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安徽一老人称骑摩托免费捎带陌生人被罚3万元，当地运管处对此有言，顺路免费带人“违反基本常理”。老人上告此事，当地法院支持运管处的决定，提出上诉后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拉锯扯淡当中，四年过去了。
这里令人有所思考的当然是这个“基本常理”。想必对此大家都觉得很诧异，就像当年南京彭宇案的判决一样令人诧异。无论彭宇案最终是个什么结果，那个“通过常理判断”的判词就足够把这份文件钉在法律的耻辱柱上。这样的一种常理，经常是把官府所认定的常理强加在老百姓头上，让人误以为他们是用自己的龌龊代替了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常理。
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倒是想说说自己所能理解的社会与法律方面的“基本常理”。
首先一个基本常理是“无罪推定”。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有罪前是无罪的，这个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常识，而我们这里虽然对于权利的保护反应缓慢，至少也用“犯罪嫌疑人”取代了尚未判罪就被称为“犯人”的公民。当一件事发生之后，如果您太早动手而没有捉奸在床的话，哪怕是知道这里有猫腻儿，您也只能等下次再翻找垃圾桶里的避孕套去验DNA，而不能说看上去两人像奸夫淫妇就把他们沉塘。
第二个基本常理是从第一个常理出发，叫做“善意推定”。虽说咱们这里经常有各种腐败官员与黑心商家，包括很多黑车摩的，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存在，不然咱们这个社会早就变成相互扔屎橛子的地方了。最近咱们这里号召学雷锋，但要是按照安徽这个运管部门的逻辑，雷锋那点儿津贴估计罚款都不够，必须要借高利贷才能做好事了。对一个人的行为善意推定，是一个社会是否保留有正常价值观的标志。当我们都对陌生人进行了恶意推定的话，肯定是哪里出了毛病。而如果只有政府部门对公民做了恶意推定，肯定是他们的心理极度扭曲，尤其在从上到下都号召学雷锋的时候。
第三个基本常理是在善意推定之下的“善意执法”。不可否认的是，老人即使是完全无偿的搭载某人，如果一旦出现事故，双方的责任很难认定，尤其是摩托车这种不算特别安全的交通工具。如果对此作出纠正，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而不必处以高额罚款。这与城管之类的执法有类似之处，小贩们肯定是对城市的公共空间造成了一些影响，但善意的执法是在公共空间的治理与小贩的生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们的公共管理往往忘了“善意”这个先决条件。
您看，我所说的这三个基本常理都围绕着一个“善意”，无罪推定本身也是善意在法律方面的表达。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现我们在小圈子里可能得到善意，而在整个社会环境当中感受不到善意，更多的是提放与戒备，这也包括我在内。为什么如此？我的答案是：在一个政府主导着恶意推定的社会环境下，民间的普遍善意无法正常发展。如果您不相信的话，请去一些坚定执行上述基本常理的国家看看他们帮助陌生人时候的笑容吧。
有些孙子为什么能喝国产奶
奶制品出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了，作为乳协理事长的宋昆冈自然是要出来说上两句的，这一说就遭致很多质疑，因为他说的是乳制品质量目前“历史最好”。对此，他解释道，乳制品质量抽检结果是99％以上合格，从时间纵向看的确是历史最好。乳制品企业三年整改成就显著，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质疑。为此他还举自己家人为例，“其实我自己的孙子，喝的就是国产奶。”
别人家的孙子喝什么地方的奶，想必是个人选择，咱们谁也不好干涉，但很多有条件的人让自己的儿子、孙子喝国外的奶也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个事实则是很多没有条件的人，只要给他这个条件的话，大概也是会选择崇洋媚外的。真心实意拿着独生子女冒险支持国货的人想必还是有的，只是不知道占多大的比例。
