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件事我们知道了两个情况：特权车未必都是公务车，很多都是这样的人在使用。用金钱当然是可以交换到权力的，就像权力可以换到金钱一样，两者都是硬通货，而且互为表里。如果说特权令人痛恨的话，这种买来的特权就更为令人痛恨。因为特权的使用多少还有公务行为在其中，而买来的特权往往就真的是纯种特权，并且其嚣张的程度要超过真正特权很多倍。阎王总是笑嘻嘻的，分权的小鬼则永远凶神恶煞。
有时候我们会想，在这样隐藏着无数大鳄的城市里，我们普通人真是城市的主人么？这些权力主导的城市当中，真正的主人是“他们”，这些城市是“他们的城市”。有时候他们是在隐形操纵着，有时候也会如同冰山一角一样偶露峥嵘，让我等百姓看到这种真正的豪门恩怨与生活。但如果您不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可能根本感觉不到这种主导社会的潜流。
顺便说一句，这位被起诉的王烁先生当时29岁，起诉书上的学历是初中。您看，这就是真正有钱人与唐骏这样用野鸡大学装点门面的人之不同，他们甚至不屑于弄个起码的学历来装样子了，一切早都已经尽在掌握。这是他们的城市与未来。
中国的现代隐士
最近长沙有对儿四十出头的白领夫妇，放弃了优厚的城市生活与高薪，到了一处山野之地，捡着别人废弃的房子种地，而且很快就自给自足地过上了日子，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岁多的孩子。然后他们还可以上网发博客描述自己的生活，引来了无数人的羡慕。
话说这种隐士的生活一直是文化的一种追求，而且这个追求还不分东西方，各国都有对于这种生活的大量描述，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旅程当中表达过对于这种生活的向往，按照现代的话说，那叫做羡慕嫉妒恨。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基因，是对于群居生活压力的一种主动逃避与消极抗争。这两位从城市出走的原因也是于此。
前两天看到苹果公司的掌门人乔布斯说过的一段话：“从17岁开始，在这33年当中，每天早上我都在镜子里问自己，如果今天就是我生命中最后的一天，我今天原本必须要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的？如果连续有很多天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的生活就错了。”有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段话有些矫情，但如果真的能这样问自己的话，说不定我们的生活会幸福得多。那并非是成功人士在丰衣足食之后的想法，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反思。
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种反思更为让人看重，但也更为不易得。原因很简单，古代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做一个隐士所付出的代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几亩山田就足够让人活着了。而在一个刚刚跨入工业文明没有多少年的地方，社会的紧密结合与分工合作越发地明显，每个人都在一个庞大的网络当中，借助这个网络支撑自己的生活。这个生活未必是赚钱，而是所有现代生活的必需品都要仰赖这种社会网络才能得到，我们的生存技能已经极度退化，变得无法离开这个社会网络了——还有多少人会种地或者用柴锅给自己做饭呢？
而且在精神层面上，古代的隐士也早就渐行渐远。古代的隐士践行的是一种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的理念，除了为了躲避世情之外，更多的是寻求某种精神的超越。而现代隐士则更多的是厌倦与怀疑，那并非是躲避乱世，而是在躲避盛世的喧嚣。
但现代隐士也有比古代更为优越的条件，很多作出这种选择的人，往往具有身在物外而保持联系的能力。这两位还可以发博客描述自己的生活，就是现代隐士最为有趣的写照，他们可以通过离开社会的具体生活层面，但保持着对于社会的了解与交流，只是这种了解与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这也正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某些变化。原来的隐士们只能在离开社会与生活在社会当中二选一，所谓“大隐隐于市”基本就是自我安慰的话。现代隐士则可以通过现代技术使得自己既处于社会之外，同时也处于社会之内。这在古代是不能想象的，也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意义。
