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 第15部分

“我觉得两位陛下宽以待人、心地善良，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有一次机会看到沙皇的眼睛，便会永远忠于他，因为他的举止言谈所表露的对人的关爱和同情使他具有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魅力。”尽管那些日子柴可夫斯基感到很疲惫，但沙皇的嘉奖振作了他的精神。

　

第五章生命的辉煌

　
　
1。　自己的家


从1877年末到1885年这将近八年的时间，柴可夫斯基始终没有自己的固定住所，经常迁居。他把妹妹、妹夫在卡明卡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有时候梅克夫人的庄园或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的乡间住所也是他写作的好地方。秋天多是去国外，住在瑞士、意大利或是法国。冬季则往往去莫斯科或彼得堡，因为这个季节在这两个城市常有他的作品首场演出。

漂泊的生活过得久了，他越来越感到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安身之所，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大城市的喧闹是他不喜欢的，而离莫斯科、彼得堡太远又会有许多不便。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一份报纸上登了一则征房启事。应征者接二连三。进行一番选择比较后，他终于选中了离克林城两千米，位于赛斯特拉河畔的梅达诺沃村的一处住房。那里环境优美，住所附近是大片的田野和郁郁葱葱的树林，清澈的小溪从林中流过，给人非常安适的感觉。这里过去是一处富裕的庄园，如今花园已荒芜，花坛里杂草丛生。住房条件虽不算太舒适，但这毕竟是他自己的家。能有一个自由自在活动的天地，他感到很惬意。

他严格遵守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每在早晨7点30分起床，9点以前读英文，或是读文、史、哲类的书籍，然后稍散一会儿步，就投入一天的工作。下午1点午餐，午餐后散步。散步时几乎总是在构思乐曲，回来后又继续工作。有时他邀朋友来共进早餐，一起谈天、散步。只有自己一人时则从早到晚专心作曲。晚8点晚餐，晚餐后与客人谈天或是自己读书。晚11点进卧室，就寝以前处理一些信件，读点书。仆人阿列克赛办事井井有条，一切生活琐事作曲家都不必操心。

散步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事。他在村里散步时看到林中木房破烂不堪、矮小阴暗，非常同情那些过着穷苦生活的村民。他发现虽然这些人过着贫苦的日子，但他们并不抱怨，无论男女老少都显得很快乐满足。他被这种善于忍耐、坚强而又乐观的精神深深打动。当他看到这里一所学校也没有，他深深同情这里的孩子们。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事。于是，柴可夫斯基和梅达诺沃村中的一位神父包留勃斯基商谈共同筹建一所小学校，每年他捐助一笔钱支持他们办学。经过一番积极准备后，1886年1月20日这所小学校终于成立了。招收了28名男、女儿童入学。柴可夫斯基还去听了最初的几堂课。

柴可夫斯基搬入新居后，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时期的好友尤尔根松、卡什金、拉罗什等来看望过他。他们欢聚了一整天，喝酒、谈天，很开心。

在梅达诺沃柴可夫斯基着手修改《铁匠瓦库拉》，将歌剧中几场戏的音乐完全重新写过，有些地方删掉，增加了新的唱段，使这部歌剧变得更通俗易懂些。修改以后的歌剧定名为《女靴》。

在梅达诺沃居住的最初两年里，作曲家还写了交响诗《曼弗雷德交响曲》和歌剧《女巫》，还有一些钢琴曲和浪漫曲，像普希金作词的《夜莺》这首歌就是这一时期写成的。

此时，柴可夫斯基已被推选为俄罗斯音乐协会主席。他还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名誉成员。他开始更积极地投入莫斯科的社会音乐生活，不再躲避人们，重新恢复了与巴拉基列夫、斯塔索夫的交往，加强了与老朋友的联系。

