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琛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病逝了。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极为沉重。歌剧《女巫》的排练造成的烦恼不允许他久久地陷在为好友死别的忧伤之中，几天以后他就去了彼得堡继续忙歌剧的排练。
柴可夫斯基越来越不喜欢什帕任斯基的脚本，他为歌剧的前途非常担心。他已感到歌剧会使听众腻烦，每幕都很拖拉，而群众场面也和他原先设想的不一样。他的预感是有道理的。第一场演出还不错。柴可夫斯基对演出自己的指挥和观众的掌声都还觉得满意，然而他毕竟觉察出了场上的冷淡。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讲了第一场演出的情况。他在信的最后说，歌剧不受欢迎一方面责任在自己，另一方面也在于脚本，他说：“什帕任斯基对歌剧的要求考虑得较少，语言太多，对话多于抒情。无论我怎样压缩台词，舞台还是显得拖拉。”柴可夫斯基并没有失望。“应该习惯于这样的剧，等公众习惯了，它就会得到肯定”，他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说，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柴可夫斯基希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要把他对脚本的看法告诉什帕任斯基。他知道他们之间仍有通信联系。
什帕任斯基其实已经感觉到柴可夫斯基对脚本有不满之处，他也看到了歌剧演出不成功，对此他早有预料。他想修改脚本，柴可夫斯基没有同意。歌剧《女巫》第五次演出时，剧场只有一半观众，不管柴可夫斯基内心感到多么难过，他仍然对自己的音乐和歌剧坚信不移。他说：“作者的思想不应被观众的理解水平所左右，依我的经验，如果去一味迎合观众的口味，是不会出什么好作品的。”
什帕任斯基一直还想和柴可夫斯基合作。还是在1885年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想以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为题材写歌剧。什帕任斯基知道后，自愿为他写歌剧脚本。歌剧的内容也已得到了亚历山大三世的批准。但后来柴可夫斯基觉得有些情节在歌剧中不好处理，取消了编歌剧的计划，于是此事作罢。
柴可夫斯基想到，是否可以让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个歌剧脚本呢？在作曲家的建议下，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一个名为《幼蛇》的歌剧脚本。柴可夫斯基看了以后，觉得不太适用。无论他多想让这位文学天才投入积极的创作生活，并把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并排放在一起，要让他牺牲自己的艺术要求他是做不到的。于是，柴可夫斯基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把原来拟用做歌剧脚本的《幼蛇》改写为话剧。
1888年夏，柴可夫斯基创作《第五交响曲》和《哈姆雷特序曲》。工作占去他几乎全部的时间，但他仍然每月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一两封信。按照作曲家的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已经完成了话剧《幼蛇》。柴可夫斯基为话剧的事张罗起来。他把剧本寄给了彼得堡剧院主任乌拉吉米尔·彼得罗维奇·帕格热夫，并附上了一封信详细诉说了作者的不幸命运，希望剧院主任批准能在一个剧院上演该剧，强调“由于特殊情况”请他对作者给予特别关照，而现在暂时谁也不必知道作者的名字。剧院主任原本很想按柴可夫斯基的意见做，但读过剧本后，觉得不适合上演，别的剧作家也对此剧本评价不太高。看来又和当初小说《塔霞》的情况一样，柴可夫斯基对剧本的估计超出了作品的实际水平。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希望争取《幼蛇》能上演。于是他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修改剧本。她不愿再更多占用作曲家的时间了，她没有改，而把《幼蛇》的手稿送给了柴可夫斯基。
1888年底，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表示对她的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由于自己没有把《幼蛇》的事情办好，给她带来了烦恼。他在信中说：“尽管这由不得我，但在您面前我深感有错。”在信的结尾写道：
“对于您的才华，我没有丝毫怀疑……我经常想着您。我对您抱有真诚、深切的同情。”
