的表现，故其文之长反为其诗之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严复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一般宥于文体论的层面，更多地强调严译名著的古文文学价值。而从理论上对严复在整个近代文学观念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欠缺应有的估价。出现这一情况，与近人对严复的评价有极大的关系，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读了严复《天演论》这部文笔雅驯的译稿后，喜出望外，大有“刘先生之得荆州”之慨，遂为《天演论》作序，盛推严复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译文。如果说吴汝纶对严复译文的推崇，有借严译扩大桐城古文影响之用意的话，那么后来胡适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则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视角出发，他认为“严复译的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84］可见，吴、胡两人的评价视角互有区别，但他们评价的文本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只以严译为讨论对象，肯定严译在传统文学中的价值。
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局限于严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复本人的身份。应当承认，严复首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一位专门性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虽对文学问题时有议论，但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不如他介绍进化论和西方学术著作那样，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严复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与他讲究功利的实用主义观点自然发生了冲突，故他认为文学无用，这种对文学功能的贬抑态度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文学可以改造社会的理论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在文学趣味上，严复崇雅反俗。他以文笔渊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固然有将西方哲学这副难咽的“苦药”，饰以古雅的糖衣使泥古而自尊的士大夫乐于吞咽之良苦用心，但它与“修辞立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儒家传统文学观念的渊源关系亦不可否认。正是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严复反对白话文，对新文学运动持抵制态度。
然而，严复对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文学发展，并不在他自己所持的文学观，而在于他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进化论。正是借助进化论这一思想武器，中国文学找到了自身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突破口，而这一切，也是注重思想革新而忽视文学革新的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古典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领风气之先，倡导文学的创新，提出文学创作要尊心、尊情、尊自然，呼唤文学改革的风雷；但他们限于诸种条件的限制，却提不出具体的文学改革方案。经世派掀起的爱国文学浪潮，虽为文学带来了一线生机，毕竟无法冲破层层迷雾。直至戊戌变法前夕，文学界依旧保持传统的格局，没有多大变化。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骚并溯，尊重古训的深重旧习，压抑了文学的创新机制，使得文学在创新与复古的怪圈内转来转去。《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花月痕》等小说欲将明清以来的小说推向极至，但画虎不成反类犬，渐入狭邪。曾国藩的诗文创作虽矫正了前期桐城派的空疏之病，带来了桐城派文学的一度中兴，但又为古文创作增加了许多禁忌和偶像。宋诗派决意冲破“诗必盛唐”之定见，转而膜拜宋人诗法，寓义理于诗情，结果导致诗的异化。常州词派力图改变词为“艳科”的形象，但他们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话引导下，把词变成了一曲旧时代的挽歌。迈入近代后的中国文学，仍旧在古典文学的框架内运转。
中国文学从古典向近代演变，肇始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而究其发生、发展，严复确有功焉。戊戌变法期间，维新志士为推动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主张以文学启迪民众，实行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命。指导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严复宣传的进化论。文学革新运动是以“小说界革命”为发韧的。而“小说界革命”
的倡导者正是严复。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一词即含贬义，到了晚清这种色彩仍很浓厚。一般文人认为，小说既因缺乏真实而和历代史书相抵悟，又因行文轻薄，事涉淫乱，且常有聚义反叛的描写，而被视作末技小道，摈弃于文学的大雅之堂外。严复、夏曾佑破除传统文学成见，1897年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85］一文中，即以传统态度承认小说的力量，又以外来的进化论学说说明它内在的感染力。认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并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论证英雄男女为人类的普通性情，“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不能以描写英雄、男女之情而菲薄小说。严、夏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呼唤小说革新的第一声。
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发抒其说，认为欧洲各国变革之始，皆寄于小说，“各国政界之日进，则小说为功最高焉。”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并写了发刊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开首就肯定小说的教育价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文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超过经史与诗文，应该居“文学之最上乘”地位，并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严、梁的上述三篇文章，开“小说界革命”之先河，在文学界一时产生了巨响。由于严、梁是驰名学界的泰斗，他们的开拓性文章被人们当作新文学的宣言书，这就预示着一场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严复对“小说界革命”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最初发动，还在于他宣传的进化论从根本上引发了一场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人们认同小说的文学正统地位，是因为社合进化论唤醒人们不再拜倒在返古问雅、诗文正宗的传统古训下，并且将迅速衍化成文学的进化观，由雅向俗，认同宋元以来的通俗文学，革新改造以往的民间文学，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不可遏抑的趋势。梁启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趋势，将进化论推衍到文学领域，对文学的内部结构进行大胆改革。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展开，靡不循此轨道。”［86］他对中国文学自宋元以降为退化时代之说深为不满，认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87］既然小说这种俗语文学的代表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就应使它发扬光大。为此梁氏大声疾呼：“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