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的属意虽隐而不言，却由来已久。早在建炎三年兵变前夕，集英殿 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卫肤敏在驻跸问题上，尝应诏侃侃而谈：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钱氏节度二浙而窃居之， 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今四方，恢复中原，难矣。前年冬，大 驾将巡于东也，臣固尝三次以建康为请，盖倚山带江，实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险阻，以建不拔之基。
陛下不狩于建康而狩维扬，所以致今日之警也。为今之计， 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然长江 数千里，皆当守备。
对这一剀切中理之论，赵构虽无由反对，甚至被史家认为“上颇纳其言”
①，但四个月后的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升为临安府，成了实际上南宋王朝的“汴 京”。虽然在驻跸之类的朝廷要事上，当时没有谁会顾及清照有何见解，但今天，在我们把她作为思想家加以审视时，令人吃惊的是，不仅在这一问题 上，在与此相关的战和、外交等问题上，在本章开头所评析的清照“上诗”，简直与下列这则忠草之言异口同声：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靖康以来，分 为两事，可为鉴戒。”帝因从容语武备日：“今养兵已二十万有奇。”同曰：“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 者也。”②常同敢于当面揭皇帝的短，洵为有胆，而在外交问题上，清照同样敢于 同赵构针锋相对。在吏部员外郎魏良臣，阁门宣赞舍人王绘，辞往金国军前通问时，赵构向他们再次重申了其一贯屈膝让步之策：“卿等此行，不须与 人计较言语，卑词厚礼，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③而清照却对此冷嘲热讽：“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谁当可将命，币厚辞益卑！”④但可悲的是她作 为一个在朝政国是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女子，其见解再正确又有什么用？
在时人眼里，她很可能只是一个心高命薄、名重言轻的“无嗣”的嫠妇而已， 她只有做一些在当时无足轻重、在某种情况下又可能受到责难的诸如替人撰写“帖子”之类的应景事体。即便只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文学家，这样的处 境已经使她够难堪的了，然而她又同时是一个忧国伤乱、蒿目时艰的思想家，护下复位，太后撤帘。
② 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宋无《西湖》诗。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三。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三。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四。
④ 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其一。
岂不更增加了她的苦闷？她谢绝了乘着香车宝马来相召的酒朋诗侣，而躲到“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岂不就是一种与破碎的家国共命运的极深层次上 爱国心理的外化。基于同样的心理，她必然敏感到作为临时国都一大胜景的西湖，更是那班不恤国难、只图苟安享乐者的一大乐园。当年柳永和苏轼对 西湖之美的夸赞，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爱国情操的具体体现，而今清照面对愈加标致的西湖①哑口无言，则是为一种更加深沉的爱国悃诚所驱遣——西湖 愈美，人们愈留恋，谁还会把抗金报国。收复中原的大事放在心上呢？对于多虑而敏感的清照来说，其“过眼西湖无一句”，有无可能是对下述事件的 先觉和警惕呢？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记述了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在凡有井水饮 处无不歌柳词的漫长岁月中，金主完颜亮听到有人歌唱柳永的《望海潮》时，“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然完颜亮 的大举攻宋是在公元 1161 年，是时清照可能已谢世五、六年，但其篡位却在绍兴十九年（公元 1149 年，此时清照尚健在，还在教韩玉父学诗，并拟以其 学传孙小姐），对于这个嗜杀成性、乱伦败德的篡逆者的种种罪孽和野心，清照是可以有所耳闻的，当年完颜亮的从祖父正是因为对于宋朝，特别是汴 京的物华天宝的艳羡，使他产生了南侵之意，如今临安的西湖美景，诱其“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符合其侵略逻辑的。