1889年，柴可夫斯基创作舞剧《睡美人》。他潜心工作，非常疲劳，很难有时间写信，但他还是按照常规，尽量回复朋友们的每一封信，自然也少不了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逐渐明白，柴可夫斯基没有时间回复她的每次都写得很长很长的信。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时常哀叹自己的命运，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柴可夫斯基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实，柴可夫斯基照例给她写信，只是不那么长。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真的生气了：“……读了您的信我简直吓了一跳！您现在还认为我变了！！！让我怎样回答您呢？如果我没记错，您这已是多次说我对您变了心。我知道，我的信的确写得越来越少，这可能会使您产生这种想法。但让我吃惊的是，您一直这样怪罪我，说我轻浮易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那种善变的人。我对您还像三年前一样。我的信是写得少了一点，但是，好心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如果您处在我的情况……”
柴可夫斯基已是誉满全球的著名音乐家，国外的旅行演出，国内的音乐会、排练，音乐界的各种社会活动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写得更少了。每封信柴可夫斯基都要为写得太短而向她道歉：“工作、责任，人们需要我，只要我活着，就应该去满足这些要求……我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您的情况如何？请您别生我的气……”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明白这些，但她害怕失去这惟一的支撑。她看到柴可夫斯基成为享有盛名的音乐家，现在他已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到处需要他，大家都需要他。尽管他善良的本性没有变，他也不可能再和过去一样了。
柴可夫斯基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之间稀少的通信一直在继续。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告诉她，见到了什帕任斯基，他邀请柴可夫斯基到他家去。柴可夫斯基没有去，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事情可谈。至于关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他们之间似乎早有默契，彼此都不提及。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家里也发生了风波。祖母和孩子们不和，女儿爱上了个青年人。那青年人的父母不准他去什帕任斯基家，觉得没有父亲的女孩子对他不适合……许多的麻烦和不幸仍然缠着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她自己没有办法，柴可夫斯基也无法为她想出好主意。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最后一封信是1891年10月1日寄自梅达诺沃的。信中讲到关于他的音乐会，讲了关于《黑桃皇后》在莫斯科的演出，还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到南方去，到克里米亚找个地方休养。
通信到此中断了。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一共保存下来82封。这个数字仅次于他给梅克夫人写信的数量（760封）。在女性中，除了梅克夫人以外，收到柴可夫斯基的信最多的人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6。 享誉全球
1886年莫斯科大剧院决定上演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女靴》。乐队指挥伊·克·阿尔塔尼患病已有数月。为了保证剧院能按时上演该剧，柴可夫斯基决定亲自担任指挥。不过后来因种种原因，《女靴》未能在1885—1886年这个戏剧节上演，而是拖到了下一个戏剧节，即1887年1月才正式上演。此时指挥阿尔塔尼身体已经康复。戏剧管理处的几位负责人，阿尔塔尼还有柴可夫斯基的许多莫斯科音乐界的朋友们都极力支持和鼓励作曲家本人亲自主持《女靴》的排练并在公演的第一天登台指挥。这对柴可夫斯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柴可夫斯基是从来不肯碰指挥棒的，一段令他难堪的经历让他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
那是在20年前，1867—1868年的戏剧节，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救灾演出。为了使音乐会增色，尼·鲁宾斯坦让柴可夫斯基指挥他的新作歌剧《市长》中的舞曲。由于乐队已熟知这段音乐，排练时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困难。正式演出时却出现了非常糟糕的情况。柴可夫斯基走上指挥台后，突然觉得一阵紧张，他面色发白，瞬间把要指挥演奏的曲子忘得一干二净。摆在眼前的总谱上写些什么他也一点都看不见了。他右手拿着指挥棒，左手却使劲支撑着下巴，此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觉得自己的头好像要歪倒过去。他费好大力气才使自己没有全身倒下。他挥动指挥棒示意开始演奏，但他的指挥竟是错误的。幸亏乐队对乐曲很熟悉，乐手们没有按照他错误的指挥演奏，总算把全曲演奏下来没有出错。他垂头丧气地走下台来。这次的失败吓坏了柴可夫斯基，此后近20年，他不肯再操指挥棒，他觉得自己不具备指挥的能力。