这种社会意义在于选择的多样性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经历过很长时间对于个人生活完全无法把握的时代，无论是螺丝钉还是一块砖，每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有一个别人帮你设定好的位置，而设定这个位置的人本身也是被另外一些人设定了位置。整个社会在一个固化的环境下窒息了创造力与前进的动力。也就是在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社会才进化到了可以让个人选择是天经地义的阶段，而且在物质上与精神状态上做好了准备。
当有些人在这种状态下作出了成为一个现代隐士的抉择时，就等于指出了另外一种人生的路径是可能的，由此更加强了个人选择与个人权利在社会当中的认同度，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社会发展是一种具有推动意义的行为艺术。而且可以告诉其他人，很多东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什么人间力量是我一定要奉承、一定要仰赖才能活着的。这与古代隐士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影响的范围更大、社会意义更深了。这是一种其他领域当中的“不合作运动”。
所以，当看到这些现代隐士的时候，让人心中涌起的未必全是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可能是改变社会的雄心，因为从这里可以知道没有什么能主宰我们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些训诫都是危言耸听的浮云。
年轻时保持基本良知
有一天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发在了微博上：“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定得太高不好，一个是生活会太艰难，二是还不知道世界其实很复杂，对错没有那么简单。年轻时保持基本良知即可，随着年龄增大、经验增多、社会资源更丰富，再把底线逐步提高。”结果被骂得很惨。很多人连看都不看“保持基本良知”这几个字，直接就认为这是我在教年轻人无恶不作，然后回头是岸。
这事儿倒是不太奇怪，因为咱这里的历史盛产不能达到的圣人，以及知道自己达不到、从而自甘堕落的庸人，就是少了知道自己的缺陷而努力做到自己最好一面的普通人。很不幸的是，一旦青年人受到了误导，往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订立了一个高标准，当在生活里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那种底线迅速降低到没有的程度，还不如直接因为不懂事儿堕落的人呢，因为不懂事早晚会懂事，懂了一半产生的幻灭感，那就完全没有底线可言了。
这事儿令人感慨的地方在于，我这辈子活到40岁，见过最多的就是理想主义者与号称自己有道德洁癖的人掉进粪坑，而坚守最起码底线人的，往往不会堕落。正所谓坚守底线、往往游刃有余；道德高标，最终婊子牌坊。
这话似乎与喝酒没有关系，实际上也算是酒桌上的人生总结。我年轻的时候，往往因为争强好胜而高估自己的酒量，高着高着就自己信以为真了。而且年轻就是资本嘛，别说少数民族先天带着几分酒气问世，就是凭借着多年习武练就的好胃口，喝倒一般人还是很容易的。尤其当自己吨数超过某个指标之后，我们把体重除以酒精，就会知道单位体积所能容纳的酒精含量。
到了对于自己有着基本认识，并且承担了某种责任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浮夸自己的酒量，如果岁数逐渐变大还这么喝，原本一天能缓过劲儿来的身体，必须要等到两天左右才行。这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认识，由此也能够认识到，当年觉得自己引以为豪的酒量，其实并非是真的知道能喝多少，更多的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而现在能够坦然说出自己不能喝多少，并且有了节制，是一种对于自己真正的自信。
可惜，有这种自信说不会喝酒的人很少，更多的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能喝，往往都是赴汤蹈火的路子。但只要您自己观察一下就会知道，凡是在酒桌上声称自己不能喝的人，往往酒量还可以，而且往往是整个桌子上在社会中最成功的几个人。