要说现在咱们的奶制品是不是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可怕，我看这事儿确实不见得，而且质量比之以前那些年有所提高，想来也是事实。这话要看怎么说，当年别说电脑了，就是电视都算奢侈品，现在生活是不是好多了？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这个就是宋先生声称纵向比较的妙处：自己跟自己比，原来生活就很差，从餐餐的水煮土豆到用酸辣土豆丝下白米饭，谁说这不是进步？只是这个不好横向比较的，一旦走出去看看邻居餐桌上的红烧肉，那点儿沾沾自喜也就成了过眼烟云。中国很多事情可作如是观。
而前段时间引发的关于乳业新标准的大讨论至今尚未有结果，不知道这位理事长是否知道，在新的标准之下，乳制品的合格率当然不是问题，一般来说，行业标准都是越定越高，咱们这儿居然出现了标准降低的奇迹，标准降低自然合格率就高企，这个道理怕是不难懂的。
其实整段话里，最令人腹诽的倒不是上述这些矛盾之处，而是那句“我自己的孙子，喝的就是国产奶”。用自己的孩子声明自己的观点，这也算无可厚非，但您家小少爷喝的是随便从超市买回来的牛奶么？按照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经验来看，您作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要是喝奶都自己去超市买的话，未免可以入选“感动中国”了。
而且即使全部是国产奶也并不能说明问题。我本人经营着一家安全农产品配送公司，在寻求供货渠道的时候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算是有某些心得。在山东某对日韩蔬菜出口基地，一家日本人投资的企业专门生产对日出口的大蒜，原本我们以为会很贵，但问下来价格比国内市场上也没高多少，而且包装精美，连蒜皮都不破一点儿。这样的东西人家只针对日本出口，国内基本不做销售。
原因很简单，在国内销售往往得不偿失，回款就是个大问题，还有其他麻烦事儿等着。这话不是想挑动中日的贸易战与口水战，而是想要说明一个道理：中国不是没有好东西，也不是不能生产好东西，而是这些好东西往往是供出口或者到了有能力者的特供渠道，普通人是吃不上的。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现实，就会发现这种用自己孙子喝国产奶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做法未免过于无耻了，大概可以与“何不食肉糜”相提并论。在有些人看来，中国的食品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普通人没有交集，然后用这种没有交集的生活论证世界的美好。
有网友说过，解决中国食品问题的办法就是让领导们都去菜市场买菜，但这个逻辑不通的地方在于，如果能做到让领导们都去市场买菜，怕是根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怎么保护“公安鉴黄师”的身心健康
要是媒体不说，可能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公安系统内部还有“鉴黄师”这个岗位。该岗位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各种视频，然后鉴定其是不是属于淫秽、黄色的范围。大概在很多人看来，这实在不算是一个需要很高专业知识的工作，公安内部也没要求必须有电影、文学之类的专业学位，只需已婚、身体健康之类的通行标准即可。
但似乎公安的“鉴黄师”们自己对这种工作都感受颇深，实话说吧，您只要想象一下每天面对那么多海量的信息，其中肯定有不少是相当露骨的，平常大家看看这些玩意儿多少是放松，人家这可是带着任务，生理反应与岗位职责之间的天人斗争，就像看到过于性感的新娘之婚礼主持人，一方面要完成任务，一方面要按捺欲望。论说这对于从事此岗位的人之身心健康、家庭幸福，那是相当不利。
另外，这倒是让人想起当年狠抓思想道德的西方所经历过的趣事。那时候西方也没那么开放，大家对于各种淫秽信息都比较深恶痛绝，他们的做法是在法庭上当众朗读一段某作品的片段，然后问陪审团：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到这样的作品么？然后就完胜了。影像资料是某些人组成委员会，然后挨个审查影片，一旦有他们认为不适合的镜头或者台词，导演什么的就该倒霉了，至少也要发回重新剪辑。
后来，大概觉得有些事儿这么做对于个人与社会都没啥好处，毕竟一个社会当中有成人也有孩子，不能把标准都降低到小孩子与大人都能看的水平，让一个社会成为强迫的“童稚化社会”，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对于严肃作品的创作也不利，于是就弄出了一个分级制度，在保护孩子的同时，也让成人享受自己希望并且能够自主观赏的东西。
