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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益之二，待人以诚，不可言不由衷，流于作伪。十月初四日，“吴竹如来，长谈，彼此考验身心，真畏友也。”吴廷栋，字竹如，安徽六安人，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贡，通医术，时任小京官。道光二十年六七月间，曾国藩病困于京师客店，全仗吴廷栋的诊治与同乡欧阳小岑的护理，方逃得一条性命，三人从此结为挚友。吴廷栋嗜好宋儒义理之学，两人一度过从甚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66此番两人大谈做人之道。事后反省，曾国藩认为自己夸夸其谈，却一条都没有做到，“而言之不怍，岂不愧煞！”
吴廷栋走后，黎吉云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黎吉云，字云征，号月乔，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是同乡兼前辈的关系。“妄作深语”，意为故作高深；而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则待人不诚，犯了虚伪的毛病。
晚间访何绍基，“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怍，脸红惭愧的意思。谈字（即书法）何至于要惭愧？在于朋友是书法大家，自己有班门弄斧之嫌。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联捷成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何绍基学识渊博，“于经史、说文考订尤研审，旁及金石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文字。……性夷白，与人无町畦。见不善必面斥；改，复如初。故人咸亲其和而惮其峻。”67面对这样一位同乡兼前辈，曾国藩虽收摄少言，可仍不免于言不由衷。故于当日反省曰：“一日之间，三犯此病，改过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于日课中再做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69其我之谓乎？一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70
曾国藩还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举人，时任军机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面折人短，……无问新故、疏戚、贵贱、时否，一切蹙额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国藩家吃过早饭后，邵懿辰不客气地给曾国藩指出了几条毛病：“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72
其实，言不由衷，滥加溢美，不懂装懂，故作高深，妄发议论，待人虚以委蛇，等等，实在是人类的通病，不足深责。稍稍注意我们四周的人群，这类行为比比皆是，以至于大家都习焉不察。其实，生活于现实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明净如水。儒家所说的诚，无非是一种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伦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只能通过刻自反省，向这种境界努力，以有效地减削人性中的伪。此风于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谓包装、炒作之说，当今媒体中，自我表扬者，大言不惭者，四出作秀者，阿谀奉承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当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国藩等地下有知，怕是会更加郁闷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冯树堂处，看树堂日课，因与语收摄之方，无诸己而责诸人，可耻！且谈时心有骄气，总由心不虚故。”73冯卓怀，字树堂，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会试屡试不中，滞留京师，坐馆为生。后曾任四川万县县令。其“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74冯树堂与曾国藩同在十月初一开始日课，对于身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极大的敬意。“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75所谓收摄，收拢，保持也，讲的是心无外骛，静心自省的功夫。在对他礼敬有加的冯树堂面前，曾国藩不觉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大谈收摄的方法，事后自省，自己恰恰在收摄身心上做得很差。自己做不到，却仿佛行家里手般指授与别人，是为不诚。之所以会如此，无非冯是举人，曾是翰林，在出身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人往往会不虚心，以是不免“心有骄气”。76这也是有点地位、学问的人的通病。而在做人上，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别人，非但有违恕道，而且大有“作伪”的味道，长此以往，会堕于下流，确实值得他警惕。
教益之三，毁誉名利当头，不可患得患失。十月初八日，曾国藩为何子贞的画作题诗。晚间自省，“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何丹溪77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与子贞久谈，而言之不怍，又议（论）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早间题诗，晚间急于知道朋友对题诗的评价，本属人之常情。可听到称誉，竟心忡忡不能自持，则好誉之心深矣。又议论他人短处，凸现了自以为高明的心理。故国藩总结道：“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予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78
十月二十日之日课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毁誉，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国藩赴翰林院同事汤鹏80家女儿的订婚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81我们知道，曾国藩羁旅京师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节三敬补贴家用。别人得别敬，他觉得羡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于克制名利欲望，养成一种平常心，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多少得益于这种日常的心身修养。
教益之四，学问事功，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储才养望的地方，平时公事很少，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深造。研经读史，作诗练字……曾国藩原本也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可京师朋友多，交际应酬多，稍一松懈，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年届32。次日，他感叹岁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眼中云物知何兆，
今我过之讵足欢！镜里心情只独看。
龌龊挈瓶嗟器小，饱食甘眠无用处，
酣歌鼓缶已春阑。多惭名字侣鹓鸾。82
古人讲三十而立，曾国藩此时已跻身翰苑数年，在一般士人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功，但正在刻苦自励的他却并不这样看。器小易盈，虚度光阴，第三四句意在自我警醒。顾镜自怜，自己饱食终日，简直一无是处。鹓、鸾，都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类，在此譬喻自己不配翰林的称号。当日反躬自省，曾国藩把自己迄无所成，归结为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83
其实，因循拖沓，做事无恒也是人类之通病。人们或因心有旁骛，不能专精一业，沦为志大才疏，一事无成；或因懒惰因循，将本该今天做的事情推到明天，结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直到老之将至，方知道光阴虚掷的可怕与可悲。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孔子所言极有道理，是万古不易的箴言。早立志，早成功，人只有早立志，沿着既定目标持之以恒地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就如今日考上大学或博士的学子，总会松懈一阵子一样，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跃上枝头做凤凰，一时间反而迷失了方向。幸而京师文人间这股相互砥砺的风气，使之警醒，并给以他完善自新的动力。
教益之五，为人处事，宜端重自守。曾国藩赴朋友处饮宴，“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84后世人眼中的曾国藩，是被偶像化了的文正公。读他早年的日记，其活泼泼的人性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脾气火爆，好交友，喜游谈，善谐谑，常常耐不下性子读书。“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心浮不能读书”，“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读书悠忽”，“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醒早，沾恋”，“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日日有腼面目，与人酬酢而已”，“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因下人侵蚀钱项，忿怒不能释”，“归，房闼大不敬”，85凡此种种，日记中随处可见。所谓“沾恋”，指耽于某种习惯，而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如睡醒本该起床，却蜷于热被窝中迟迟不肯起身，是为沾恋之一例。而房闼不敬，则暗指夫妻间调笑戏谑之事。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常人所犯的毛病他也会犯，常人所有的缺点他也都有，读来亲切有味，好像他就生活在我们当中。
曾国藩之善谑是有名的。李鸿章与曾氏有师生之谊，咸丰九、十年间，李在湘军宿松、祁门大营做幕僚，对老师的风趣幽默印象深刻，他曾对曾国藩之孙女婿吴永讲过自己的观感。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86
当时曾国藩已是50多岁的年纪，却仍好谐谑，可见天性难违。
日课之初，曾国藩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兴奋得不得了，在家书中大谈心得。“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番话表现出，他已认识到科举与学问判然不同。科举记诵词章，为的是“卫身”，而“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读书人）劳心以求食者也。……科名者，食禄之阶也。”87他以自己为例，劝兄弟们博览群书，不要把精力耗费在墨卷上而“汩没性灵”。
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88
进德修业使曾国藩“聪明大开”，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学问，对从前引以自傲的科名之看法，有了本质性的改变。其实今日之应试教育也是如此，读书上大学为的是求得谋生的资质，离学问之道还远着呢。
至于“进德”，初入理学门户的曾国藩，胸怀抱负一下子宽阔了许多。“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华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89民胞物与，内圣外王，天地完人云云，都是宋儒倡导的理想境界，气象宏大，但实践起来很难。曾国藩此时沉迷于理学气象，以此告诫诸弟不要汲汲于科考失利这类小事，而要胸怀大志。要用《大学》之纲领指导读书，否则“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