《女靴》第一次排练的前一天夜晚，柴可夫斯基躁动不安，难以成眠。他后悔自己不该同意亲自指挥，可是临阵脱逃将会让他永远自愧自责。然而他现在情绪慌乱，心跳加速，头昏昏沉沉，不知怎么是好？
第二天他去参加排练时，面色惨白像个病人。但事情很奇怪，当他走上台拿起指挥棒，忽然觉得自己很镇定，乐队演员向他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一股热流涌遍他的全身，他感到很振作。他很自信地指挥着乐队的演奏。首次排练进行得很顺利，以后的几次排练他就更有了信心。他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以前一度办不到事，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办到了”。
1月19日，他终于成功地指挥了歌剧《女靴》的首场演出。在这个音乐会上，他觉得“他的指挥棒真正地控制着在场几百听众的意志”，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种神奇的力量是来自哪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确拥有了一种新的能力。
不久，彼得堡皇家剧院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专场音乐会，由作曲家亲自担任指挥。演出那天，上场前他十分激动，但已不是恐惧，更多感受到的是作曲家即将成功指挥自己作品所产生的莫大的喜悦。柴可夫斯基在回忆起这次指挥的体验时说：“……过去我没有感受过这种喜悦。它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寻常，那么不可言状。如果我作指挥的尝试要求我同自己做许多艰苦的斗争，如果这种尝试要夺去我几年的生命，那我也绝不惋惜。我体验到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听众和演员在音乐会上多次向我表示热情的赞许。总之，3月15日这个夜晚给我留下了最甜蜜的回忆。”
评论界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给予充分的肯定：“柴可夫斯基展示了新的才能，是一位经验丰富、信心十足的指挥。他不仅精于向演奏者传达作者的旨意，而且善于激发演员与乐队的灵感。”
能够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这对柴可夫斯基至关重要。从此以后他开始接受国外音乐协会的邀请，去进行旅行演出。他希望自己的音乐得到传播，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它，并从中得到慰藉和鼓励。
这年6月，柴可夫斯基接到汉堡爱乐协会邀请，约他于次年1月去汉堡进行访问演出。随之，又接到来自维也纳、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布拉格、莱比锡、柏林、伦敦的邀约。在巴黎经销他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为了扩大柴可夫斯基的知名度，早就要举办他的作品音乐会，约作曲家去巴黎亲自指挥。
188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西欧旅行演出。
1887年12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柏林。柏林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在那里他见到了18年前他曾迷恋过的女歌唱家戴西莉·阿尔托。已过中年的阿尔托还像20年前那样光彩照人。他们亲热地攀谈起来，重叙昔日友情，感到很快慰。柴可夫斯基和柏林爱乐协会会长施奈德谈妥关于2月将在柏林举行音乐会的各项事宜之后，动身去了莱比锡。
著名的格万豪斯音乐会使莱比锡成为德国重要的音乐中心。柴可夫斯基在莱比锡的东道主是布罗茨基。他与柴可夫斯基是老相识，当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时，他早就是教授一辈的人物。布罗茨基1877年离开莫斯科后在基辅音乐协会工作几个月后长期旅居国外。他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受到普遍尊敬和爱戴。布罗茨基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深刻的了解，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布罗茨基第一次演奏的。
柴可夫斯基在布罗茨基家做客时，结识了两个很感兴味的人物。一个是德国作曲家伯拉姆斯。他身材不高，很健壮，外表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的漂亮的、几乎是老年人一般的头，令人想起那性格温和、仪表出众的俄国老年神甫的头”。他有一头长长的、稀疏的白发，灰色的、善良的眼睛，浓密的斑白胡须。伯拉姆斯很朴实，毫无傲慢气息，谈吐幽默，性格开朗。和他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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