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补任为日讲起居注官，同时直文渊阁事，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
但疾病却伴随升迁而来。道光二十五年春天，他忽然罹患了一种顽症，“自头面以达身体皆见癣斑，靡之有痒，搔之见灰。医人阅数十，银钱靡数百，洎无成效。”14此症时愈时犯，时轻时重，伴随了他后半生，从症状判断，应该是牛皮癣。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锐气，以致好长一阵子，折磨得他“颓散万状，搁笔不为一字，束书不观一页”。15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又是三年一次的大考，曾国藩仍居上游，名列二等第四名。“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16果然，到六月，曾国藩便一跃升任二品大员，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对此，他惊喜之外亦颇感自豪：“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7随后他又被派任为教习考试的总裁，成为该闱百余名中式者的座师，18仅门生们的贽敬银，就收入了二百余两。19
在湖南籍的京官中，随着曾氏的资望渐高，“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20挚友刘传莹，还乡后病死，曾国藩收检校刻其遗著，买石刻碑托送墓地。又有同乡举人邹兴愚，会试不售，贫病而死，全靠朋友料理后事；曾国藩撰写墓志，并代为买石勒铭。朝廷因水旱灾害蠲免地方钱粮，发放赈济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例当具折谢恩。曾国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义，大受同乡的推重，故自道光二十六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负一乡之望。从当年那个初涉京师，一身土气的青年，走到这一步，不过十年，仕途之顺，出人意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位列京堂，曾氏从此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银加饭银，共计四百两银子，家境纾缓了不少。“公官京师十年，俸薄不给于用，取资称贷；及官侍郎，每岁以其所得俸银数十两为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济族戚之贫者。”21可升官后，“应酬较多，用费较广”，还旧账，借新债，仍是摆脱不了寅吃卯粮的局面。年终岁尾，积欠的债务仍接近一千两银子。居京八年，曾国藩早有归乡省亲的打算，无奈手头拮据，竟不能成行。祖父病重，他只能要兄弟们返乡看顾。在家信中，他透露的想法是，若能外放为一任学政最好，三年任满，即可归家省亲。退而求其次，或派任为外省主考，能解决旅费问题，也可就便归省。22
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年年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今天的人怕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不难理解，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这类待遇。朝廷的俸禄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有养廉银的收入，京官只有干俸，若是存了做清官的心，欠债那是必不可免的。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恨可羞，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23
而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其家风与农家子弟本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天道好还的道理。由此看事看人便有了一种别样的眼光，进入到哲学的境界。所谓富贵繁华，终成过眼烟云，绚烂而归于平淡，才是人生常态。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24
话语平实，卑之无甚高论，只停留于独善其身的层面上。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于炙手可热的当口，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故名利当头之际，为官者大多患得患失，勘不破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而来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头，否则不会奋力于科举。但于八股之外的博览群书，志同道合朋友间的砥砺切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这个过程我们放到后面去谈，现在还是回到本题上来。
曾国藩外放的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他所期望的江西乡试主考的外差落了空，“南望家山，远怀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道）也！”25八月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了兵部右侍郎、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复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武举人复试阅卷大臣诸职，公事之繁忙，刻无暇晷。心情抑郁的他，甚至废然思退：“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愿）。”26十月，祖父星冈公去世，曾国藩请假两月，在寓所守制。孰料年底，皇太后去世，转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也薨逝了。治丧典礼，乃礼部职责所在，假期未满，曾国藩也只能入宫参与办理丧事。直到咸丰二年三月，大行皇帝的梓宫奉安下葬，丧事方告结束。其间，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又先后兼署了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之职。尤其是刑部的公事，忙冗异常，“竟日颠倒于簿书尘埃之中”。他办事认真，任劳任怨，皇帝派他兼职是鞭打快牛，并无真正的实惠。故曾国藩虽一身兼任五部侍郎，可薪俸仍然只是一份，以至于年终腊月，还要借二百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年。27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七月，行次安徽太和县境内的小池驿，曾国藩接到了母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从嘱咐儿子纪泽料理京师善后，安排家眷还乡的信中看，这十四年的京宦生涯，曾国藩非但没有分文积蓄，反而欠下了数百两新旧债务。以至于家眷还乡的川资，要靠收取赙仪凑集。曾国藩自奉清廉，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28
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29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这些钱后来还了没有，只有天知道。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30
俗谚，破家值万贯。京宦十四年，尤其做了大官之后，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可绝不是乡人乃至亲友们所想象的银钱。在给诸弟的家信中，曾国藩自况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31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32
果然，还乡之际，一身旧债，33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显宦高官做了十几年，到头来身背积欠，两手空空地还乡，在许多人看来，他这个官做得没味道。但今天商业社会所崇尚的金钱，却远不是那个时代衡量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尺度。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为知识分子（当时称作士）树立的人生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丁忧回乡那一年，曾国藩42岁，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中午。以仕途衡量，以一农家子做到二品大员，他算得上是成功者。以事业衡量，十几年循资升迁，庸碌无为，少有建树，他又是失败者。但以儒家所重的道德文章衡量，他却是厚积薄发，有着长足的进步，为其后半生的事业，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曾国藩，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之中，尽管祖父与父亲鼓励他读书，但在家塾与乡塾中，除八股制艺外，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更难得接触学识优长的师长与朋友。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曾国藩于此刻骨铭心，后来曾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3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即道光十五年，是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在京读书）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35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36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每逢会试之年，全国各省成千上万经过层层考试筛选上来的优秀学子汇集于此，有幸成为进士者，不过百余名，而能留在翰林院者更少。这些人，可称是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与这些人为伍，国藩自然境界大开。37谈到交友，他兴奋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38硕学鸿儒，青年才俊，有志之士，比比皆是，如行山阴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中式的士子，会结下两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一是门生与座主的关系。无论乡、会试，都有主考官与同考（阅卷）官，一旦中式，士子与考官之间就有了师生之谊，其中主考被称为座师，同考被称作房师，士子们则自称门生。二是乡、会试同年的关系。即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称同年，彼此互通声气，有着特殊的情谊。师生与同年之谊，会伴随他们终生，是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座主往往会对门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间也会互相照应汲引，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仕途上的极大助力。
曾国藩也不例外。他登第的那一科会试考官名位显赫，座师是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左都御史廖鸿荃，房师是刚刚卸任的山东学政季芝昌。有不少人揣测，曾国藩官运亨通，全在其座师提携。但从他留下的日记看，国藩于这些人，并无特殊的关系，除与同年们一起贺寿拜年而外，平时几乎不走动，也没钱走动。况且道光皇帝是个师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绝不可能被大臣左右。而戊戌科进士、翰林数十名，同样的门生座主关系，仕途蹭蹬，沉沦下僚者大有人在。所以，与其说曾氏以夤缘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运气好。两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从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谓简在帝心者是也。故一遇到优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于同年间的关系，则大为不同。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或同乡，或同年，或同事，往来过从者，皆跻身翰苑，极一时之选者。除定期会课39外，曾国藩每日里与朋友谈诗论文，酒食征逐，几乎日不暇接。“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40静下心来后，他痛自反省：“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