这就是提高自己的底线，脱离了单纯的拼酒与无意义的叫嚣，换得的是一种沉稳。不沉稳的例子还是有的。某人曾经跟着我们夜闯三家，闯到第三个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结果直接走到隔壁的房间挨个人敬上一杯。那桌的客人看来基本也是全部喝高，竟然没有发现这位并非是自己人，大家就这么吆五喝六地喝了起来。等我们想起去找这个以为掉进厕所的哥们儿时，旁边那桌基本都不省人事了。后来，当年同桌喝酒的人多少都有所成就，就是这位逞强到极致的人物，至今越混越惨。
所以说能够最终明白自己的基本底线在那里，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悬崖勒马的人才能得到最大的收益，逞强斗狠的人士，往往会倒在终局的半途。我是在几年前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才知道把自己酒量的底线提高，直到达到微醺的境界是多么难得，而说出“我不会喝”，是人生中最大的担当之一。
群众喜闻乐见就是个瞎话
据说咱这里对于文艺作品的要求之一，是“群众喜闻乐见”这几个字，但实际上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往往也是整肃的重点。网上曾有传说称谍战剧以及案情剧将被叫停三个月，对于小道消息我们应该是重视的，这次也不例外，没几天就有正式通知下达到了各大卫视，5、6、7三个月不播谍战剧与案情剧了。
关于这事儿请先让我们为编剧、导演、投资方默哀一下，在中国投资影视作品最大的风险不是艺术质量，而是各种政策风险，很多投资就是这么打了水漂。另外我们为群众默哀一下，因为喜闻乐见这件事再次被强暴了。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这个能放、那个不能放的指示实在是太多了，在我的印象里，上次是说很多情感剧不能放，因为涉及好多在某些人看来不太健康的因素，比如三角恋、不伦恋之类的东西，还有点儿小三儿什么的。问题是一个人循规蹈矩地谈恋爱、结婚、生子，最终买了块天价墓地幸福地死去，这种东西拍出来有人看么？生活没有冲突、变形，艺术也就没有了价值，这跟你是不是提倡正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但这个道理与倡导“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的人没啥关系，他们的职责从来不是考虑艺术如何，而是考虑社会风气、道德指数以及其他——其他属于那种不能言说的东西，你懂的。
为什么会如此？这个要从两个方面看，也就是说把“群众喜闻乐见”分成“群众”与“喜闻乐见”两个部分来看。
什么是群众？一般来说，群众就是指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堕落，但总是喜欢点儿俗事儿的老百姓。这么说吧，就是看《阿甘正传》会感动，但私下里也会看看三级片的人士。这原本应该是群众的定义，但在掌握群众定义的人眼里，这不算是群众。至于他们怎么定义群众是我们不知道的，就知道有时候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候说被一小撮人蒙蔽的人民群众。实际上我怀疑群众就是个幌子，是拿来作为一个形容词的。
“喜闻乐见”这件事也是要看判断的，谁的喜闻乐见？在原来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但现在有了很是先进的收视率调查之后，群众喜闻乐见早就是一个一个数字了，想知道群众到底喜欢什么并不难，难在装作不知道什么是喜闻乐见，然后睁着眼说瞎话地指导着群众应该喜欢什么。
所有事情的重点就在于这个“应该”二字。咱这里的艺术还是其他什么都是领导们“应该”的结果。这么说吧，群众喜闻乐见其实不过是领导们的喜闻乐见，或者说甚至都不是领导们的喜闻乐见，因为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咱也都知道，不会比群众高尚到哪里去，“文革”的时候那些内参小电影就是证明。这是领导们觉得群众应该喜闻乐见的成果。
说起来咱这里总是抱怨得不了什么奥斯卡奖，想必都是被这种喜闻乐见剥夺了自由发挥能力、自由发表能力的结果。
以遮羞布爱国的荒唐闹剧
报载，在《功夫熊猫》上演时抵制行为艺术的赵半狄又出名了，这次是他把一贯摆弄的卡通熊猫弄成了时装，到巴黎做了个时装展示。其中，有“二奶”、“贪官”等形象。当然，一如既往地遭到了大量的批判，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卖国辱华”。大致的意思是说，这些形象在国内展示是没有问题的，拿到国外去就违背了“家丑不可外扬”的道德准则，并且把熊猫这么可爱的国宝打扮成如此，未免有损我国人的形象。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把自己不好的地方展示出去就等于是卖国，要是把这些东西封锁在国内而别人不知道就算是爱国。这个论断能推导出一个很尴尬的结果，那就是闭关锁国的老佛爷慈禧是最