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二期说较适合于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 对于细腻的心 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眼下新的方法层出不穷，尤其是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泊来的文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等，与土生土长的“以意 逆志”①、“知人论世”②、“诗无达沽”③等传统方法，几乎是一拍即合。这种种力量凝聚成的合力，足以突破二期说的原有阵地，代之以三期说。
第四，在二期说被强化的背景下，不够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即使接 触到“文本”。也往往只是对其中所体现的“阶级性”、“人民性”等等特别关注。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文学的，所以在二期说中极少接 触到诗词学的范畴。而对于《漱玉集》的解读，如果不从捕捉作为重要的诗词学范畴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就绝无可能入其堂奥。李清照作品中意象的出 现和意境的建构，部有跨越时空的漫长发展变化过程。比如“梧桐”这一既可象征新生向上，又可寓托离愁、悼亡之意的意象，它在《漱玉词》中，不 是从“新桐初引”④一下子跳跃到”‘梧桐落”⑤，而是经过了“梧桐更兼细雨”①和“梧桐应恨夜来霜”②这样一个长期受到雨打霜冻的过程。二期说抹 杀了这个过程，硬把梧桐细雨《声声慢》作为后期的作品，从而造成了不求甚解，以至多处误解、曲解了此词的原意。
鉴于二期说存在上述不足，要想使李清照研究深入下去，看来应首先对② 孟棨《本事诗·情感》：唐崔护独自游春，遇倚桃柯之女。对之有所同意和感念，来年题诗左扉，有“人 面桃花相映红”之句。
③ 赵世杰等编《古今女史》卷一，明崇帧刊”。
①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②⑩⑨④年版。
② 《孟子·万章上》。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华书局②⑩⑧⑥年排印本。
④ 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
⑤ 李清照《忆秦娥》（临高阁）。
① 李清照《声声慢》。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
它加以改造。所以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传主的生平分成十个阶段。对一本 专著来说，这种较细的分段，便于对传主的身世和思想感情作较深入探讨。
如果从传主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将前、后二期说改为前、中、后三 期说，似以这样划分较为合理——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也就是从传主出生之年，到徽宗 大观元年（1107 年），开始屏居青州之年为止，共二十四年。
中期：也可以叫做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传主从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 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传主从四十六、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左右传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厘订的三期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期说的不足，不失为李清照研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有 力的证明。但也应该说明不能认为有了三期说，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它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点，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变”作为传主中年时 期的下限，这对于传写心曲的李词的研究极为有利。对于把丈夫作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运的是“既嫁”所必从 的丈夫和“夫死”应从的儿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实正是这样，在“靖康之变”后，赵明诚健在的近三年的时间内，清照词的题旨，可以说与整个中 年时期毫无二致。所以依三期说将此时的清照词划归中期，十分得当。而赵明诚一死，其词的题旨旋即大变，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叹”，亟变为对丈 夫充满深情的悼念。其诗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靖康之变”以前的篇目或咏史，或以诗代言替亲友打抱不平，或变着法儿感叹自己的身世。再说，那时 传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写诗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变”一发生，特别是当她来到金陵古都，其诗兴大发、诗思大变：“顷见易 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②。所谓“明诚在建康日”，即指其于建 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宁府其间。清照是于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宁，其循城寻诗，当在初到江宁的春、冬，或翌 年春，也就是“靖康之变”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为何，这里虽未确指，但时人却异口同声他说其时清照所作是这样的一些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此时主战派的著名将相宗泽已死、李纲被罢，当权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哼哈” 二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上述清照诗的讥讽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说将这类诗放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说的将它一刀切在后期。
第二点，如果说在追加惩治元祐党人的高潮过后和“靖康之变”以前， 北宋世事的变化一度出现了类似“死水微澜”之状，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中，也是几年、十几年无甚变化的话，但在赵明诚病故前后李清照的心态却 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把建炎三年、传主四十六岁作三期说中期的下限，是不够周密的，因为赵明诚是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传① 《仪礼·丧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 庄绰《鸣肋编》卷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诗说隽水》。
主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体到赵明诚的谢世之日，那又 可能被认为过于细琐。但以上两点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说之于二期说的优势，因为对李清照研究来说，一切应该以有利于解开其同中之谜为前提。所以三 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先兆。也可以说又找到了一把开动传主心扉的钥匙。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鉴于李清照诗、词中 反映的内容不一样，采用三期说，在分析她的诗作时，则应略予调整，尽量吸取二期说在这方面的长处。
（三）
