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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广博的知识自然知道他们。他读过达耶难陀的论文。一八九六年始，他已醉心辨喜的作品，体味罗摩克里希纳的语录。辨喜于一九○○年漫游欧洲的时候没有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真是人类的大不幸。作者对于这两个欧亚二洲的伟大的宗教心魂没有尽联合之责，认为是一件无可补赎的憾事。
如印度的斯瓦米一样，托尔斯泰受过“爱之主”克利希纳的熏陶，且在印度不少人敬礼他如同一个“圣者”，如一个再生的古哲人。《新改革》杂志的经理戈帕尔·切蒂在印度是一个崇奉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在一九○八年的祝寿文集中把托氏和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于印度，他定能被视为一个Ａｖａｔａｒａ（毗湿奴的化身），一个Ｐｕ Bｒｕｓｈａ（宇宙心魂的化身），一个斯里－克里希纳。
但是历史的无可移易的潮流已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的梦想中转移到辨喜，或甘地的伟大的行动中了。
命运的奇特的迂回！第一个导引托尔斯泰到这方面去，而以后又成为印度圣雄的左右手的人，这时候当和去大马士革以前的圣保罗一般，是反对托氏思想最猛烈的一员，他是达斯，达斯最近已经去世。他成为甘地的好友，印度和平抵抗运动的首领。我们能否假想是托尔斯泰的呼声，把他引入他的真正的使命？——一九○八年终，达斯处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隐蔽他的强项的信心；他公然指摘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可是他向他要求为他的报纸《自由印度斯坦》作同情的表示。托尔斯泰答了一封长信给他，差不多是一篇论文，在《致一个印度人书》（一九○八年二十月十四日）的题目下，散布于全世界。他坚决地宣传他的无抵抗主义与博爱主义，每一部分都引用克里希纳的言论作为他的论证。他对于科学的新迷信和对于古代的宗教迷信同样痛加抨击。他责备印度人，不应当否认他古代的智慧而去承袭西方的错误。
“我们可以希望，”他说，“在这佛教与孔子主义的广大的世界内，这新的科学偏见将无立足之地，而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彻悟了承认暴力的宗教谎言之后，立刻可具有爱的律令的概念，适合于人类的，为东方的大师以那么雄伟的力宣示于世界的。但科学的迷信代替了宗教迷信来慢慢地侵吞东方诸民族了，它已征服日本，为它摆布着最不幸的前途。在中国，在印度，一般自命为民众领袖的人全受了科学迷信的魅惑。你在你的报纸上提出你所认为应当指导印度的动向的基本原则如下：“抵抗暴力不单是合理的，且是必需的；不抵抗既无补于自私主义亦有害于利他主义。”
“……什么！你，宗教情绪最深刻的民族的一员，竟相信了你的科学教育而敢把你的民族自远古以来即已主张的爱的律令，遽行弃绝么？暴力的首领，真理的敌人，最初是神学的囚犯，继而是科学的奴隶，——你的欧罗巴老师，感应给你那些荒谬的言论，你竟反复地说个不厌吗？
“你说英国人的制服印度，是因为印度不以武力来抵抗暴行？——但这完全是相反！英国人所以制服印度人，正因为印度人曾承认而现在还承认武力是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之故；依了这个原则，他们服从他们各邦的君主；依了这个原则，他们向这些君主，向欧洲人，向英国人争斗……一个商务公司——三万人，而且是最无用的人——竟制服了二千万人的一个民族！把这个情形说给一个毫无成见的人听罢！他将不能懂得这些说话的意义……依数字而论，制服印度人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自己，这论断岂非是很明白确切的么？……“印度人所以被暴力所制服，即因为他们就生存于暴力之中，现在还是依了暴力生活而不认识切合人类的永恒的爱的律令。