完颜亮所谓投鞭 之志的从产生到正式出兵南侵，无疑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段时间正是李清照的爱国情愫由强化到深化的过程。她之所以言不及西湖，除了担心国 人把它当作销金锅儿，还当同时担心它可能和汴京的诸多胜景一样重蹈覆辙。这是一种多么深重的爱国心事！对于这种心事，只有具备同样心志的岳 飞才能理解。
（二）
近“污泥”而不染为笔者所始料不及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竟遇到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 题，即本评传的传主和与她心心相印，美名远扬的历史人物岳飞，竟与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秦桧有着两种绝然不同的关联。岳飞和秦桧的关系尽 人皆知，后者是杀害前者的千古罪人。岳飞最终化作民族的忠魂，而秦桧则成了长跪在他坟前的铁铸的佞人，故岳、秦的关系径渭分明，无庸赘言。而 一言难尽则又须作出回答的是李清照和秦桧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以往人们出于一种极为善良的动机，不愿把李清照这样一个 高尚纯洁的名字和千夫所指的秦桧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他们之间实际存在的亲戚关系和必然的社会交往，采取了回避的办法，而这方面的始作俑者又当 是《宋史·李格非传》的作者。元人脱脱和阿鲁图虽是《宋史》编纂者的先后领衔人，而《李格非传》则不一定具体出自他们之手。看来此传的作者到 底是谁很难深究，似亦无须深究，需要追究的是其对李格非的态度如何，因为这会同时涉及到其对格非妻、女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李格非传》的作 者是把他的传主作为完人①加以描述的，而从其对某种材料的或“笔”，或“削”
中，亦可体味出其对格非妻的回护态度，如云：“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① 赵构曾指令保护、疏浚西湖。
① 这在本书第二章的有关李格非的段落作了较充分地评述。
文。”说她“善文”是有根据的，而说她是王拱辰的孙女，恐怕就是采用了“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而与一段很明细的宋人记载②相矛盾，并由 此流露出了其对史料的删削倾向。之所以特别点出格非妻王氏是“拱辰孙女”，就暗含着她不是别人孙女的意思，如果象庄绰所云王氏是元丰宰柜王 珪之父王准的孙女，那么她也就成了秦桧夫人的姑母。秦桧夫人的名声甚至比秦桧还要坏，促使秦桧最后对岳飞下毒手的竟是她：秦桧妻王氏，素阴险，出其夫上。方岳飞狱具， 一日桧独居书室，食柑玩皮，以爪划之，若有思者。王氏窥见笑曰：“老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也。”桧犁然当心，致片纸付入狱。是日 岳王薨于棘寺。③把廉洁贤良清白无暇的李格非一家，同这样一对阴险毒辣的狗男女连系 在一起，笔者同样很不情愿。但我们亦不应以感情代替史料！看来，《宋史·李格非传》的编撰者尚不具备把握上述原则的条件，它很可能出于对李格非、 特别是对李清照的回护，将王氏为“拱辰孙女”之说心付情愿地“笔”之，而将她为王准孙女之说则可能从感情出发加以“削”之了。这种纸里包人的 办法，竟然也维持了八、九百年无人质疑，直到近人王学初才第一次较客观地同时摆出了关于清照之母王氏血统的两种记载①，并令人信服地指出她是王 准孙女之说较可信。
关于王氏的血统，笔者既采用庄绰《鸡肋编》卷中的记载②，也就自然同 意王学初先生的上述判断，并进而认为与作为奸相的秦桧及其夫人有某种社会关系的并不是李格非夫妇③，而当是他们的女儿李清照和儿子李迒。李迒与 秦桧大致同龄并同朝作官，均为“日边红杏”——深得高宗信赖，李迒与秦桧的“工作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他们是否有更深一层的关系，这里没 有条件也没有必要作进一步考查，因为我们不是受命写《李迒评传》。对于作为传主的李清照的要求就不同了，必须弄清她和秦桧夫妇的关系到底如 何！