精心为传主梳辫子尽管传主不时为难以言传的的不幸折磨得无心梳妆，或“任宝奁尘满”， 或“日晚倦梳头”，确实需要有人帮她把秀发梳理一下，戴上她心爱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从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这里所说的梳辫子仍然 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对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实加以编年。作品不能正确系年，会直接影响到对其题旨的理解，更发现不了其中潜藏的深意。以往对《漱玉 词》的不求甚解，或是误解和曲解，大都是因为不了解传主的行实，不能对其作品进行正确系年造成的。因为李清照从婚后不久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环境 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样，几乎散佚殆尽，幸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沦为散乱之珠， 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难以发光的夜明珠。前人为了探俪得珠，曾不惜潜入“九重之渊”，把传主的作品从已被焚毁、劫掠的《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或从 其同代人的编著、手泽等各种文献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地逐渐哀编成目下略具规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 首词（还有十余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诗（还有十余句失题之作）与文八篇，共计七、八十首（篇），但能够确切系年的诗、词、文，总共不到十首（篇）， 其绝大部分现存作品被认为无法系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一般来说，在无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会里，不用说是一向受性别歧视的 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视，就是作品分量相当的两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的，一位是在野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同样没有标明写作时间，那么为前者的 作品系年就比较容易，因为其行实见于正史或其他记载的机会多，而要为在野的或身居低级官吏的（犹如柳永那样）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则往往要穷 尽多方搜集之力，其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为封建时代的女作者的作品系年，难度则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们中的绝大 多数还必须深闭家门，而少数离开家门的，那就可能被关闭在宫、观等更加封闭的大门之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 难见天日，只能留在闺房内私下把玩。及至到了旧礼教被强化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步，那么女作者为其作品署名、标时，不仅是多余的，更可能 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烦，没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写作本身恐怕也不敢问津。
李清照的情况虽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动京师，但也仍然 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或议论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旧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的作品那样，随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册；加之在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条件下， 标志写作时间之类的事，一般不会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时随手写上何人写于何时何地的字样，在作品传抄中也极易被忽视， 久而久之便断了线索。还是 以李清照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党争株连，是时接连下达的诏敕，有的竟以“元祐党人”①及其子弟的诗文为非法之物。在传主被遣归原籍期间所写离 情词，尝随其书信“函致明诚”；即使在党争缓解之时，她悄悄回汴京小住，也只能下榻在“无限深幽”②的闺房之中，那里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门”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帘”②，阻隔着她与外 界的联系。此时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词，但却不敢外传，也就用不着署名、标时。在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过程中， 还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情 况是因为其作品中含有种种隐衷，即使传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于是就出现了对于题旨及写作时地的种种猜测附会③，这类记载愈是煞有介事就 愈能混淆视听，致使以讹传讹近千年之久；另一种情况是李清照其人很有棱角，其作品很有锋芒，而其矛头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陈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 礼教，以及那种“驵侩之下才”④等等。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卫道者老羞变怒，一旦惹恼了或触犯了那班小人，就会生出许多“无根之谤”⑤，使传主深 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时人认为不名誉之事的文字，便不敢公诸于世，加之对她的物议攻讦、流言蜚语屡见不鲜，其作品 的真伪尚且难辨，更不消说其作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现存《李清照集》中，存疑作品比例大，难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这是公认的两大难题。如果在这 种基础性的问题上，知难而止，仍然把一个带着种种面纱、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来越高，甚至是颇为挑剔的当今读书界，恐怕年轻 的和新生代的读者，不会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样迷醉于她，更何况这里是要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现今社会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 清照评传》这本拙著不辜负下列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 荣、幸福的明天！
① “元祐”是北宋哲宗时的年号，从公元 1086 年至 1093 年。哲宗继位之始只有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任用司马光、苏轼等，废黜王安石新法。高氏卒后，哲宗听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祐大臣吕大防、苏轼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间互相报复的局面。徽宗继位后，任用蔡京、赵挺之等，对元祐年间受到重用的大臣的惩处加码。对死者一一迫贬，对生者一贬再贬且罪及子孙亲友。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