“凡是追寻他的所有物而不知他已占有的人，是愚昧而值得怜悯的！是的，不认识包围着他们的，所给予他们的爱的福利的人是愚昧而可怜的！（克里希纳言）“人只要度着与爱的律令协和的生活，这是切合他的良心而含有无抵抗与不参加暴力的原则的。那么，不独一百人不能制服数百万人，即使数百万人也不能制服一个人。不要抵抗恶，不参加恶，不加入行政司法，纳税，尤其是军队！鞘保蘼酆挝铮蘼酆稳艘膊荒苤品懔耍·
一段克里希纳名言的申引，结束了这俄国教导印度的无抵抗主义宣道：“孩子们，把你们被蒙蔽的目光望着更高远之处罢，一个新的世界，充满着欢乐与爱的世界将在你们面前显现，一个理智的世界，为‘我的智慧’所创造的，惟一的实在的世界。那么，你们会认识爱对于你们的赐与，爱向你们提出的条件。”
托尔斯泰此书落到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手里，他在南非洲约翰内斯堡地方当律师。他名叫甘地。他被这封书大大地感动了。一九○九年终，他致书托尔斯泰。他告诉他，十年以来，他在托尔斯泰的宗教精神中所作的奋斗。他请求他允许他把他的致达斯书译成印度文。
托尔斯泰对于他的“温和与强暴之战，谦卑与博爱和骄傲与暴力之战”表示祝福。他读到了《印度自治》的英文本，为甘地寄给他的；他立刻领悟这种宗教的与社会的经验的价值：“你所讨论的，和平抵抗这问题，具有最高的价值，不独对于印度，且对于全人类亦是如此。”他读了约瑟夫·多克著的甘地传，为之神往。虽然病着，他还是写了几行动人的言辞寄给他（一九一○年五月八日），当他病愈时，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科特谢特——他出家逃亡以至病殁前一个月，——他又写给他一封长信，这封信是那么重要，虽然冗长，我决意把它差不多全部附录在本文后面。它是，它将是，在未来人士的眼中，是无抵抗主义的经典，托尔斯泰思想上的遗嘱。南非洲的印度人于一九一四年在《印度评论》金刊上发表了，那是一册研究南非洲和平抵抗运动的杂志。它的成功同时亦是无抵抗政策的首次胜利。
同时，欧罗巴大战爆发了，互相屠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对照。
但当暴风雨过去，野蛮的骚扰渐渐地平息时，在废墟残迹之外，人们听到甘地的精纯坚决的呼声，如一头云雀一般。这声音，在一个更响亮更和谐的音调上，重新说出了托尔斯泰的名言，表明新时代人类希望的颂曲。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一九二七年五月致南非洲约翰内斯堡，德兰士瓦省，Ｍ．．甘地：Ｋ我接到你的《印度评论》报，读悉关于绝对无抵抗主义的论见，不胜欣慰。我不禁要表示我的读后感。
我阅世愈久，——尤其在此刻我明白感到日近死亡的时候——我愈需要表白我心中最强烈的感触，我认为重要无比的东西：这是说无抵抗主义，实在只是爱的法则的教训，尚未被骗人的诠释所变形的学说。爱，或者以别的名辞来沟通人类心魂的渴望，是人生的惟一的、最高的法则。……这是每个人知道，在心底里感到的。（在儿童心中尤其明显。）他只要没有受世俗思想的谎言所蒙蔽，他便会知道这点。
这条法则曾被人间一切圣哲之士宣扬过：印度人，中国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基督尤其把它表白得明显，他以确切的辞句说这条法则包括一切法则与一切先知者。而且，基督预料到这条法则有被变形的可能，故他特别暴露那种危险，说那些生活在物质的利益中的人要改变它的性质。所谓危险者，是那些人自以为应以暴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如他们的说法，以暴力来夺回被人以暴力夺去的一切。基督知道（好似一切有理性的人所知道的一般）暴力的运用，与人生最高的法则，爱，是不相容的。他知道只要在一种情境中容受了暴力，这法则便全盘摧毁了。全部的基督教文明，在表面上虽然似乎非常灿烂，其实它时常在推进这种显而易见的、奇特的矛盾与误会，有时是故意的，但多半是无意识的。