从1885年起他出席每年音乐学院毕业班的考试，参加讨论音乐学院教学大纲和音乐会演出曲目，并参与处理有关组织和行政方面的工作。这期间他促成了塔涅耶夫继尼·鲁宾斯坦之后担任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职务的任命。虽然就他的天性，喜欢独处一隅专心创作，但是他又认为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为促进俄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而努力也是他的责任。他曾提议每一次音乐会都从国外邀请一位新的指挥家或知名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出席，以扩大俄国音乐界与国际音乐界的交流与合作。柴可夫斯基与国外许多音乐家有交往，他承担了聘请他们的任务。此后，各国音乐家先后到莫斯科演出，如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小提琴家加里尔什、歌唱家费尔斯特洛娃—劳杰列洛娃和弗洛良斯基、德国小提琴家布尔麦斯特、女钢琴家孟泰尔、法国指挥家科洛纳、长笛演奏家培方涅尔、苏格兰钢琴家莱蒙德等人都先后来俄国访问演出。俄国乐坛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2。　困惑


柴可夫斯基崇尚古老，对历史有特别的爱好，对18世纪有特殊的感情。他喜欢读有关历史的杂志和小说，像《俄罗斯档案》、《历史学报》、《俄罗斯考古》这样的杂志都是他每期必读的。1878年他在给阿纳托里的信中说：“我惋惜过去，寄希望于未来，永远不满足于现在，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依恋固有的、习惯了的生活模式。他痛苦地看待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他觉得这些变化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柴可夫斯基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发生过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冲击着旧有的生活方式。1861年的改革以前，柴可夫斯基就已对这些变化感到不安。他不能理解革命民主派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洛夫等人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派①的积极活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所发起的反君主运动公开号召推翻沙皇。这些人和其他的平民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们在政治观点上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要求争取破坏现存的俄国社会制度，这使柴可夫斯基反感，特别是恐怖分子的行动更引起他的愤慨。柴可夫斯基对先进的知识分子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们反对暴政，反对压制个性自由，反对横行专制，这些都是柴可夫斯基所赞成的。然而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一样，都担心激进派的势力会破坏旧有的生活进程。柴可夫斯基有时对俄罗斯一些丑陋、落后的现象也曾表示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出自对祖国的爱，他并不希望根本变革。他希望俄国社会生活方式有所改善，但他却没有实现这种改进的实际设想。当梅克夫人对俄罗斯的现状提出指责和反对时，柴可夫斯基和她争辩道：“我坚决不能同意您在信中说的，我们这里不好、黑暗、腐朽等等。”“我亲爱的，我觉得您对俄国的看法过于阴暗失望了，毫无疑问，我们这里还是百废待兴的局面，还有许多不对和没有秩序。但在哪里完全好呢？可以说出一个国家吗？哪怕是在各方面都好的欧洲！”柴可夫斯基是1885年这样写的。当时他已走过世界许多国家。西方议会制，西方的先进的经济成果并没有使他信服。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在各国都有很多令人不满之处，到处都有政党的争斗，尽管表面上民主、自由，但实际上存在着互相仇恨，到处都有危机和各种程度的混乱无序。柴可夫斯基相信伟人的作用，他相信伟人的善心、正义，他相信只要伟人顾全公众的福利和采取明智的措施，社会就可以进步。柴可夫斯基有这种观点是不奇怪的，他出身贵族，受的是特权阶层的学校教育，他远离政治运动，又专心致志地投身于音乐艺术之中。他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两次见面谈话，亚历山大三世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很重视他。这都影响到他的政治观点，使他对“开明君主”抱有希望。
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1845…1849年在彼得堡出现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小组。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他是在意大利听到的，当时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难道这一次还不能将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毒根拔掉吗？”

他痛恨恐怖主义、暴力和对人的压迫，他和他的社会生活范畴的人们一样并不深刻考虑这些对抗行为出现的原因，只看到由此而产生的结果。

柴可夫斯基也是有民主思想的，他曾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觉得沙皇如果能召集来自全国的代表共同商讨如何消除这些毫无意义的革命活动的可怕现象就好了。没有俄国公民参加管理，就不会有较好的未来。”

他的民主倾向还表现在他对十二月党人的态度。他的妹夫是十二月党人的儿子。达维多夫一家与十二月党人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虽然柴可夫斯基没有直接发表他对十二月党人的看法，但是从他对一些与十二月党人有关的文学作品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十二月党人抱同情态度。