就此而言，他们那边儿的警察机构倒是轻松多了，这个活儿交给了比较专业的委员会去做，他们的职责是不让不符合观看年龄的人走到影院或者得到不该得到的东西。其实这事儿倒是比较靠谱，至少不用警察来判断什么是淫秽了，而且多少也算是有个标准，比如说多少程度的裸露是可以接受的。
要说保证从事此工作的公安干警身心健康，从他们肩头把这个责任卸下来是正经。
有事先找记者
我们这里记者难当是一个事实，抹杀良心固然胜任愉快，稍微还有点责任感都不会很快乐。最近听说不少事，都是关于记者的。比如说云南那地方有警察说了，记者与媒体就是该整治一下，不然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说这话的同时，那地方不但办了什么“媒体教育日”，还弄了个“义务媒体监督员”的职位出来。联系到当地的“躲猫猫”与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小学生卖淫案”，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也有的地方看上去没有这么恶行恶相，而是真的把记者当做某种沟通的工具与渠道。比如说目前正在提交审议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草案）》中有这样的相应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聘请新闻媒体基层记者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拓宽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渠道，及时收集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及相关社会动态。《草案》还规定，珠三角各市在接到涉及或者有可能影响区域内其他市的突发事件信息后，应当在一小时内向区域内相关市人民政府通报。
这事儿看上去似乎还是件好事儿，记者受到了合理的重视，沟通渠道看上去更加畅通。记者嘛，每天就是跑新闻，按说消息自然是最灵通的。
但仔细一琢磨，这透露出来的恐怕并非是什么好消息。您看，如果您有任何可以称为突发事件的事情发生时，您是直接拨打110、120、119呢，还是赶紧看看身边是不是有报摊，然后买上一张报纸拨打报社的爆料热线？做后一种选择的基本是神经病嘛。如果政府相关机构都不能及时掌握突发事件的消息，干脆把社会应急机制的火警啥的都交给新闻单位管辖好了，反正他们也未必能超过记者获知消息的速度。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此事背后的内容就颇为耐人寻味了。突发事件其实是不用劳烦记者的，实际上很多酝酿很长时间的事情，记者确实会比政府更早地知道。广州番禺曾因为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事，很多当地的居民走上街头散步，一直散到了市政府的大门口，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把散步留下的垃圾捡走回家。广州各家媒体看来是早就知道此事，所以早早地带上采访用的家伙等在那里了。而且广州市对此事件处理得不错，并未因为散步而干涉记者的报道。
这不免让人怀疑，所谓的“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其实是为这种事件而准备的，可以让当地政府尽早掌握“将要”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动态，以便早做预防与打算，至少比这次措手不及要准备充分一些。
说起来这也不算是坏事，如果真的能够消弭这种看上去是突发事件、实际上是早就酝酿的愤怒的话，大家都能省一点时间与成本。但这就要看是用什么手段来消弭了。是认真听取市民的意见，还是利用强制手段来控制局势，其后果恐怕大有差别。后者很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不过话说回来，不知道会有多少基层的记者会全心全意做这个信息员。就我个人对广州或者是全国媒体的了解来看，除了少数媒体之外，愿意干这个的不会太多。
表明社会责任的记者证
2012年记者节前，有两位“记者”浮现于大众的视野当中，一位是茅台的董事长大人袁仁国，一位是新鲜出炉、炙手可热的诺贝尔奖得主莫言老师。看到这两位的大名心中一惊，原来身价最高与最具知名度的记者隐藏如此之深啊。在下作为一个记者节出生的前记者，再次感到这行里实在是藏龙卧虎、酒香不怕巷子深。
话说记者证当年是个很神圣的东西，比如说您到火车站就会发现有这个证件可以到一个特殊窗口买票，到景点经常可以拿着记者证免费参观，以及有时候亮出来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