虽然秦家和王家的联姻可能和清照毫无关系，但其与秦桧夫妇的亲疏则 可以透出她的为人如何。这里尚须略加说明的是“亲疏”与“远近”不同，前者是指深层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后者则仅就亲属间的一般性的往来而言， 从亲缘和单纯的时空意义上说，李清照与秦桧夫妇既是表亲年龄亦相差无几，清照比秦桧只年长六岁，既同时生活在汴京，又同时生活在临安，甚至 李、秦的谢世也大致在同一年。如果把秦桧夫妇看作一团“污泥”，那么李清照肯定是常在旁边站的近“污泥”者。近“污泥”者就必然被“污染”吗？ 绝对不能一概而论！“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虽带有某种普遍性，但“不湿鞋”的也绝非没有；如果“不湿鞋”者被视为罕见的偶然现象，清照的举 动岂不愈加可贵！
自然界中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而李清照就好比是封建社会中的 一丛出水芙蓉，她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与“秦相公”这门表亲有一定来往，但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云李格非为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婿九人之一；秦桧系其曾孙婿之一。
① 《李清照集校注》第 210 至 211 页。
② 详见本评传第二章“出身相门的母亲”一段。
③ 据载秦桧其人前后不同，至其为奸相时，李格非夫妇早已谢世。
更多的是回避、谢绝！这方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即本书第四章在“格调凄 凉的晚景词”一节中解读其元宵词《永遇乐》时，总感到意犹难尽，其原因主要是那时对此词中的隐秘尚不便和盘端出。这种隐秘就是被清照谢绝的乘 着“香车宝马”“来相召”的“酒朋诗侣”的真名实姓。笔者在编写《李清照年谱》时将《永遇乐》系于绍兴十七年（1147 年），这当然是一种大致编 年，在这前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正是秦桧因与金人达成和议“有功”而为高宗所宠信、“红得发紫”的时候。在朝政方面清照虽然没有任何发言权， 其实她是反对议和最坚决的人物之一。在秦桧被俘前、朝廷不存在战和之议时，她与秦桧一家既有姑表之亲，亦当有“酒朋诗侣”之谊，但现在她绝不 愿再同参与杀害岳飞的佞人来往，故加以谢绝！
《永遇乐》中还有更为发人深思的一句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 语”，过去对此句的解读一般停留在说词人因其亲人赵明诚的亡故自己再无欢乐可言，而只能“听人笑语”！现在看来，虽不能说没有这层寓意，但其 难言之隐不在于此，而是向人暗示，此时发出欢声笑语的主要是秦桧及其随之升天的家人，岳飞父子及其部将张宪早已被杀害；“建炎复辟”中为高宗 出了大力的张浚，三十三岁执掌国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①，竟亦被罢；同样在建炎三年高宗蒙难时，韩世忠多方扈卫、力挽狂澜，所以 他与其妻梁氏曾受到朝廷很重的封赏，待遇尝视同宰执，此时意欲远祸的韩老帅自知其主战不得君心，遂请求退还朝廷一切破格待遇，于清寒中渡其晚 年；更多的重臣不是被编、贬，就是自动退避。所以“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所概括的绝不只是清照一人因丧偶而产生的孤苦心情，其所隐含的 当是秦桧擅政时期忠草之士禁著寒蝉，奸佞之徒无法无天的极度黑暗的政治 现状！②从另一件事中则可“反证”出清照对秦桧的态度，即她十分信赖明诚家 的远亲綦崈礼，在她因与后夫离异、诉讼而面临被判刑二年的惩处时，曾求助于綦崈礼，而爹遂予援手，清照仅“居囹圄者九日”，为此她对綦氏感戴 不已，特撰谢启。同一位綦崈礼，其对秦桧，则严加指斥：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听之专，更责寅恭之效。而乃凭恃其党，排摈所憎，岂实汝心，殆为众误。顾窃弄于威柄，虑或 长于奸朋。①看来正是綦崈礼亲手写的这段文字，在秦桧被罢相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 的作用。这段文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既填补了关于秦桧罢相史料的空白②，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深思李、秦关系的线索，即清照在面对“指控”和“被 指控”的与其同有亲故关系的两个人时，她义无返顾地把指控者綦崈礼视为自己的恩人，其对被指控者秦桧的态度则不言而喻。这是发生在绍兴二年的 事，到了绍兴十三年，清照因其文名被朝野所重，本应是“学士院”份内的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五。
② 这方面不论从史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