实际上，只要武力抵抗被容受，爱的法则便没有价值而且也不能有价值了。如果爱的法则没有价值，那么除了强权之外，任何法则都无价值了。十九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即是如此。而且，在一切时间内，人类常把力作为主持社会组织的原则。基督教国家与别的国家中间的异点便是在基督教中，爱的法则是表白得很明显确切的，为任何宗教所不及；而基督徒们虽然把暴力的运用认为是合法的，把他们的生活建立于暴力之上，但他们仍旧庄严地接受这法则。因此，基督教民族的生活是他们的信仰与生活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应当成为行动的法则的爱，与在种种形式下的暴力之间的矛盾。（所谓暴力的种种形式是：政府，法院，军队，被认为必需而受人拥护的机关。）这矛盾随了内生活的开展而增强，在最近以来达到了顶点。
今日，问题是这样：是或否；应当选择其一！或者我们否定一切宗教的与道德的教训而在立身处世之中任令强权支使我们。或者把一切强迫的纳税，司法与警务权，尤其是军队，加以摧毁。
本年春天，莫斯科某女校举行宗教试验，那时除了宗教科教员之外，还有主教也亲自参与；他们考问女学生，关于十诫的问题，尤皆是第五诫：“戒杀！”当学生的答语正确的时候，主教往往追问另外一句：“依了上帝的律令，是否在无论何种情形下永远禁止杀戮？”可怜的女郎为教员们预先教唆好了的，应当答道：“不，不永远如此。因为在战争与死刑中，杀戮是允许的。”——但其中一个不幸的女郎（这是由一个在场目睹的证人讲给我听的）听到这照例的问句“杀人永远是一件罪恶么？”之后，红着脸，感动着，下了决心，答道：“永远是的！”对于主教的一切诡辩，年轻的女郎毫不动心地回答，说在无论何种情形中，杀戮是永远禁止的，而这在《旧约》中已经如此：至于基督，他不独禁止杀戮，并且禁止加害他的邻人。虽然主教是那么庄严，那么善于说辞，他终竟辞穷，为少女战败了。
是的，我们尽可在我们的报纸上唠叨着谈航空进步，外交阴谋，俱乐部，新发现，和自称为艺术品等等的问题，而对于这少女所说的缄口不言！但我们决不能就此阻塞了思想，因为一切基督徒如这女郎一样地感觉到，虽然感觉的程度或有明晦之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救世军，日有增加的罪案，失业，富人们的穷奢极侈天天在膨胀，穷人们的可怕的灾祸，惊人地增多的自杀事件，这一切情形证明了内心的矛盾，应当解决而将会解决的矛盾。承认爱的法则，排斥一切暴力的运用。这是近似的解决方法。因此，你在德兰士瓦的活动，于你似乎显得限于世界的一隅，而实在是处于我们的利益的中心；它是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不独是基督教民族，世界上一切的民族都将参预。
在俄罗斯，也有同样的运动在迅速地发展，拒绝军役的事件一年一年的增加，这个消息定会使你快慰。虽然你们的无抵抗主义者与我们的拒绝军役者的数目是那么少，他们毕竟可以说：‘神和我们一起，而神是比人更强。”
在基督教信仰的宣传中，即在人们教给我们的变形的基督教义形式中，即在同时相信战时屠杀的军备与军队是必须的情形中，也存在着一种那么剧烈的矛盾，迟早会，很可能是极早地，赤裸裸地表白出来。那么，我们必得或者消灭基督教，——可是没有它，国家的权威是无从维持的，——或者是消灭军队，放弃武力，——这对于国家亦是同样重要的。这矛盾已为一切政府所感到，尤其是你们的不列颠政府与我们的俄罗斯政府；而由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他们处罚一切揭破这矛盾的人，比着对于国家的其他的敌人，处置得更严厉。在俄国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各国政府明知威胁他们的最严重的危险之由来，他们所极力护卫的亦不止是他们的利益。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生或死而奋斗。
列夫·托尔斯泰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于科特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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