对柴可夫斯基来说俄罗斯永远是神圣无比的。他说：

“我没有见过比我更热爱俄罗斯母亲的人，我爱她的总体，也爱她的部分，我热爱俄罗斯人、俄罗斯语言、俄罗斯的思维方式、俄国人的美丽、俄国的习惯……我憎恶那些先生们，他们借口在俄罗斯生活不舒适，情愿饿死在巴黎的某一角落，他们谩骂俄罗斯的一切，能够丝毫不觉得遗憾地在国外虚度一生。我恨这些人，他们把我最珍贵和神圣的东西践踏在污泥之中。”

柴可夫斯基认为决定俄罗斯命运和人类幸福的未来的是人的自我完善，而怎样达到美好境界又是他难以说清的。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也无法解释。他说：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忧郁的时代，只有艺术能吸引我们躲开这个沉重的现实。坐在我的陋室的钢琴边，我完全摆脱了令我困惑不解的恼人的问题。这可能有点自私，但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为公共利益服务。我认为艺术是人类所必需的。离开了我的音乐活动领域，我就不能为自己亲近的人服务。

柴可夫斯基也正是在自己的音乐中倾注了他真诚的情感，让他的音乐为人们铺设一条通向心灵的自我完善的道路。


3。　崇拜莫扎特


有的人不了解莫扎特，也不了解他的音乐，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古典音乐，他们觉得古典音乐很难懂，没有什么可吸引他们的。而有的人懂得莫扎特的音乐，但不喜欢，这是很奇怪的，尤其其中有的人还能头头是道地讲明他们不喜欢莫扎特音乐的原因。

梅克夫人就属于这一类奇怪的音乐爱好者。她不能接受莫扎特音乐的超凡的纯洁和美。她说：“他对一切是那样满足，他是那么安详快活，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那种完完全全的善良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特点罢了。有强烈内心感受的，又懂得许多的人，他可以很善良，但不可能快乐。”梅克夫人不止一次地说过，她喜欢充分表现人的情感的音乐。尝尽人世辛酸又具悲剧性格的梅克夫人说她很难在莫扎特的作品中找到能震撼她心灵的东西。其实，与其说是很难找到，不如说是她不愿意去找。在莫扎特的室内乐作品中，的确少有悲剧色彩，而在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中，比如他的最后几部交响乐和几首著名的钢琴协奏曲中，其实并不乏撼人心魄的乐段。

梅克夫人怎么也不明白，《第四交响曲》的作者柴可夫斯基会是莫扎特的崇拜者。柴可夫斯基曾用过很多办法使梅克夫人接受莫扎特的音乐。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您说我对莫扎特的崇拜是和我的音乐气质相矛盾的，但也许正是因为作为生活在本世纪的人我感到精神痛苦和压抑，我才乐于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寻找慰藉。莫扎特的音乐大多表现了生之欢乐，一种健康的、完全的、不受外界因素所左右的、天性直接体验到的生之欢乐。总的说来，我认为，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他的创作能力与他对某一位大师的好感毫无关系。比如，可以喜爱贝多芬，但在气质上却更近似门德尔松。也许，这正表现了两个极端相反的人却互相倾心，两位艺术家气质不同却可以相互喜爱。”

柴可夫斯基对贝多芬的态度是很有趣的，想真正懂得他的情感并不容易。1886年秋季，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自己的家里，在渴望已久的孤独中，在日记中写道：

可能，在我死后人们会想知道，我的音乐爱好和见解如何，而在这方面我很少发表口头意见。现在可以从贝多芬说起，对他当然是要赞颂和奉若神明的。可我是怎么看待贝多芬的呢？我对他的某些作品中的伟大之处表示敬佩，但我不喜欢贝多芬。我对他的态度令我想起了我在童年时对上帝耶和华的态度。我对他怀有惊异之感，但同时怀有恐惧之感（我的这种感觉迄今未变）。反之，耶稣却激起我的敬慕之感。他虽然是神，但同时也是人。他像我们一样受难。如果说，贝多芬在我心中占着类似上帝耶和华的地位，那么，我爱莫扎特却如爱一位音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