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12页。
180赵蕤：《长短经·臣行》。
18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27~228页。
18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0页。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国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县小池驿闻讣，二十八日即赶到九江，准备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乡。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银千两，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却遇到了顶头风，到湖北黄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达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长沙被围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胜悲痛焦灼之至。”1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尽快返乡。十四日自武昌启程，十八日到岳州，之后绕道湘阴、宁乡，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乡的老家。
到家当日，“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2其时，长沙攻防战已经开始，就在他到家的前一日，太平天国的西王萧朝贵，在扑击长沙南门的作战中中炮受伤。太平军如跑荒的野火，席卷湖湘，所过之处，不可向迩。好在湘乡不是太平军进军的必经之路，躲过了这一劫。俗话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国藩回到乡下，反倒多了几分安全感。在给滞留京城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颇为自信：“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3对于地方官绅请他出山主持湘乡的团练，他态度消极：“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纟志（黑色丧服。古代礼制：在家守制应服白色丧服，夺情出征则服黑），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纟志，显干大戾。”4但出于保卫桑梓的道义，他答应参与，但也仅止于参与末议而已。
九十月间，太平军数次穴地攻长沙城不克，粮秣给养渐渐匮乏，遂于十月十九日撤围北上。太平军在益阳一带掳获了数千只民船，于是泛舟直下岳州，清军不战弃守，太平军遂由水旱两路进入湖北，并于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军政官员死难。由于战场转移，湖南一下子松快了许多。但曾国藩却在这个当口，接到了皇帝下达给他的新任务。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寄发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一道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5曾国藩接到张亮基发来的咨文，已经在半个月后，当即准备上疏推辞。国难当头，朝廷急需用人之际，他为何如此呢？这就不能不由儒家的孝道说起了。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养生送死。在儒家看来，父母之丧是大丧，得知父母亡故的消息，儿子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都要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赶回家中治丧，也就是所谓“丁忧”。这个传统，现代中国人已经不甚了了，而在本书中还会不断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向今天的读者略作交代。
父母亡故是大丧，在依亲疏远近而划分的五等服制中属于最高一等，称作斩衰。衰音催，指孝服的下摆。传统中国人为死去的亲人服丧，要披麻戴孝，斩衰，指的就是用粗麻布缝制的、下摆不锁边的孝服，以此标示哀伤的程度与服丧的等级，丧服越粗砺，丧制的等级越高。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若母亲死在父亲后面，则母亲也可以享有这最高等级的丧制。若母亲死时，父亲尚在人世，为了凸显父权的尊严，母丧会减等为齐衰。斩衰按传统要服丧三年，服丧的实际时间是二十五或二十七个月，分为三期。周年之祭称为小祥，二周年之祭称为大祥，大祥过后不久为禫（音淡），淡然而平安的意思，三年之丧到这里便结束了，丧服也可以脱掉了。齐衰（音资催）指的是锁了边的麻布丧服，标志次一等的服制，服丧的时间也会缩短为一年。所以，父在为母服丧，又称为期年之丧。在丁忧守制期间，服丧者应“不听乐，不婚嫁，不赴举（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服官（不任官职），此所谓心丧，固万世不可改矣”。6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况对一别十二年，临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的母亲，他心存愧疚。母亲下葬不过数月，热孝期间出山做事，既违背礼制，也有违孝道，他是绝不愿意的。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咸丰元年，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忧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湘阴左宗植方官内阁中书，素悉公（即江忠源），为言于大学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办贼。祁公荐之。赛尚阿公遂奏调军前差遣。”7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曾去信责之以大节，劝江不要轻易出山。8进退出处，为朋友谋如此；现在轮到他，若尊朝命夺情出山，自己岂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吗？故在得知武汉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动摇。在接到张亮基咨文两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辞谢，并准备将折稿寄给留在京师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欧阳秉铨，要他将自己的意思晓喻在京师做官的朋友们，如袁甲三、毛鸿宾、黎吉云、邵懿辰、李鸿章、吕贤基等人，要他们不要向朝廷举荐他出来做事，陷他于不孝。9奏疏与书信写就，正待发出，郭嵩焘的到来与父亲竹亭公的训诫，却使他一改初衷，墨纟志从戎了。
曾文正公典试江西，奉太夫人讳南归。时贼方围长沙，文正公旋奉旨帮办团练。解围后，嵩焘驰弔文正公家。至湘乡县城，朱石翘（孙诒）方为县宰，为（我）发官（轿）伕两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致张石卿（即张亮基，石卿为其字）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父竹亭公），召语文正公，以嵩焘之言为正。（文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10
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起行赴省，于二十一日抵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此时在长沙，张亮基而外，尚有江忠源、左宗棠（时任张氏幕府）、罗泽南、王錱、刘蓉、郭嵩焘、郭崑焘等，旧雨新知，汇聚一堂，都是些志趣相投、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初到长沙的曾国藩，心情畅快，觉得很可以做一番事业，故家信中有“张抚台至明快，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11的乐观情绪。但转过年来，就收到朝廷派任张亮基收拾湖北残局的旨令。正月十一日，张亮基赴湖广总督任，江忠源所部随往，国藩的顺心日子只过了二十天就结束了。
曾国藩墨纟志出山，后半生大半时间都陷于与太平军的苦斗之中，所以，笔者有必要为读者补叙一下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天国及其领袖洪秀全，对其来龙去脉做一个扼要的介绍。笔者所选用的史料，主要是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文（原名TheodoreHamburg，音译为：西奥多·汉伯格）所著《太平天国起义记》（原名为：《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译者简又文改为《起义记》）。这部小册子中讲述的，多是洪秀全的从弟、后任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桌孜诺氖虑椤：樾闳鹛锲鹗潞螅颂颖芮寰募┎叮油愀郏渚佑诤轿拇Γ耸榧春菟那卓诮彩黾锹枷吕吹摹Ｊ鞘�1854年出版于香港，距金田起义爆发不过四年，距太平天国建都于南京不过一年，时间既早，又出自当事人口述，既权威又可靠。据译者兼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先生称：“历来欧美人士之研究太平天国者，咸以为此书为最真确可靠之史料。尝考吾国官书或私人著作关于洪秀全身世及太平军初期历史之种种记载，其详实可靠，无能出其右者。”12
再一种可信史料则是张德坚所编纂的《贼情汇纂》。张德坚原是湖北巡抚衙门的一名巡捕，出于职业敏感，每每将有关太平军的资料详细记载，汇编成册以供当时的军政上司参考。但上司们于此多不甚措意，直到遇到曾国藩，才真正受到重视。曾国藩将缴获的太平军大批文书与他的资料比对后，发现其资料相当准确，遂给以薪资和经费，于武昌设立采编所，搜集整理太平军方面的情报。以张德坚为总纂，集中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书生从事这件事，其中多数人曾与太平军有过实际接触。太平军再陷武昌后，这批人转移至长沙。从咸丰三年至六年，他们通过审讯俘虏，询问被裹胁后逃脱的民众与太平军活动地区的百姓，分析缴获的大量敌方文献，编辑整理出了这部几十万字的情报总汇，详细记录了太平天国的领袖、将领、人员构成、官制、军制、宗教礼仪、文书制度、给养来源与行军作战方式等系统资料。由于是供给湘军作战的情报，所以与一般炫耀武功、贬低诬蔑敌手的清方官书不同，其可信程度极高。简又文先生称之为“清军官书中之最有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者”。13可惜此书资料截止于天京事变之前，缺少太平天国中后期史料。
另一部可资凭信的史料就是著名近代史大家郭廷以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郭先生广搜史料，选材精当，参订互证，钩玄提要，为太平天国作了一部日志体的长编纪事，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工作，嘉惠学林，功莫大哉。罗家伦先生称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是将来写太平天国信史不可少的一部根据书”。14简又文亦称其书为“极便利极有用之研究工具书”，甚至以之为可以直接引用的“权威之作”。15
再有就是太平军后期主帅李秀成及其他诸王被俘后的供辞，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参与者与领导者，所言为第一手史料。再就是敌对双方大量文献档案、战争亲历者的各种笔记、回忆等等，辅之以后人较为严肃之著作。总之，以当事人之言证当时之事，尽可能揭示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是本书撰写之宗旨，故无论于曾国藩方面，还是太平军方面，都要以第一手材料说话立论，这是笔者采撷史料的基本原则。
接下来介绍曾国藩与大清国的对头、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其人。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秀全是其“得道”后的自号。“全”字拆分后为“人王”，加上他小名中的“秀”字，合为新名，寓天命在身之义。洪氏是宋代自中原迁居于广东的客家人，洪父名洪镜扬，世业农，居于广东花县的官禄村，与元配王氏，继配李氏共生有三子二女。长子洪仁发、次子洪仁达，长女名洪辛英，季子便是洪仁坤（秀全），行四。次女名洪宣娇，即后来嫁给西王萧朝贵者。一说洪秀全为李氏所生，与两兄为异母兄弟。16洪父在当地声望甚高，是村中长老，洪秀全幼时，则“品行躁暴易怒，且好自尊自大。每与群儿嬉戏，必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莫敢不遵。稍有拂逆其意者，辄挥拳击之，以故全村儿童均甚畏其严厉之性。”17
洪火秀7岁开蒙，入村塾读书，据说五六年间，已能熟诵四书五经。自13岁起，开始应童子试，据说县试时成绩不错，唯独过不了府试这一关。这期间发生过一件事，后来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之影响。道光十六年春，他在广州（花县隶于广州府）参加府试时，曾遇到过两个在路边传教之人，其中一个名梁发（又名梁阿发）者，塞给他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他当时一心扑在科举上，略微翻阅便置诸脑后了。
道光十七年、二十三年再试，又都名落孙山。屡试屡挫，洪秀全从13岁考到31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虚耗殆尽，却仍未能获取秀才的功名，他也由此步入了老童生行列。应试而外，洪火秀所能做的就是坐馆当塾师，挣些糊口之资。以他自幼争强好胜的个性，屡试不售，肯定对其精神与自尊是重大的打击。在道光十七年那次失败后，急火攻心的他，病倒了。他的病，从幻视幻听、狂躁不安与谵语等症状看，应该是中医所说的癫狂，即因情志郁结而导致的神思错乱。
在此卧病期间，彼连续入奇梦，见异象多次。最初，见多人对彼欢迎招致。初以为此乃死亡之征兆，于是召其父母及家人等至病榻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